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哪些伟大的却又鲜为人知的科学家？

千姿百态

那些默默无闻的共和国脊梁不应如此，至少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姓名，好让我们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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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花顺

红卫兵煞费苦心保护的科学家

在被国学大师季羡林概括为“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文革”期间，在上海远郊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内，发生了一件“最人道”的事，红卫兵造反派竟然特派一位工人出身的研究员周生墨，以帮助批斗为名进驻复旦大学“牛棚”，目的是保护住在该“牛棚”的卢鹤绂。

为了防止卢鹤绂被“武斗”或者因一时想不开发生意外，周生墨居然在牛棚里和卢鹤绂相伴同住了半个月，直至发现复旦师生其实和红卫兵一样，对卢鹤绂“形左实右”，实质是同情和保护他的，才放心地离开牛棚回到核所。

卢鹤绂，1914年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祖籍山东莱州。1936年，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1938年，因为精确测定了锂6锂7的同位素丰度比而蜚声物理学界，这一比值是氢弹研制

所必需的一个关键数据，一直沿用了大半个世纪，至今还是国际同位素表的标准取值。后来他又研制了可以大规模分离铀235同位素的质谱仪，被美国军方列为机密。这时的卢鹤绂才27岁，成为世界核子物理界备受瞩目的顶尖人才。

1941年，卢鹤绂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毅然放弃美国的一切，揣着满身的学问和一颗科学救国的心回到了战乱中的中国，先后执教于中山、广西、浙江三所流亡中的大学。而他在美国的老师、同学后来大都参与了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他的导师就是后来发明铀235工业分离法，使美国成功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的科学家尼尔。1945年，美国原子弹在日本爆炸，举世震惊。卢鹤绂撰写了《原子能与原子弹》一文，公开发表在《美国物理月刊》上，他透过理论估算，推导出铀235原子弹及费米型反应堆的临界体积等一系列重要数据，使这一美国独家保有的绝对机密大白于天下，卢鹤绂因此被誉为“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由于他的杰出贡献，他被英国剑桥传记中心授予“二十世纪成就奖”，并载入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国际传记辞典》。美国传记研究院也授予他“国际成就奖”，并载入美国传记研究院《世界五千人物》及《五百权威领导人名人榜》。

1998年，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顿的第一浸信学校，建起了一个名为“卢鹤绂实验室”的全美中学最好的科学实验室，并在校园里竖起了卢鹤绂的铜像，这是美国第一次为中国科学家塑立雕像。

新中国成立后，卢鹤绂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后在北京大学代号为“546”的保密科系里执教两年，那是专为培养原子核科研、工程专业人才的机构。

1959年，卢鹤绂被任命为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第一任业务所长，那时的研究所既没有设备也没有人才，调拨到他手底下的是一批大学没有毕业、专业也不对口的数学系三年级大学生。虽然也有大学毕业后工作过两三年的人，但那是非常个别的。当时的情况可谓是“一位一级教授带着一批年轻的门外汉开始了一个大型研究所的创建”。他亲自授课，亲自选择研究课题，亲自决定科研方向，其艰难可想而知。

卢鹤绂有个非常鲜明的品德个性，就是“疏权贵亲卒伍”，这一特性让他在“文革”中少吃了很多苦头。在当时，他是研究所最高领导，是学部委员（即后来的中科院院士），是一级教授，但对一些初出校门的年轻人，虽然工作中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但工余时间，却没有任何隔阂，与许多年轻人建立了超越师生和领导关系的忘年交关系。

有人开玩笑问他：“我们每月才50元人民币的工资，你一个月360元，怎么用得完啊？”他会认真地给你一笔笔报生活的细账，结果留剩到他自己手里可以支配的钱比年轻人还少，引来一阵笑声。

卢鹤绂平易近人的处世作风和纯真朴实的个人形象，给原子核所的职工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文革”期间，虽然随大流也开他的批斗会，但始终没有采取过侮辱人格的过激行为。他在全所大会上做检查的时候，他的“大实话”还连连引发全场阵阵会意的笑声。

