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华大集团做到了女性最高职位，现在又做了一个惊人决定！

人才成长都是有规律的，有迹可循

孟凯：最近读了您新出版的大著《人才基因》，您在书里提到，个人的成长都是有规律的，有迹可循的，应该说是一个优秀人才的成长应该是有规律的、有迹可循的。您能就优秀的人才、优秀的企业家，以及结合您自身的成长路线讲一下，您指的这个规律是什么吗？

朱岩梅：我一直在思考，特别是管人力资源见过很多人之后，思考为什么有些人即便是名校毕业的，依然有很大的瓶颈；有的人即便可能因为家庭原因、出身原因造成阻力（农村的孩子和北京的孩子想考北大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最终还是成了才。为什么这个人不能成才或者说到一定程度就瓶颈了甚至折损了，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在书里面写了很多植物的案例。我不仅要去思考人才的问题，还很有兴趣地读了很多植物学的东西。比如，山毛榉，其实任正非也说过这个树，还有桉树，我了解了一下这个有毒的树，看了很多植物学的书。我是植物爱好者，不能说多么专业，但真是爱植物。在这个过程中，给了我很多关于“什么是人才”的思考。

冰山模型是 1973 年创办的，半个世纪以来冰山模型被广泛应用，当然现在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型。但我想如果把它用于人才还是有点不够准确，因为冰山没有生命。有一天就突然想到“树”这个形状，我就想如果用“树”来形容人才，分解一下不同的树最重要的组成，那不是更容易理解吗。

干有多粗、叶有多茂取决于根多深

孟凯：您提到的大树模型分为五个部分，枝叶-能力素质（A），花果-目标和承诺(C)，树根-人格特质(T)，树干-终身成长(G)，树形-独特唯一(U)，那为什么是这样排序？它们之间什么关系？

朱岩梅：从大家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开始。

第一，人才要有能力，所以是能力素质，包括学历、证书、经验、业绩，能证明过去的能力和素质的。

第二，是目标，为什么写目标，因为地面之上的大家比较容易去衡量，华大最大的特点就是大目标导向，是非常大的目标驱动、使命驱动，所以把目标commitment放在了第二部分。

第三，是树根，因为树看不见，不容易去衡量，像天赋、秉性、性格、德行、品格、品德、格局这些东西，其实是不太容易一下子能知道，它埋在地底，比如基因，不测可能不知道。但有一些从遗传上的显示，比如说儿童多动症、耐力和爆发力，就是和基因相关的，原来技术没到位确实是没法知道的，现在技术到位了，可以用仪器去探测地下、探测树根有多深，树根对于一棵树非常重要。企业内部，人们常常认为德行不重要，品德不重要，能打粮食就行，能挣钱就行，但是用大树形容人才，与其他的拼图式或者冰山模型非常重要的区别在于，根决定了地面之上的果。

第四，树干，代表着终身成长，虽然你的起点不是非常高，比如我起点也不是名校，但是没关系，你只要终身不断学习，你就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那这不就像树干，从好奇心驱动，能力去提升，心智去突围，不断地扩充自己，让自己的树干更粗壮。因为树干多粗决定你长多高，所以我把它写成了growth。

第五，树形，我们都知道RNA很重要，而有一个碱基是DNA所没有的，就是u，后来我想u就是unique，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人才，不是说这个是人才，那个就不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有什么独特性，独特的优势，那就去发展它。你也要懂得欣赏别人的不同，不是我们现在刷题的模式，把人都搞成一模一样，批量生产，不是磨灭个性。所以，其中的逻辑关系就是这样ACTGU。

每个企业都应该也都可以有自己的人才模型

孟凯：从人力资源角度来看，在目前的形势之下，跟过往的市场环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您觉得人力资源管理者在未来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利用这个模型的时候的变和不变应该是什么？

