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警惕生物技术发展带来的生物安全风险挑战

大v

注：本文写作于2020年。近期舆论关注乌克兰美国生化实验室事，故提起重发。
生物技术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最为迅猛的研发领域之一，由于它与生命现象有关，与人自身的安全直接相关，因此具有格外的重要性和敏感性。生物安全直接影响生态安全、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安全等各方面，是国家安全、世界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专家指出，生物安全主要包括新发突发性传染病、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的安全、生物技术误用谬用、外来生物入侵、生物恐怖袭击、实验室生物安全等与生物相关的广泛风险和诸多威胁。具体说来，生命科学研究以及生物技术的开发应用可能对人类社会带来三类风险 ：
一是认知上的风险。比如药物的毒副作用，需要足够大的试验样本才能充分暴露。在早期脊髓灰质炎疫苗中存在的有致癌风险的 SV40 病毒，是在疫苗已经被大量使用以后才被发现的，这类风险可能给人们带来伤害。
有专家指出，随着技术的普及，原本用于国计民生的生物技术被滥用或误用可能性增加。例如不负责任或不受监管的基因操纵实验，在引入新的创新元素的同时，无意或有意将DIY生物、各类遗传修饰生物体向环境释放，或许会给人类社会造成惨重的后果，甚至改变人类社会进程。
特别是疫苗和转基因主粮，具有史无前例的人口覆盖性，而这些产品的安全认证，有的需要几十年乃至几代人的时间去证明。一旦这些产品出现污染等事故，或者被用作潜在的战略工具，将产生无法估量的后果。例如，通过强制的计划免疫渠道，疫苗可以覆盖 100% 的目标人口，转基因主粮则可以送达目标人口的全体，含有转基因成分以及草甘膦成分的转基因食用油，通过食堂、餐厅等渠道，可以覆盖几乎全部在校学生以及现役兵员，对一个国家战略力量的储备与成长有着绝对影响。
二是偶然的事故性风险。比如，医学研究机构储存的病毒，由于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水灾、地震、车祸等)的破坏而释放，造成人员感染。1984 年 12 月 3 日凌晨，印度中央邦博帕尔市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下属的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设于博帕尔贫民区附近的一所农药厂发生氰化物泄漏事件，2 000 多名博帕尔贫民区居民当场丧命，后来更有2万人直接死于这次灾难，20万以上博帕尔居民永久残废，当地居民的患癌率及儿童夭折率大幅上升，生态灾难的影响至今无法消除。
据媒体报道，新加坡和台湾实验室曾先后发生实验室病毒泄漏事故，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曾丢失大量SARS样本。美国政府实验室也频现漏洞，例如连曝炭疽杆菌、天花病毒和H5N1禽流感病毒事故，美国国防部犹他州陆军实验室曾反复出现炭疽病原体处理不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实验室蓖麻毒素乱放百年，美国食药监实验室违规存储葡萄球菌肠毒素等等，说明即便是全球最好的实验室也有可能出错。2001年美国炭疽事件，虽然只有22例患者、5例死亡，但仅接受预防性治疗的就达3万多人，对经济造成的损失无法估计。
三是技术成果被用作武器的风险。新兴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往往发端于军事领域，生物技术也不例外。2003 年，美国学者提出了生物战争的一种新的形式和发展趋势——基因组战争。生物技术的发展，也催生了新的战略安全威胁模式。美国学者在 2003 年提出，可以发展一种新型生物战剂作为战略武器，对特定平民人口隐蔽施用，达到使目标人口“绝育、致癌或者体质衰退”的长期效果。—旦这种武器投入使用，受害国将承受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其危害可以和艾滋病给亚非拉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相比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2010年6月，美国国防大学发布《生物启发的创新与国家安全》报告，全面深入系统地阐述了生物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密切关系及深远影响。国防部评估办公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在报告中指出，生物技术是未来军队获取战略优势的重要依托。
英国路透社2017年在题为“下一个超级武器”的文章中说，2003 年，人类基因组的排序工作完成，科学家们得以了解每段生物编码的意义。不断发展的技术以及基因工程却可能为新危险打开大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化学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原子弹的威力。下一个划时代的超级武器应该就是生物武器。
有专家提出，“生物恐怖”已经成为一种新战争样式， 具有易行性、散发性、隐蔽性、突发性、多样性和欺骗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发动生物恐怖袭击的门槛远低于常规战争。美国国家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强调，生物黑客利用合成生物技术制造“病原体武器”成为恐怖分子致命武器，或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据报道，美国生物黑客群体在线注册超过5000人，保守估计，仅美国生物黑客和个体公民生物科学家就至少有30000人。生物犯罪、生物间谍、生物武器、生物恐怖主义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安全图景。