那时流行“考教授”，为了不让他尴尬，学校的红卫兵们尽量选择那些最简单、最普通的问题去考他，比如“三面红旗是什么”。因为那时候，广播里、报刊上、报告中，整天连篇累牍地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连没有上学的幼童都知道，可他却牛头不对马嘴地回

检验医师

因为百年屈辱和特殊年代，我国有太多伟大却鲜为人知的科学家
第一位：师从爱因斯坦，是中国雷达之父，李政道恩师，却扫了十几年厕所，尸骨草埋篮球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浙大物理系的学生想申请去欧洲留学，于是写信给了当时理论物理的权威--玻尔。
结果远在丹麦的玻尔还真的回信了，说浙大有诸如束星北（爱因斯坦的助理，中国雷达之父），王淦昌（国际上首次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这样的世界一流物理学家在，你没有必要来欧洲留学。

束星北，1907年10月，出生于扬州的一个大地主家庭。
1924年，束星北考入杭州之江大学物理系，翌年插班进齐鲁大学。


1926年4月，他自费留学，远渡重洋勤工俭学，靠参加铁路、码头体力劳动维持生计，攻读学业，早年考进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的物理系，又入加州大学学习物力。
在这期间，他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产生浓厚兴趣。



束星北年轻时照片

1928年，携带自己撰写的两篇论文，赴德国柏林大学就读，得到在该校工作的爱因斯坦的指导与资助——作为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


因德国法西斯势力猖獗排犹太人，爱因斯坦被迫离走，束星北1929年离德赴英国继续攻读。
1930年1月，他在爱丁堡大学获硕士学位和剑桥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1930年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


然而，直到一本书《束星北档案》出版，才将这个被埋没的天才物理学家多舛的一生公之于世。
他的学生李政道（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在“怀念我的老师束星北“中写道：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是我一九四六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周恩来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
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李政道不知束星北此时是正在戴枷改造的“罪人”！）


（一）天赋之高，束星北在中国科学界当数凤毛麟角；性格之强，束星北在中国知识界也无出其右。

束星北的人生选择是非常认真的。革命时代，他也曾激情澎湃过，加入美国共产党，到苏联考察；但走了十几个国家后，他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到英国爱丁堡大学随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E．T·惠特克（Whittaker）和达尔文的孙子—C.G.达尔文（Darwiner）学习基础物理与数学。一年后，他以《论数学物理的基础》获得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
1930年2月，经理论物理学家E．T．惠特克和达尔文的孙子—C．G．达尔文的引荐，他又到剑桥大学师从著名理论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博士（爱丁顿利用全日食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地位才从此确定下来）。
束星北参与了爱丁顿对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而这个方程被物理学界称为：用最简练的文字概括出一幅美丽的世界图画方程。
1930年8月，渐显才华的束星北被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数学助教，师从著名数学家斯特罗克教授。
1931年5月他以《超复数系统及其在几何中应用的初步研究》获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硕士学位。这时他已经走到学术前沿，时年25岁。
1931年9月，束星北回国结婚，再没有能出去。如果他不回来，得诺贝尔奖也未得知。
当然，束星北在祖国故土，也有一段属于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时，聘请了很多国内一流的教授：数学家由苏步青、陈建功、钱宝琮；物理学家有王淦昌、束星北、卢鹤绂、王谟显、何增禄、朱福昕；生物、植物学家贝时璋、罗宗洛、张其楷等。
1944年，李约瑟到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访问，将该校誉为“东方剑桥”。
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已经处于国际科学前沿。其中束星北、王淦昌等人的5篇论文给李约瑟留下很深印象。他带回英国，在《自然》杂志上发表。