朱岩梅：原来人才概念大家都是很模糊的，没有标准。如果没机会进大厂的话，大概率不会了解模型怎么做。每个大厂都有自己的模型，那么，对于人才IDP-个人发展计划，对于人才的定义或者指导人才发展提升的模型，好像是羊皮卷，是不进大厂就做不起的东西。小公司可能乱七八糟，近些年才开始走向正轨，像华为也是花很多钱打造的人才模型。未来AI时代可能很多公司、自雇者、自由职业者，可能经常犯别人重复犯过的错误，这将是巨大的社会浪费。就很像原来羊皮卷很贵，人人都得通过牧师去跟上帝交流。当有了印刷术，人人都买得起书，人人都可以捧上一本，不需要那么贵，那不就人人都懂了吗，不就可以直接交流了吗。

例如关于枝叶（能力素质），无论做电商，还是做汽车的，需要的是不同的能力。但可以把组织所需要的能力选择几个来定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岗位、什么样的级别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就可以具象化。

比如花果（目标承诺）是责任心驱动，还是使命，这是不一样的。是为自己负责、为团队负责、还是为更大的使命，也可以分成三等，低中高或小中大。关于树根（人格特质），以前我们有认知的误区，觉得品德、格局不重要。但是一个人越是往高处走，树长得越高，其实越需要格局、品德、诚信。如果不讲诚信，那就是蛀虫，根烂掉了，树有一天就忽然倒下了。树干（终身成长），书里面讲了很多没什么学历的人的案例，他们就是终身成长，不停地学习，所以长成了参天大树。当然，也不可能人人都成参天大树，可能是灌木甚至小草。但每个岗位都是需要的，每个人安于自己的岗位，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也都非常值得尊重，就像森林里面各有各的用处，各有各的贡献，才能够形成一种生态。

所以，使用“大树人才模型”既能看见树，也能看见森林。组织是森林，而个体就是树。能够让组织生生不息，良将如云，这样的森林就是最理想的，这样的组织就是更好的组织。

孟凯：您希望读者阅读完本书能有什么样的收获，他从这个书里能获得什么？

朱岩梅：读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不管是一个领导带团队的人，还是一个找工作的人，还是一位家长或者学生，凡是想成长或者想去筛选成长的人，甚至在找领导的人，都可以用到其中的道理。面试工作其实是在找领导的双向面试，也可以用这个模型去看看，这个领导品格如何，他的目标够远大吗，如果他只是想要两栋别墅、美女香车就行了，那是不太值得你跟随的。其实人人都可以用到这本书，把原来很混乱的、模糊的、有点搞不清的、云里雾里的人才观理清楚。这是个很简单的模型，只要能认识树，就知道什么是人才。

同时，这个模型还会让人明白，一个人也不怕遇到冬天，就像树一样，冬天掉叶子很正常，不挂果的时候也很正常。不是什么树四季都挂果，所以更能够“定”心，去成长。包括我们现在说躺平，冬天了就得掉些叶子，赶紧蜷缩起来，节省点能量。这个时候去学习、去看书，去反思自己，这不就在长根吗，怎么能负面地说躺平呢，只不过是掉掉叶子，收缩一下，等根系发达起来，春天到了就发出新芽了。

各级管理者才是人力资源管理第一责任人

孟凯：人才的管理不是人力资源部的责任，而是直接上级负第一责任。目前在我们中国的企业人才管理方面，您觉得人力资源部以及各部门的管理者的配合程度如何，如果打分您打多少分？对人才的发展选育用留有什么建议？

朱岩梅：从普遍情况来讲，可能也就打个60分。中国的现状，往往人力资源不大懂业务，但是懂业务、做业务的人又觉得人力资源是个专业活，他们也不想琢磨这事。这本书就提供给大家一个人人都需要懂一点的人力资源。因为人人都在用人，业务老大才是真正的CHO或者CPO，一个manager首先要会用人。但是为什么我说打60分，我们很多企业为什么做不好或者说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得更好？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花更多的心思在如何识别人才，选用育留、评价人才等各方面。

如果给一些建议，这两个部门怎样配合，怎样分工，各自承担什么样的职责，把这件事情去做好。我觉得做业务的人，甚至做HR的人应该看看这本书。HR看过这本书可以把自己的工作讲得更简单，不是说一上来就是薪酬，人家都听不懂，就钻到细节里面去了。甚至可能有的HR自己并没有人才观，他只是懂了一些术，懂自己岗位的事情。

