景杰生物IPO：收入确认、客户核查与技术滞后引发的财务造假与利益输送质疑 难以符合创业板高标准要求

自2023年1月通过创业板上市委审议以来，杭州景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杰生物”）IPO进程却陷入了异常的停滞。

本应凭借其在蛋白质组学技术服务和抗体试剂领域的技术优势，迅速推进其创业板上市计划，然而至今仍未能提交注册材料。

创业板作为鼓励创新、支持高成长企业的平台，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成长性、治理结构有严格要求，而景杰生物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存在明显不足，难以完全符合创业板的IPO定位要求。

景杰生物的财务数据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其收入确认与应收账款的不匹配。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从1.16亿元逐年增长至2.21亿元，而应收账款却从1.16亿元飙升至1.78亿元，尤其在2022年上半年，应收账款的增速远超收入的增速。应收账款周转率的急剧下降（从10.85次降至1.07次）表明，公司账款回收的效率大幅降低。

这种现象值得深思，是否是公司通过宽松的信贷政策或虚增业务量来制造收入的假象？

企业收入的增长显然没有反映在实际现金流的改善上，反而呈现出财务数据中潜在的造假痕迹。

引入“景杰生信云平台”后，景杰生物的收入确认流程变得更加自动化，但这同时也带来了更多财务操作的空间。

客户通过线上签署完成项目验收报告的方式虽然提高了效率，但也增加了公司在收入确认时点上的主观操作可能。尤其在没有客户盖章的情况下，线上签字是否具备足够的约束力？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景杰生物是否通过这一平台系统性地提前确认收入，虚增尚未完成的项目收益，从而提升报告期内的财务表现？

紧接着是公司客户核查的流程问题。

根据景杰生物的业务模式，其客户大多为科研机构，交易过程通常由PI（首席研究员）或项目联系人负责确认，但部分PI仅以院系或科室的名义盖章回函，而非由一级单位或财务部门盖章确认。

这种做法虽然符合科研行业的惯例，但对于财务合规性和收入真实性的保障却十分不足。

是否存在某些PI团队之间通过共享账户来人为抬高交易量，甚至虚构业务量，从而给公司创造更多的收入来源？公司在客户核查上是否真正做到尽职调查，抑或是有意通过这种松散的管理流程来掩盖业务上的夸大？

更为严重的质疑在于，景杰生物的客户核查流程是否给公司通过虚假业务操纵收入数据创造了条件？

在没有严密核查的情况下，公司是否能够准确追踪所有业务的实际发生，还是存在部分业务完全基于虚构的交易，进而虚增销售额？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到公司财务数据的真实性，进而影响其上市过程中对市场和投资者的披露透明度。

从业务结构来看，景杰生物的核心收入来源是蛋白质组分析和蛋白质修饰组分析，但两者的毛利率差异显著，前者毛利率为75%，而后者则高达85%。这一毛利率差异的背后，隐藏着对公司业务结构合理性的质疑。

景杰生物声称蛋白质修饰组分析技术难度更高，工艺复杂，因此能够获得更高的单位收入和毛利率。然而，市场对这种解释并不完全信服。

公司是否有可能通过人为夸大蛋白质修饰组分析的复杂性和技术门槛，来提高其利润表现？这种做法是否符合财务审慎性原则，抑或是为了向资本市场展示更为健康的盈利能力而进行的包装行为？

技术路线的选择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考量点。

景杰生物主要依赖于数据依赖性分析（DDA）技术，但这一技术相较于市场上更为先进的非数据依赖性分析（DIA）和靶向蛋白质组分析（PRM）技术已经显得落后。

为何公司在面对更先进的技术时，仍坚持使用较为传统的DDA？这种技术滞后是否表明公司在研发投入上存在不足，进而无法跟上行业技术革新的步伐？更关键的是，如果公司无法在技术上实现升级，未来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是否能够持续？

在当前创业板对于创新型企业的高标准要求下，景杰生物的成长性、技术创新和财务透明度都面临严重挑战。

其能否顺利通过IPO审核，取决于公司是否能及时整改这些关键问题，并向市场提供更多的透明度和真实数据。

否则，这场IPO或将成为一次资本圈钱的泡沫，而非企业持续发展的良好开端。

2015年是发展的关键年份。

在这一年，景杰生物的实际控制人之一蒋旦如，以极低的价格将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了著名科学家丁健。根据公司披露的内容，蒋旦如以1元/注册资本的价格将75万元的注册资本份额转让给丁健，并给出的理由是，丁健为公司制定了战略规划，提供了前瞻性的业务建议，并在人才引进方面给予了帮助，因此公司给予他股权激励。

这一看似合理的股权激励方案背后，却隐藏着复杂的利益纠葛。

这笔股权交易的价格差异令人疑惑。

丁健的入股价格仅为1元/注册资本，而在同一时期，由绿谷制药董事长吕松涛掌控的上海江村市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江村”），以12元/注册资本的价格入股景杰生物。