著名气象学家、教育家竺可桢

他的学生许良英说，束星北讲课，既不用讲义，不指定参考书，黑板上也没有可供学生抄录的提纲。他用质朴生动的语言，从大家所熟知的现象，来阐明物理理论和思想。
束星北讲课的最大特点是：“以启发、引人深思的方式，着重、深入地讲透基本物理概念和基本原理，使学生能融会贯通地理解整个理论框架。”
束星北不同时期的学生听课的共同感受是：束星北讲课能把学生带到神秘的宇宙穹隆中，是那样辉煌。包括他与王淦昌在学术报告会上真枪实弹地争论，都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以至于和李政道一样，不少学生因为听了他的一两节课，就改变了自己的专业方向。
竺可桢时代，浙江大学群星璀璨，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为杰出的代表。
他的学生程开甲院士（中国原子弹研制开拓者之一、中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认为：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学家，在科学界是罕见的。



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

束星北与王淦昌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学的大师，同时，他们也造就了一大批日后享誉世界的一流人才，如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
1937年世界物理学家玻尔受竺可桢之邀，到浙江大学作学术报告。玻尔回国后不断有中国的师生写信向他请教如何学物理、如何出国深造。
玻尔说，你们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学习物理呢？


但是束星北治学太认真，认真到一点不给他人留情面。在学术报告会上，无论主讲任名气有多大，学问有多深，一旦发现束星北在下面坐着，就禁不住心惊胆战。
他常常会提出很多问题，让报告人招架不住。因为他从国外不仅仅学到了科学理论，也学到了科学研究的方法，他的导师爱丁顿博士就是一个喜欢争论、欣赏争吵的人。
他的学生、同事认为他身上有一种霸气：
50年代初，也是留英归来的物理学教授王竹溪（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中途，束星北走到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
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
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束星北眼中的“过去的大学”，当然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学，是竺可桢时代的大学。
那时的大学，能包容像束星北这种个性鲜明、棱角锋利的人：黑白分明、刚直不阿、心口一致，见不得不公与黑暗。比如，他不支持学生政治运动，但学生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他第一个起来号召浙江大学全体教授罢教，抗议杀害学生。
他的正直，源于自己的判断：
抗战时，受爱国心驱使，他一度放弃自己的课题，研究军工，如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舰艇和激光、雷达的武器。
抗战后，又拒绝国民党迫使他入党的要挟，让学生将已安装好的雷达再拆卸，因此遭到囚禁。他说：“我不认为，除了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还有另外一条路，第三条道路。”


束星北也是一位有血性的人：
在青年时期就曾当面责难蒋介石。他刚从国外归来，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一天，蒋介石来校视察，在接见的几个军官中就有束星北。当时“一·二八”事件发生不久，束星北认为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和八十四师，违抗政府不抵抗命令与日军血战，是民族的壮举。
国民政府与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是种妥协行为。于是，对蒋介石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蒋介石当众感到难堪，只是说：“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
束星北的弟媳是宋美龄的秘书，日后告诉说，蒋回到总统府，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这件事。束星北见蒋介石气量太小，便辞了教官一职去了浙江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已是浙江大学著名教授的束星北突然失踪。开始准备与教授们商议大学西迁的竺可桢、何增禄各处寻找。最后还是由其妻葛楚华领着，在杭州一所临时作为兵营的学校操场里找到了他。当时，束星北已成为向社会招募的第一批义勇军战士，剃了光头、一身戎装，在杀声震天的口号声中，将刺刀一次次刺进“敌人”的胸膛。
于此期间，束星北将精力转向了国防武器的研究，还同王淦昌给学生们开讲“国防物理”讲座。王淦昌主讲枪炮的设计、子弹和炮弹行进过程中的动力学和飞机飞行中的空气动力学原理，束星北讲短波、激光，雷达、收发报机、无人驾驶飞机。
1944年，日军从广西打了进来。教授或年龄较长的老师各处疏散，投亲靠友，年轻力壮的师生上山打游击。束星北在湄潭的家，马上成了武器作坊，寄居在他家的两个弟弟做下手，束星北用最原始的方式：一硝二木三硫磺做火药，用当地含磷很高的火柴头做引爆雷管，造出了大量的子弹和手榴弹。
他的儿子束庆星说：“按父亲的脾气，如果不是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日军被阻止于贵州的独山并最终撤出广西，父亲一定带着他制造的土武器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