我觉得不管是做业务，还是HR看了这本书，他们首先有一个共同的语言：什么是人才，我们的人才要如何培养，怎么选用育留，怎么发展人才。人力资源不能只是知道这是棵树，而且要知道这棵树究竟要在什么土壤里，长成什么样的树，它到底是喜阳喜阴，怎么施肥，要因地制宜，因自己的树种而制宜，因为每个企业都不一样，每个行业也不一样。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去讨论如何把人才能力发挥出来，有了这样一个语言，HR也能更好跟人和业务对话，业务也可以更好地跟人力资源对话。从这种角度上讲，这本书可以是一座桥梁，或者说是一种翻译语言，把人力资源理论嫁接成一个大家都能懂的语言，而这个语言我帮大家用这种方式总结了出来。

个人的成长在于主动自我拔起

孟凯：过去30年，您涉足过铁路、金融、教育、还有生物这些领域，浓缩了过去250年三次的技术浪潮，从蒸汽机到铁路的工业时代，以金融和教育为代表的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再到现在的生命和人工智能推动下的生命健康时代，在此先请您介绍一下个人过去的经历和个人的成长。

朱岩梅：结合我自己，我就像一棵植物，每次都是把自己连根拔起。本来是在一个很安全的花盆里，然后自己很不安分，就把自己给拔起来种到更大一点的地方去，但是每一次我都是主动这样做。

放弃铁饭碗：“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我知道我不要什么”

我是1989年上大学，阴差阳错去学了铁路运输工程，学了四年也没有爱上这个专业，但是学得也还行。那个时候铁路是分配工作的，铁道部是铁饭碗，做管理工作，最后也都是当领导。我会主动要求去远的地方，去了沈阳铁路局，在那做了三年。那是非常好的工作，工作也不需要很使劲就能做好，领导也很照顾我，但我始终觉得好像差点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总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

人生第一张机票：南下海口追求更有挑战、更有前景的领域

那时候在铁路上是可以打长途电话的，所以我也跟同学、师兄联系，发现有少数人跑到了海南，我从来没去过，也从来没坐过飞机，好像除了河北和湖南，没有去过更远的地方。想清楚了什么是我不想要的，我就把这工作辞了，之后就去做了金融，我觉得金融应该是一个更有挑战的、更有前景的领域，也没给自己留后路，买一张机票就飞到海南去做了金融。

一场意外思考人生的意义：辞掉投行“金饭碗”，重新过上每月340元的学生生活

之后我来了深圳，从期货、证券转到了投行，还是非常开眼界，见到很多各行各业领军的企业，像茅台、上海汽车、真空电子、哈飞汽车、哈药集团。凡是领军的企业上市，我们公司是第一名、首屈一指，远远把老二甩在后面。

第二次转型是从金融回到大学读博士，我在书里写了，因为我被打劫了。当年广州非常乱，我去做广州富力地产的上市，每周都到那去跟董事长、董秘一起工作，做招股说明书、股改等等。有一次天黑到达，就被几个吸毒的打劫了，钱、证件被抢走了，虽然人身没有受任何伤害，但是受到了惊吓。

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冲击，我第一次思考人要面临死亡，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所以第一次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的last day，我还有什么遗憾？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时候是2002年，我正好30岁，正在忙活挣钱呢，百万年薪，我一天想我的项目都还来不及呢，哪里有时间想last day。我就是奔在“钱途”上，给别人上市，募资，我自己也大赚一把。那次是真的受了惊吓，我就想这个问题，也没有马上想出答案。

但是很快有了机缘。当时我负责内核部，送证监会的所有材料最后审核就在这个部门。当然审核人有外面的PM、会计师、律师、独董，其中一个专家是同济经管学院的院长。其实当年和这位专家也不是很熟悉，但那时一是因为我遭遇了打劫，二是我正好是复旦的硕士，我的老板就在他们面前表扬我：小朱是复旦的硕士生，已经毕业了。同济经管学院的刘建新教授——也就是我后面的导师之一，他说，那你来读我的博士吧。要是没有打劫这件事我根本就不会听进去这句话。我去读博士？for what？我也没想读完博士后面干嘛，我现在忙着挣钱呢，觉都不够睡呢，但是因为打劫，这句话就进我耳朵了。我在想，也许这就是一次人生新的轨迹。