比生物恐怖更具一般性的是生物威胁的概念。生物威胁，一般是指由能够产生强烈传染性致命疾病的病毒、细菌以及基因片段对人类社会正常发展造成威胁，甚至危及国家安全的一种态势(生物威胁既可以源于恶意，也可能源于事故)。生物威胁具有隐蔽性和扩散性等特点，极易在社会中造成恐慌心理，改变人流、物流、财流的具体流向，使大量生产和生活活动中止，从而使国家社会经济的运行链条出现重大偏移，严重时可能诱发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据媒体报道，美国在对其征服海外对手的历史进行反思后，提出了一种“全谱统治”的理论，即要控制或战胜一个敌对国家，不仅要控制经济、贸易、外交和军事，还要控制对手的人心、思维和身体。美国一些机构开展的“基因工程”，顺应了美国的霸权需要，将生物战与心理战、舆论战融合起来，试验通过改变脑电波，插入图像信息，运行音频和感官体验，修改人类基因组，或关闭负责人体DNA信号传递的基因开关等，以控制思想和情绪，传递建议，操纵身体和灵魂。
有学者指出，当前各大国战略博弈竞争，经历了从金融控制到信息权控制后，逐步转向对生命权、健康权的控制。如，生命科学领域最重要的“法宝”是基因芯片。基因芯片技术集成了微电子制造技术、激光扫描技术、分子生物学、物理和化学等先进技术，相当于为人定制了一张智能的、专属的、可见的“基因身份证”。基因芯片与人工智能AI技术结合起来，可以快速、准确的鉴定一个人的生物信息。如果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改变基因芯片的内部信息，按照预先的设定精准攻击人体内的分子结构，这必将开启生命微观空间的“制生权”争夺。
有专家指出，随着生物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基因芯片、蛋白质芯片等技术日臻成熟，酶工程、细胞工程等生物工程层出不穷，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的有机“嫁接”，基于BCI技术、AI技术（人工智能）、基因武器、仿生武器、无人武器等不断涌现，未来战争生物化的趋势将日益显现。生物领域作为发展最快、最为前沿的新型军事领域，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制高点和国家安全的新疆域。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生物技术的进步，生物安全已成为一个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等诸多领域的世界性安全与发展的基本问题。许多国家高度重视生物安全，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战略，作为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制高点。
美国政府率先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自2004年以来不断推出关于生物安全的一系列国家战略，在生物领域连续出台了多项国家层面的战略性文件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国家战略与生物国防部署。2009年11月，出台《应对生物威胁国家战略》。2012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化学与生物防御计划战略规划》，详细阐述了生物防御计划的战略构想、使命与目标，认为强有力的生物防御既可以显著提高生物威慑能力，又可以阻止对手对美国军事力量、盟国或合作伙伴实施生物攻击。美国对新兴生物技术进行“放管服”的主要思路和举措包括明确鼓励新兴生物技术发展，加强国内生物安全源头管理、新兴生物技术产品市场化服务等。美国总统生物伦理咨询委员会《新方向——合成生物学和新兴技术的伦理问题》、美国国家科学技术理事会《美国国土生物防御领域科技能力评估》等战略报告，在强调风险管控的同时，对新兴的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技术及其他新兴生物科技领域实际上开了绿灯。
欧盟、中东、北非、俄罗斯、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或地区结合各自特点，也纷纷制定应对生物战、生物恐怖、传染病疫情、实验室生物安全、生物技术谬用等生物安全问题的战略措施。
我国2000年就制定了《中国国家生物安全框架》，致力于建立科学完备的生物安全法律制度体系。2012年10月31日中国政府网公布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这意味着我国开始对于人类遗传资源（含有人体基因组、基因及其产物的器官、组织、细胞、核酸、核酸制品等资源材料及其产生的信息资料）开始进行管制。从2016年3月7日开始，这个管理条例逐步进行实施，国家不仅对于基因样本资源有所规范，对基因信息资源也将逐步出台相关的政策。
在生物安全立法方面，我国已经颁布了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动物防疫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法、农业法等法律及其配套法律法规，但缺少一部提纲挈领的综合性法律来确定生物安全管理中的基础性问题，如适用范围、管理体制、监管手段、惩罚机制等。对此，2019年中国正式启动生物安全法的立法进程。当年10月，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据介绍，其适用范围主要包括：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研究、开发、应用生物技术，保障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我国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的安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等。
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凸显了生物安全的重要性。我国明确提出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摘自:洪国瑞著《即将到来的生命、生活、生态革命—漫谈人类健康幸福生活》（中国古籍出版社），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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