在1950年浙江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因为苏步青教授受到侮辱，束星北气愤之极，把节约委员会主任像揪小鸡似的揪起来，一拳打过去，大骂：“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什么东西？”
结果苏步青解脱了，他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罪魁，然后束星北没有意识到接连的灾难正在向自己靠近……                       
（二）厄运中，坚守自己的科学信仰

1952年院系调整时，如果束星北接受王淦昌的邀请到中国科学院搞研究，在那个科学家成堆的地方，他也许不那么扎眼。
束星北之所以没有去，是觉得中国科学院有些人属于“政治学者”，非科学家气质多一些，让他看着不舒服。
以他的个性看，束星北也许不会在保护之内。
1952年他选择了在山东大学任教。可此时的山大也不是文科有老舍、洪深、沈从文、游国恩；理科有黄际遇、任之恭、童第周的“过去的学校”——老山东大学了。
很快，束星北在山东大学“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一度被停职反省。
尽管束星北在自己家大门上贴着他用毛笔书写的告示：“请勿进门。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
但也挡不住1955年的抄家搜查。他全家被赶到院子里，束星北手里拿着一本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摇动着。
有什么用？这次抄家的收获是束星北自己安装的半导体收音机，作为他收听敌台的证据。


在山东大学，他遇到了有信念的共产党人华岗，华岗当时与生物学家童第周、教育学家吴有恒、文学家陆侃如、冯沅君有着同样好的教授待遇。
但他，并不买账，一开始就与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干了起来。华岗认为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束星北却坚持，自然科学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
尽管如此，华岗并没有降低他的生活待遇，直到华岗成为“胡风集团”成员入狱。
5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束星北还反对“一边倒”学苏联，说你们教辩证唯物主义，我就教牛顿、爱因斯坦。
对好好学习的学生耐心有加，工农干部学院王景明就是听了他的课，感觉如梦初醒，进入了一个令人神迷的世界；对热衷搞运动的学生，“笨蛋”、“草包”、“狗屁不通”，难听的话他也是说的出来的。
结局是，不让他上讲台讲课了。



教授力学课的束星北

他不得不改行研究气象学，一年多发了十几篇气象学方面的论文，小试牛刀，就引起气象学界轰动。
在“肃反”中，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重点斗争对象。
1956年“小阳春”时有个纠正，他认真研究《宪法》，以《用生命维护宪法尊严》为题发言，建议“对受冤的速予平反”，听众在下面鼓掌二十多次。
1957年就成了反案，当了“极右分子”。工资降到只发20元生活费，而他妻子无工作，还有七个孩子。
1958年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管制3年，编入劳改大军修水库。饥饿的年代，他一直在工地的死亡线上挣扎。
之后有一段时间他被分配到青岛崂山附近进行劳动改造，当时条件极为艰苦，并且他那时已年过半百，无法承受那么大的劳动压力，经常昏倒，那种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一般人难以想象。


有一次，因为实在饿得受不了了，束星北跑到瓜田里去偷西瓜，结果被看瓜的老农当场抓住。
老农看他可怜，给了他一捧花生，束星北一把抓过来，连皮一起吞进肚子里。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束星北早已没有了当初知识分子的形象。
有一次他女儿为了让父亲高兴，一家人玩一个智力题，就是小羊过桥那种，对岸有老虎。一家人想了一会儿，最后女儿告诉了他答案。
谁知为了这样一个题，束星北一晚上都在柜橱（当时条件困难，他可能只能睡在柜橱里）里点蜡烛演算，第二天一大早，他便高兴得大喊大叫，告诉他女儿答案不对，应该是怎样过桥……他女儿后来发展柜橱里演算纸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和论证过程……
他那时已经很老了，可还是忘不了科学，依然想为我们民族的科学事业做点什么，但那个时代不给他机会！



