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区1：IVDR难度不大，和IVDD差不多。IVDD阶段，多数产品属于others 类，特别是在2022年5月26日前夕，部分激进的企业仅向欧代提交了IFU、标签、DOC、MSDS等零星资料便批量完成了自我宣称。但在IVDR生效后，大量非无菌产品被归为B、C、D类，需要公告机构介入，并进行文档及现场审核。这对产品资料（递交及未递交的产品/体系资料）真实性、全面性、准确性的挑战大幅提升，企业将很难通过少量资料快速获得CE IVDR认证。企业需要对目标产品的资料真实性、全面性、准确性做全面把控，对项目周期做更充分的规划。 误区2：拿了证，后面就可以松口气了。与常规的自测产品及others类或Class A类产品不同，IVDD 下的list A抑或IVDR下的Class D等高风险产品均需要在欧盟参考实验室进行批检验。只有当批检验结果满足预设的接收标准时（基于List A的项目经验，参考实验室的考核盘信息及接受标准不对外公开），有效周期内的产品才能进入欧盟境内进行销售。另一方面，无论是IVDR还是WHO PQ抑或其他海外严监管，都要求企业对相关产品的上市后数据进行实时或周期性总结上报。某严监管版本产品发生的不良事件，有可能也需向其他法规版本的监管当局更新。企业需要增强对关键原辅料品质的一致性，生产工艺的可靠性及内部质量标准设计的合理性甚至运输方式条件等方面的关注。 误区3：产品拿证＝市场接纳。在欧盟的法律体系下，"directive" 规定了欧盟国家必须实现的目标。然而，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取决于各国自己制定的法律。例如，新冠自测产品在IVDD状态下，获批后仍需进一步满足德国BFARM，法国ANSM等各自的要求才能合法进入对应的国境。"regulation"是约束性法案，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全面适用。故此IVDR下获批的产品可以直接进入欧盟各国国境。 然而，IVDD与IVDR都只是法规准入，产品是否会被政策各异的欧洲各国公、私立市场所接纳，还取决于产品设计、验证、确认等过程是否满足相应要求。如果产品CE认证后的目标市场定位不在EU/EEA及土耳其等则可忽略本条建议：预期用途越“复杂”的产品，越应在项目初始阶段及时导入EU/EEA各国市场政策。 误区4：IVDR可以直接套用国内资料。各NRA对IVD产品分类的一般逻辑都是围绕疾病对个人与社区的风险水平而展开的，但具体规则仍有明显区别。因监管思路的差异，疾病的风险等级越高，对应产品的注册资料往往也越难以直接套用。 IVDR的生效，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欧盟在产品分类逻辑、可用性设计、分析及临床性能验证逻辑和上市后监管等维度相较于US FDA, WHO，TGA等其他严监管系统在管理力度上的差距。现阶段，基于过往经验直接转化的IVDR资料一般无法满足510K，WHO PQ等的要求，且差异较为明显（注意，此处提到的是差异而非差距）。例如，在说明书撰写方面，因不同监管系统内对预期用途的内容要求不尽相同，甚至对于部分专业术语的定义上还存在一定差异，由中文版直接转译可能在与NB等审核组织前期沟通阶段就会受到挑战。若企业对某款产品存在对多个严监管市场的准入规划，应在前期充分导入对应法规要求，避免单纯套用国内或IVDD/IVDR版。
弊端1：海外严监管经验空缺或不完整。通常情况下，WHO EUL，FDA EUA或510K都无完整或实时的现场审核；另一方面，由于疫情管控等因素，众多完成新冠自测产品IVDD认证的企业，首轮审厂均为远程视频审核模式。IVDD时期的公告机构目前只有极少数获得了IVDR NB资格，且机构在新冠期间对国内自测产品发证量不大，各机构虽然均基于相同的指南要求进行审核，但风格与侧重都会有明显差异。而且，全球抗疫的特殊背景下，公告机构的审核策略也与后疫情时代有所不同。在迎接严监管项目的现场审核前，建议企业在应审策略的制定与相关筹备工作等维度进行更细节的识别与把控，对突发事件做好响应预案。弊端2：不合规风险与激增的外审数相关。随着全球市场准入项目的增加，各类远程或现场制造场所审查量也会上升。NMPA，MDSAP，IVDR，ISO 13485等的外审报告会在各海外监管当局进行制造场所审查时被检索，原本因单一审核机构关注点差异而被忽略的体系合规问题，会逐渐暴露并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NC项拼图。另一方面，被忽略的轻微NC项，如果整改关闭不及时，原则上会在新的外审过程中升级为更高等级的NC。文控管理就是一个轻微NC的高频复现维度：版本与受控，日期与人员签名，文字涂改等。企业应重视各类NC，及时且有针对性地优化质量体系水平，避免反复在同一个地方摔跤。积极妥善地处置各类NC后，企业的管理水平也将迅速提升。