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已然有价值，但离未来还有距离
上一篇虽然极力的想区分赛道和个体公司，依然有很多朋友在后台给出了灵魂拷问： “肠癌筛查这赛道还行不行” 我们在篇尾留了四个疑问：
以及那一句： 把这四个问题独立的回答，才能去接受、理解行业的发展规律，并从规律中找到那条正确的道路。 偶然间看到《Gastroenterology》上的一篇文献，是李兆申院士发起的一项基于中国社区真实人群的肠癌筛查万人研究，也许能给到一点参考。
在45-75岁的无症状人群中，以肠癌甲基化路线中最古早的SDC2为例，会如何回答上面四个问题：
PS：这篇所有引用材料均来自公开信息，仅代表个人观点。如果我俩理解不一样，那么你是对的。 01 “全家福” 这项研究的时间跨度是2020-2022年，覆盖了中国49个社区，最终纳入研究的是12106人。 为什么它能尝试回答那四个问题？ 人群有代表性： 45-75岁无症状，代表了最“需要”筛查的人群。
信息较全面： 在应做尽做的前提下，对所有入组人群同时提供了“问卷调查（APCS）”、“便潜血（FIT）”、“粪便甲基化（SDC2）”、“结直肠镜”。 研究中12106人全部完成问卷调查，其中10897人完成FIT、10528人完成SDC2。 同时完成了“问卷调查+FIT+SDC2”的有10360人，其中最终有3381人完成结直肠镜检查。
这次研究采用的策略基本代表了目前在国内可及的筛查方法，也让比较“单方法筛查”和“序贯筛查”有了分析基础。 这些数据可以回答那四个问题吗？ 02 “现在与未来” 第一个问题： 以甲基化为代表的新筛查方法是有价值的吗？ 有。 可以从“标志物性能”，“肠镜依从性”、“检出率”这几个角度来看 SDC2的性能是ok的：作为单一筛查指标的性能与APCS、FIT大致相当，AUC面积没有显著差异。
有自己“独占”的检出人群：在APCS低风险&FIT-的阴性人群中，依然提供了不错的“阴中找阳”能力。
确实有效提升了普通人对肠镜的依从性，在无差别免费提供肠镜的情况下，SDC2阳性和阴性人群最终的肠镜检查率拉开到了73.4% vs 26.6%。
也成功实现了高风险人群的富集，SDC2阳性和阴性人群的镜下病变检出率是26.6% vs 9.3%，这也带来了对肠镜利用效率的提升。
第二个问题： 这些新方法学现在、将来和中间的Gap是什么？ 大家都希望新方法学能独立的成为一线筛查方法，一统江湖，这是美好的期望。 但至少在当前，序贯筛查的效果更好 ——相比于单独的SDC2筛查，即使序贯筛查的特异性更低会带来了更多的“肠镜浪费”，但不管是经济性（单个镜下检出的总成本）还是敏感性都得到了提升。 比如： A&S：先做APCS问卷，问卷中低风险人群再做SDC2。 A&F&S：先做APCS问卷，问卷中低风险人群再做FIT，FIT阴性人群再做SDC2。
原因无他，相比于“风险评估问卷”和FIT，甲基化做筛查还是“太贵了”。 同时，还有个问题无法忽略：依从性。 一方面的依从性是筛查方法本身。 在一个完全免费的环境下，粪便检查的依从性也依然不完美 ——FIT是90%，而SDC2是87.1%
如果叠加上价格这个因素，依从性恐怕会再打一个折扣。 另一方面的依从性则直接关乎筛查的性价比。 要算肠癌筛查的总账，最终都会落到“Cost per ACN” ——我说的不是模拟值，而是真实值。 而对于像SDC2这样的新方法学来说，降低这个数值有一个便捷的方法： “提升阳性人群的肠镜检查率” 这样才能通过阳性人群较高的镜下检出率来摊薄前面的纯筛查成本。 当前73.4%的阳性人群镜检率不能算不好，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这个提升不仅仅是用户教育/意识的提升，也包括了更严谨的流程设计和更人性化的跟进。 03 “耐心” 这篇文献并不长，要想完全回答那四个问题不太可能。 但也许可以给一个初步的判断。 单就新方法学的肠癌筛查而言： 筛查的价值是存在的，但要走向“人人筛”的美好未来，至少还有“价格/成本”和“依从性/流程”这两道关卡要闯。 但这些问题终将会被解决，只是需要时间。 就像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描述的那样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会永远生活在摇篮里，开始他们将小心翼翼地穿出大气层，然后去征服太阳系” 文献还是挺有意思的，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最后再多说两句： 接受、理解客观的发展规律，并从规律中找到那条正确的道路，同时保持足够的耐心，一步一个脚印。 是兑现潜力的最优解，也是唯一解。 “SLOW is 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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