现在流行一句话：“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我当时虽然在这条很好的挣钱的高速公路上，想想还是可以有一条不同的路。我思考去读个博士也有很多的可能性，然后就跟投行的老板说，刘教授让我去读博士，马上三个月就要考了，我可以去试一下吗？他说，你去啊，我给你放三个月假（带薪假）。我在复旦校园里关了三个月没出校门，恶补高数和英文，把要考试的教材，来来回回看了五遍。我考得很好，考上了。新的问题是，全职读还是在职读？全职读，三年之后也许我能当个大学老师，要是在职读，完全没有这个可能，只是混了一个博士毕业证。我就想，为什么不做一次人生赌博，三年少赚300万，甚至可能500万，我就赌一个留校的机会，这机会值不值500万？其实这个问题只想了3天。当时虽然也要供房，但我想想还是很值，因为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人生没有回头路。所以当时就咬咬牙，把工作给辞了。我对老板说：想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选择。当然老板还是挺支持我，说：你选得对，钱什么时候都能挣，等你要是留不了校，再重新回到投行。

于是我就把户口放到学校去，从原来的高薪水做回学生，背着书包，一个月340 块的博士生津贴。我非常努力，是我们班最刻苦的，因为知道这个学习的机会是多少代价换来的。我重新学英文，以前都是哑巴英语，应试型学习，四六级过了，但真地是不能开口说话，听力也不好。我的梦想是留校。留校有什么条件？我1993年大学毕业的，2004年去读博士，都大学毕业11年了，学弟学妹们都比我小七八岁，我想我凭什么留校？先得把自己的问题解决掉。我得发表文章，就得完成语言和留学。所以，第一任务读英文，第二任务去找留学的大学。我就到学校网站上找机会，终于有一天看到瑞士联邦理工大学ETH，是全球排名前十的大学，在欧洲仅次于牛津和剑桥，是爱因斯坦的母校，跟我们有个联合培养的博士生项目。我就去申请国家自然基金委支持，公派留学。我找教授，给他写proposal，教授很快就看中我了，觉得我很好，给我一个月15000人民币。

留学的三年时间，我一半时间在瑞士苏黎世，一半时间在同济。在这期间生了孩子，也成为了优秀毕业生，就留校了。两年后，我就破格成为副教授；三年后，当上了副院长。那时候虽然没挣那么多钱，但我对物质其实没有那么高的需求，也不喜欢买名包、奢侈品，我觉得这辈子大概不会离开大学这个象牙塔。勤奋总是不会错的，如果顺利的话再过5年我就拿到正教授。

发现新时代要来临的新洞见：转身跨入了一个极陌生且极富挑战的新领域

但就在这个时候，我跟着徐部长去做技术创新，知道了什么叫家国情怀。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可以起这么大的作用，总觉得那些离自己很遥远。虽然我爸妈都是大学生，我成长在知识分子家庭，我们知道自强不息，承担家庭责任，对于国家层面的事情却鲜少思考。我既是徐部长的学术助手，也做了他的副院长。5年时间，近距离地跟着一位部长，他也是中国当时最年轻的一批院士之一，把西方科学引入中国，不仅见识了各行各业，包括那时候新能源汽车、芯片、光伏、风能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跟吴敬琏、陈清泰等大学者做大量的调研，写调研报告，很开眼界，让我重新刷新了生命。生命可以升华，我觉得徐部长是给我再一次生命的人。

2011年底，徐部长带我去华大做调研。为什么华大可以发那么多文章？为什么这帮年轻人、这个民营科研机构可以做出这么多影响世界的科研成果？第一年我把所有能找到的关于生命科技、生物技术战略的报告认真研究了一番。太技术性的东西我看不懂，但是strategy和economy这些都能看懂，而且跟我的technology和Innovation policy是相关的。我发现，一个新时代来了，而大部分人都没醒，都在沉睡，都还在互联网、O2O。新时代的到来将彻底地改变很多领域，就像IT几乎改变所有领域一样，我意识到我们面临的将是个全新的世界。