弊端3：重要模块的关注缺失或不足。过去十余年间，方糖受雇或走访过南北方大大小小十几家IVD公司。除却少数完整而切实经受过几大严监管考验的企业外，其他公司所呈现的产品全生命周期QMS都存在明显且严重的短板。IVDR完善了对IVD产品，特别是C类及D类产品上市后监管的针对性内容，但在诸如WHO PQ等其他严监管系统下，对应的要求已经运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实践中，很多企业选择减量呈现海外客户投诉，对事件的分析极为简单，应对措施也相对消极。在全球愈发重视上市后监督的趋势之下，旧有的思路和策略可能会触发监管者的格外关注。相似问题也体现在风险管理、CAPA关闭的充分性等方面。对于计划挑战各类海外严监管项目的企业，应综合性识别体系要求的差异性。MDSAP是良好的切入点，但非全部。缺点1：临床设计的适用性不足。全球抗疫的大背景下，很多主动性强烈的国内企业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市场点时，会迅速开展相对独立的临床试验。又因为机会的时效性，在实验设计阶段缺乏对不同监管主体间法规要求的拉通性识别。对于无明显人种和分布差异疾病的相关产品而言，考虑到临床试验的周期以及成本，无论实验开展的地点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建议导入适当数量主流监管系统（结合人口、市场、影响力覆盖等）的特殊要求，降低产品系列的综合准入成本，提升数据的可重复利用性。
缺点2：临床资源筛选不到位。2020年以前，仅极少数企业与一些海外权威实验室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并赢得了良好的口碑，故此在新冠产品的海外临床实验上占尽优势（时效，认可度，文章背书等）。近年来，部分规模以上企业已着手布局建立海外独立实验室，或参与共建。然而，对于大多数公司而言，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海外临床试验还需要借由CRO实现。现行模式下，CRO公司作为国内企业与海外临床机构间的桥梁，需要确保几个维度的服务质量：1. 临床资源专业能力的审核把关：避免实验设计不足或违规，确保数据真实性，全面性，确保实验操作的合理性及常见偏差的处理能力；2. 临床资源配合度的把控：避免实验室方面失联、低效反馈等恶意抵触行为，避免在节假日过多的国家或地区做重要且颇具时长的实验等；3. 临床试验项目的监督管理：具备相对完善的项目管理工具，在项目推进中应能对突发性事件进行适当的分析处理，而非单纯的“传声筒”，解决不了问题就去解决甲方；4. 承诺信息的履行：CRO公司对自身商誉的维护意愿。作为甲方的IVD企业，在CRO的遴选过程中，不应以价格为唯一考量点，也不应以之为最大权重。
海外严监管项目的周期一般以年为单位计算，项目推进中往往会出现许多突发情况。对于经验相对贫乏的公司而言，资深国际项目主导者的缺失，跨部门团队协同作战经验不足，各阶段风险识别与管控不到位都可能是致命的。问题1：资深国际项目经理缺失。因监管对接模式、法规要求等因素的差异，国内外大项目的主导也有区别。团队组建，分工确认，目标建立，奖惩机制，会议汇报等项目管理中老生常谈的话题，在这里不做赘述。对于初试海外严监管的企业而言，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关键部门能力不足的情况，这就要求项目经理能够协调解决或者补足相应的短板，在产品技术、实验设计、注册程序、质量管理、项目管理、监管思路等维度有一定深度的知识储备。特别是在项目风险的识别和管控方面，要具备一定的经验，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不断发现或组织挖掘问题点，避免外部审核阶段才被大规模暴露，最终造成海量的发补要求，拉长项目周期甚至导至项目失败。此处的风险不是司空见惯的“关键人员离职、法规变更”等宽泛意义上的考虑，而应注重各阶段的细节。避免“屎山”，需要在项目管理者在初始阶段做专业的布局以及持续性纠偏，切忌作一个信息传递员。问题2：项目规划缺乏全盘考虑。基于前述各监管系统的差异，在策划与立项阶段如果无法进行适当的综合性考量，那么在单个严监管项目推动的中后期阶段再考虑其他严监管准入，可能造成部分重要输出（临床与分析性能实验报告，风险管理相关活动证据等）无法复用，进而导至成本、周期和人力的浪费。人员语言能力、资料撰写水平等更琐碎的话题实在庞杂，前后敲了近四千字，仍无法尽数。关于IVD企业出海，后续还将陆续推出：大项目管理浅谈、严监管互认简析、全球大产品经理等分享，欢迎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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