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生研所——中国生物制品的“国家队”

△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北京所脱胎于原中央防疫处，在天坛神乐署时占地才百余亩，硬件条件太差了，新中国成立前生产规模不大，凑凑合合还可以。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扩大了，许多个研究室挤在一栋小楼里，宛如螺蛳壳里做道场，施展不开，甚至连一个正儿八经的标准无菌室都没有，以至于在扑灭哈尔鼠疫时，汤飞凡和刘隽湘要用厕所改建实验室进行鼠疫疫苗的实验。

北京所要发展，必须找一个更大的地方。到哪儿去找地方呢？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房源是非常紧张的，中央不可能给北京所再划出一片地来。恰在这时，出了一件惊动公安部的“大案”：北京所丢失了3只身上带着斑疹伤寒病毒的小白鼠！这还得了啊！北京市公安局包括各个街道都动员起来，满地儿找这3只小白鼠。最后小白鼠没有找到，也没有发现谁感染了斑疹伤寒，但给北京市留下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生研所放在天坛太危险了！万一发生实验室病毒、细菌泄漏，问题就大了，得赶紧让他们找个地方搬走。于是让北京所自己去找地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北京所所长赵铠回忆：

北京所搬迁是计划中的事，但3只小白鼠的失踪促使搬迁提前了。有人开玩笑说：“得感谢那3只小白鼠。要不然，说不定还找不到这么好的地方哩。”玩笑归玩笑，但北京所的发展的确得益于这次搬迁。因为有地了，就可以按生物制品研发和生产的规律搞建设了。建设得像个“龙头老大”的样子了。

当时修建的科研实验楼现在看来也很气派，仍然透着一种稳重严谨的气息。如今，原北京所早已搬到了亦庄新技术开发区，三间房原址变成了国际文化创意园。

1949年6月，远在佳木斯的东北卫生技术厂转交东北人民政府，随即迁往长春，不久，东北军区的另一个白城子卫生材料厂也迁往长春，两家合并组成东北卫生技术厂，1951年初，以东北卫生技术厂为基础组建东北人民政府传染病防治院，分防治和生产两大部分，1952年将生产部分独立出来，改名为东北生物制品厂。同年10月，与大连卫生所合并，改称东北生物制品试验所，总所放在大连，长春成为分所，但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免疫室部分人员调往长春。

1953年生物制品由中央统一领导后，又将长春与大连两所分家，分别称为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和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规划中国生物制品六大所格局时，大连所尚未撤销，最后撤销是1957年的事。

△ 20世纪40年代的国立西北防疫处是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前身

刚建成时，还没有围墙，常有狐狸和野狼光顾，加上社会治安还有问题，所以夜间还要有巡逻队，背着“三八枪”守夜。有次狼来叼猪，巡逻队开枪打死一只狼。后来围墙建起来了，栽的树长起来了。兰州所成了兰州市人人羡慕的花园式的院落。每到春天，梨花盛开，一片白色的花海，蜂鸣蝶舞，引无数行人驻足，黄河之滨，风景这边独好。

抗战时期，原国民政府的西北防疫处虽然号称三大防疫处之一，也的确人才济济，藏龙卧虎，却战果平平，乏善可陈，为啥？硬件太差，如鸟在笼中，龙困浅滩也。而新中国成立后兰州新所建成后，硕果累枝，捷报频传，正所谓有多大舞台唱多大的戏。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行政楼最初位于延安西路1262号

他说：“我们不能够忘记的是，在当时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就把生物制品这个项目立了项，而且作为重点来进行建设。我一个十七八岁年轻人，看到这个情况，感到特别兴奋。”因武汉在新中国成立前几乎没有一家像样的生物制品机构，所以没有历史遗产可以继承。

找谁来筹建呢？中南卫生部从上海找到了杨永年教授。他是我国生物制品行业的著名专家和奠基人之一，有留日、留美的经历，曾担任原国民政府西北防疫处处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国联”防疫一团中方团长时，曾率队带着药品赴延安，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接见。毛主席与他促膝交谈，并送他一面“为人民服务”的锦旗。

1949年，蒋介石逃离大陆时，他被列入要带去台湾的“精英”名单，并派政府秘书长王兆铭和卫生署署长刘瑞恒登门劝说，被他坚决回绝。但当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齐仲恒邀请他来武汉组建中南生物制品实验所时，他却欣然赴任。他一面找地方做基建，一面为将来生产培养人才。先借用汉口瑞祥路卫生试验所部分车间作为培训基地，招来一批中学生进行培训。秦忠良就是那时被招来的中学生。

武汉市提供了好几个地方供杨永年选择，他转了一圈下来，最后选择了武昌临江大道的一块地方，是一片荒芜的坟地。他觉得这里紧靠长江，可以建码头，实验、生产要用的牛、马等大型动物以及生产器材，从水路运输比较方便，另外与繁华市区有一段距离，可减少污染。

武汉所于1950年动工兴建，次年6月主体工程竣工，投入使用。这是一个综合配套的建筑群，建筑面积9025平方米，生物一楼、生物二楼、生产辅助楼和行政楼用天桥相连，浑然一体。一块块保温隔热的双层钢化玻璃占据墙面的四分之三，室内宽敞明亮，天花板很高，楼梯、走廊宽阔，地面是带花纹的白色水磨石，还安装了电梯。大小工作间、冷库、超净台、无菌室安排得井井有条，科学合理。

竣工时，著名的微生物学家林仲杨和陶三明专程从上海赶来参观，惊叹说：“只有在欧洲才能看到这样的生物大楼”。来武汉参加援建的苏联建筑专家称它是“东亚第一楼”。

武汉所的基建经费国家拨款才170万元，杨永年凭什么像变魔术一样，变出了“东亚第一楼”？因为他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势，在“国联”防疫队工作期间，他认识了很多洋行的人。

武汉解放后，在汉口江汉路的很多洋行匆忙处理剩余货物。杨永年趁机花买青菜的钱割肉，低价购买优质建材，包括意大利的瓷砖，德国的水池、马桶和水龙头，英格兰的门锁把手，法兰西的灯具，印度的红木等。研究所建得这么“豪华”，可170万元预算只用了70万元，剩下的钱购置了进口的显微镜、离心机、冰箱、干烤箱等实验设备，基建完成即可展开工作。

原武汉所所长、研究员周坚对杨永年深怀崇敬和感激之情，他说：

大连所利用在旅大地区的有利条件，生产各种生物制品，支援了解放战争。

1953年确定一个大区建一个生物制品研究所，而东北地区却有大连和长春两个所，那个时候考虑战争的因素比较多，在建设上对沿海几乎没有什么投资，所以就有了撤销大连所的决定。

大连所的技术人员先后被调配到其他所，免疫室的一部分以及从事鼠疫活疫苗和卡介苗的工作人员并入了长春所；钩端螺旋体及皮膜喂虱研究组工作人员并入了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后改属医学院科学系统）；一部分技术人员支援了武汉所和兰州所；主体部分并入了成都所。除了北京、上海两个所以外，其他四个所都有大连所分配来的工作人员。

1957年六大所全部建成之日，就成了大连所的历史结束之时。

【本文内容摘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中国疫苗百年纪实》，标题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