之所以我说自己30年经历了250年的技术浪潮，不是说我有多厉害。铁路时代最早的蒸汽机，在250年前引发工业革命，之后就是电、汽车，然后开始互联网，生物科技是第五波技术浪潮。我是研究规律的，自己恰恰经历了铁路行业，又做了投行，知道硅谷发展史、技术创新史，现在看到了下一波的苗头就是华大。人这一辈子也就赶上这一波，因为每一波浪潮大概五六十年的周期。那时，我已经40岁了，只能赶上这一波，所以得做一个选择。

我衡量一下，如果继续做学者我也当不了Michael Porter、Christensen，因为语言就不是母语，我参加学术会议都得准备一个礼拜，才敢去讲30分钟的课。学术论文当然是可以发表，但还是用人家提出来的概念，在后面吃人家的面包渣，提不出一个perfect， 4C也好4P也好，人家不断地提概念，我们就在后面用人家的概念，发文章。

我想，在中国，华为这样的企业太少了，没有足够多的案例可以给我们研究，所以出不了管理思想家。美国的管理思想家都是百年的，企业不止百年，管理都百年了，有泰勒、有通用汽车、有德鲁克。一代一代的管理人才辈出是因为有企业。现在中国的好企业层出不穷，但是那时候，我要做个选择。因为我的加入，很可能华大产生了质的变化，起码不死掉，死和不死还是质的变化，活得多好可能不在于我，但是作为看过那么多教训的管理学者，我起码让它晚死点，或是度过死亡谷。我未必能超越那些一流学者，但可以做我自己，所以觉得应该全职加入华大。

那时，我才做两年副院长，势头很好，但在历史上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泡沫，什么title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就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些机会，只有你这个人能做。那一年正好乔布斯去世，中文版《乔布斯传》上市，那时我是在华大当志愿者。看这本书，我就想，它要是破产了我也起不了决定性力量，最终还得靠他们的科学家、创始人，我也只是个辅佐。

从大学教授跳出来进一个民营企业，前路迷茫，生死未卜，别人不敢离开，我也担心失败，失败的话我也回不去大学了。我们校长说给你保留教师职位，不用离开大学。但我觉得不好意思，因为那么多国外名校耶鲁、普林斯顿毕业生想进同济大学都不容易的，不仅要毕业证，还得看文章，还得面试。我占着这个地方没有贡献，每个月给我发薪水，虽然只有几千块钱底薪，但是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在这没干成，我不好意思回同济了；要是干好了，也不用回同济了。所以我就斩钉截铁地斩断了这关系，2013年，彻底辞掉了院长职务，加入华大。第一个月给我发 6000 多块钱，我也不知道自己啥title，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我知道月月都发愁开工资，只能贷款发工资。华大从当初的1000人到现在 1 万人，从原来入不敷出，到现在一年近100 亿收入，有三个上市公司。

我无意间做出了超出我当时想象的事情，没想过自己要管人力资源、品牌战略、新兴业务、孵化器、创办新的企业。从来没想过，但是这些我一件一件、一桩一桩全部都干了，而且干得没有失败的。这12年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

重新认识教育对科技、人才重要性-再度回归大学回报于教育事业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你原来好好地在华大，怎么又回大学了，是不是在吃回头草？我说其实不是，我在实业当中的 12 年，才意识到，当时在大学其实并没那么深刻地理解到教育的责任，没有那么切肤的感受。我只是一个青年教师到副教授，发文章、申请基金、上课，就是这些我自己要去完成的个人title、职业发展道路。虽然也做调研但是还没有想过育人这件事情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时代。

华大让我管人力资源的时候，就回到人力资源组织OD这一块。我发现其实科技最终靠人才，而人才靠教育。我看到很多中青年领导者的瓶颈，他们不能够突破自己，其实关键在于他在高中或者大学之后，在二三十岁那段关键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能够影响他生命的一些人。如果没有遇到，他的格局非常小，始终是“我、我、我”“me me me”。在他生命当中不曾遇到一个人，就像我遇到徐部长，给我刷新生命的意义。

在华大我已经做到底了，做到了女性最高职位。汪老师可能不会让我当CEO。即便做，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去育人，一定比这1万人影响范围更大。因为这1万人，第一不是你都能认识的，隔着这么多层级；第二也不是你都能影响的。