为什么同样是参与景杰生物的股东，吕松涛要支付远高于丁健的入股价格？这其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可能？股权激励本应是为公司核心人员提供长期激励，但如此巨大的价格差异是否违背了市场的公平原则？尤其是在股权激励的制度安排下，内部高管获得如此大比例的低价股权，不禁让外界质疑公司是否存在利用股权分配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到了2016年，景杰生物与绿谷制药之间的资本纽带更加紧密。

景杰生物通过与上海药物研究所（以下简称“药物所”）的合作，加强了自身的科研实力和技术积累，但这种合作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多资本运作的目的？作为景杰生物的第二大股东，上海江村持有公司24.65%的股份，而上海江村的背后正是绿谷制药董事长吕松涛。

这意味着景杰生物与绿谷制药在资本和业务上已经形成了紧密的关联。绿谷制药是否通过其控制的上海江村，影响了景杰生物的决策？公司与绿谷制药及药物所的合作是否完全公开透明？

时间来到2020年，景杰生物的估值突然飞速上涨。在这一年，公司股权的转让价格从4月的50元/注册资本飙升至10月的150.60元/注册资本，公司的投后估值也从8.3亿元上升至28亿元。

短短半年间，景杰生物的估值增长了近三倍。这种迅速增长的背后，是否有合理的业务增长支撑？

或者，这种估值飙升只是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运作手段。

更为令人关注的是，丁健在这一年实现了从景杰生物的完全退出。

在2020年，丁健以极低的成本迅速出售了其持有的所有股份，获得了超过8300万元的巨额回报。从入股时的1元/注册资本到退出时的150.60元/注册资本，丁健的投资在短短五年内获得了超过百倍的回报。

到了2021年，景杰生物与绿谷制药及药物所的资本联动进一步深化。

根据海和药物的招股说明书披露，丁健通过复杂的股权交易，低价获得了绿谷制药和西藏南江的股份，这种资本操作的模式与景杰生物的股权激励如出一辙。

通过这一系列操作，丁健和绿谷制药都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到了2022年，景杰生物冲刺创业板IPO。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景杰生物的IPO之路并不平坦，其上市前景将面临巨大不确定性。

质谱仪，这一被视为景杰生物核心竞争力的设备，正是外界对其提出疑问的起点。根据景杰生物披露的招股书和环评报告，截至2021年，公司拥有13台质谱仪，型号为timsTOF Pro或Orbitrap Exploris480。

这些设备对于景杰生物的业务来说至关重要，因其直接影响蛋白质组学分析的产能。然而，在其后续的问询回复中，设备的型号和入账时间与此前的披露存在明显不符。尤其是有5台质谱仪的型号与最初披露的数据不同，且某些质谱仪的入账时间比项目验收时间要晚。

如此前后矛盾的披露，令人质疑其是否存在故意夸大设备数量和性能以提高其资本市场形象的行为。景杰生物是否通过虚假披露或误导性数据来在IPO过程中提升其市场估值？

更令人费解的是，质谱仪的入账时间与实际采购记录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对公司财务操作的怀疑。

2020年采购的质谱仪竟然在2021年底才完成入账，这种延迟入账的现象是否意味着景杰生物在财务操作上存在问题？特别是，这种操作是否是为了在某些时段虚增资产或调整财务报表，以掩盖公司在生产和运营上的困难？是否存在景杰生物故意延迟入账，以规避监管审查，甚至进行财务报表的操作以提升公司业绩的可能？

同时，质谱仪的租赁情况也是外界质疑的重点。

景杰生物虽然在招股书中提及了租赁质谱仪的情况，但却未详尽披露租赁设备的数量、合同细节和使用情况。租赁质谱仪的费用高昂，通常需要详细说明，以确保财务的透明性和完整性。

除设备问题外，景杰生物在财务数据披露中的低级错误也进一步削弱了其在市场中的公信力。

在招股书中，公司试图通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毛利率对比，展示其盈利能力。然而，景杰生物错误地将华大基因的综合毛利率当作主营业务毛利率进行披露，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这一错误无疑会误导投资者对景杰生物盈利能力的评估。景杰生物的财务数据披露为何会出现如此明显的错误？是简单的疏忽，还是为了通过调整数据来美化财务报表、提升市场信心？

此外，景杰生物的质谱仪设备不仅在披露上存在问题，其高昂的维护和运营成本同样令人担忧。

根据市场公开数据，timsTOF Pro和Orbitrap Exploris480这类高端质谱仪的市场价格分别高达300万至500万元人民币，而其维护成本通常占设备价格的10%至15%。这意味着，景杰生物每年在质谱仪的维护上可能要花费近500万元人民币，这对于一家拟上市的公司来说，必然会对其现金流和盈利能力带来巨大压力。

景杰生物的质谱仪依赖性、设备采购与维护的高成本，再加上财务数据披露中的低级错误，不仅使外界对其上市前景产生了质疑，更使其是否真正符合创业板高成长性和高创新性的定位产生了怀疑。

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觉，确保其上市过程中所有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透明性，以防止市场被误导或存在违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