很多时候，我想如果真地能够起到育人的作用，在他们最好的年龄。就像德鲁克问面临死亡的熊彼特：“这辈子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说，如果你一生没有其他人因为你而改变生命，这一辈子就白活了。这句话德鲁克深深记在心里，我在书里也写到了这句话。

年轻的德鲁克为什么能够出那么多著作，因为他很早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如何改变更多人的生命。他用笔、用他的思想教书育人。熊比特这句话对那时候跟着徐部长研究技术与创新的我，触动也很大。当我做管理者越久，印象就越发深刻。有一次我跟徐扬生校长聊天，他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校长，也是工程院院士，听到我的经历和想法，包括我对教育、科技、人才的理解，我们非常有共鸣。他就跟我说，岩梅你回大学吧。我觉得很荣幸，于是不到两个月我就彻底加入，回到了大学。转眼已经两个多月了，我每一天都是像巴菲特一样，跳着踢踏舞上班，住着一房一厅的教师公寓，每天都非常开心，每天都迎着朝阳坐着校巴在宿舍在校园里穿梭。

我的命运转折，很多的时候要感谢危机挑战。危机就是机遇，不要去负面地去看待这些东西，这会带给你可能今天没有想到的东西。所以我很少抱怨，我永远都是不用给阳光就灿烂，心态总是非常积极，去迎接事。我总是想我不笨，又这么努力，又愿意分享，愿意帮助别人，我不成那有多少人能成呢？

所以，我总是选择做有很大挑战的事情、没做过的事情，包括接华大的品牌PR、人力资源也是在最艰难的时候，离职人特别多的时候。每一次接手我都是all in状态，都能把它做成，在相当程度上是历史最好。解决这一件一件的困难其实给了我很大的自信，包括从铁路跳槽到投行，又考博士，每次去做这些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都能做成，给了我非常大的confidence，让我敢于去接受更大的挑战，迎接更大的危机。

我其实就像一棵树。我们总是把冬天当做坏事，包括经济危机，都是当成坏事。但冬天不是坏事，没有冬天哪有黄梨木？你是椰子树，成什么材？海南岛的椰子树都成不了材的，只有经历春夏秋冬，树木才更坚实。

孟凯：“心智和格局”决定一个人的自我发展模式，但现在有很多人处于比较焦虑的状态，那么，个人如何利用这本书找到自己的锚点？

朱岩梅：书里面介绍了一些工具，这些工具来自于很多前人，我把它系统化。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意识到还有心智的问题。通过这本书、这个模型、这些工具，应该能够改变个人关于成长的一些认知。

比如能够理解心智、格局到底跟一个领导者有什么关系，很多人其实说不清楚。我们常听说“德不配位”，大家都认同，可是如果对照德才能勤绩，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逻辑关系？我其实就用一个比较形象化的模型，通过那些道理或者工具，使之各就其位，放在whole picture中去理解原来关于人才的各种观点和工具。

通过这本书，希望能够刷新大家对于人才的认知。改变了认知就会自己去想办法：我这个企业、这个组织，或者我自己，在成长中应该怎么去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自己就会去找到方法。每个人如果很认真地思考这本书，想自己的道路，遇到了冬天他就会知道。当他得意的时候，如果能够想到，是因为夏天万物生发才有瓜果，个人更容易把自己和环境和大势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只看到个体，把自己孤零零地从环境当中摘出来。

我们常说，离开了才意识到其实平台赋能了自己。很多人做到高管了，觉得自己离职创业了也可以搞一个跟前东家抗衡的企业；离开后才知道，原来自己能到那么高位置是因为站在前面的平台上。

如果用一棵树形容其实更容易理解。当你成为一棵树的时候，你知道你的成长是因为在五千米的高度还是在地平线，是基于肥沃的土壤还是长在沙地里岩石上。树和人一样，是离不开自然、离不开环境的。但人呢，很容易归功于自己。

我觉得，用树的比喻会让大家更谦卑一点，大自然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没有谁一生下来就怀揣使命愿景，这都是一件件小事逐步发展而来的，就像小树在寒来暑往中慢慢长成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