束星北全家福

束星北的憾：
束星北有一个儿子，束星北还是教授时，他儿子在部队，很有发展前途，束星北落难后，由于当时“株连九族”，他儿子正要被提拔，却直接被赶回了家，当时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不难想象，他儿子回来是什么工作都不让干，也就是毫无生活来源，可能要饭都没人敢给……
他儿子一直不肯原谅束星北，他的大好前程就这样被毁了，这是束星北的错吗？



水库上的束星北

1960年秋水库工程结束，在经历了月子口水库两年半的改造之后，他终于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意识到自己错了：
开始认真改造 ：在后来的多次政治运动中，他忍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束星北开始往自己身上泼污水，不断地写「认罪书」。
束星北由一个极有天赋和激情的知识分子，变成了水库工地上抬土的劳动力，但仍抱着扫帚在雪地上演算数学公式。
他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打扫厕所、清洗实验室。他主动包下打扫全校所有厕所，竟然还研究如何找出更好的去垢方法。
打扫完，他就躲在一边统计用厕人数，寻找清洗厕所的规律。当时的他并没忘记科学，写了与狭义相对论有关的几个论文，但当时他的文章是绝对不许发表的。
由于科学论文无法发表，他无耐之下竟写了一篇两万字与冲厕所有关的论文，这真是时代的悲哀，科学的悲哀！
60年代，感到中国有核试验的迹象，他希望参加到这个队伍中。
他想到摘帽，便顽强地“改造”，无望。
“文革”时，继续扫茅房。
同时修遍了山东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队大中型医院的设备：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同位素扫描仪、冰箱、保温箱、电子兴奋器、电子生理麻醉仪、胃镜……多到无法计算。
但这一切都换不来他想用一个物理学家的实力报效祖国的机会！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前，束星北发现他以前的许多学生和故友没有消息了，也不给他写信了，对科学敏感的他已经意识到他们可能在研制原子弹，由于这是国家机密项目，所以研究者不能给外界通信。
束星北非常渴望参加这个项目，但他当时的身份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他想让医学院的领导给他弄个实验室之类的，他想单独搞。
当时这是国家重点项目，可想而知，医学院想筹备简直比登天还难……后来第一颗原子弹爆发了，举国欢庆，但在周总理宣布这一举世瞩目的消息时，谁也想不到在青岛医学院的一个小破屋里，一位苍老的科学家正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嚎啕大哭，声音撕心裂肺……
这是怎样一种痛苦，我想象不到，是被埋没？是遗憾？令人深思……


他的小女儿束美新对父亲有一段感人的回忆：
“1970年7月，青岛医学院被迁到山东省惠民北镇，父母也随着学校去了那里。在这之前，我随丈夫一同下放到聊城一家三线厂子，第一次和父母分开。
1971年1月的一天，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我抱着孩子来到北镇，远远地看见在医学院校门口，一个人正佝偻着身子扫雪，一身黑棉衣棉裤，在雪地里很是显眼。
他的身后扫了一条长长的路、我忍着泪水说，爸爸，我和你的外孙来看你来了，父亲看着我和孩子，愣了好一会儿，才大梦初醒似的在棉衣上使劲地搓了搓手，把孩子抱在他的怀里。
父亲走在前面，没走几步就把孩子给了我，要过扫帚又折了回去。
这时才发现，路两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
母亲告诉我，父亲常在他清扫过的学校操场或球场上，用木棍或枝条一个人不停地运算、写字。一次次写满，然后又擦掉，他的大扫帚就是'黑板擦’。
他最害怕自己的脑子长期不用被废掉了，这是他自己发明的脑力运动！”
1974年，束星北被摘掉政治帽子后，抓紧时间搞科学研究。


在水库上修理设备
眼看着年华逝去，而自己却一无所成，束星北一天比一天感到焦虑，他向组织写信说：

“我今年已 64 岁，改造了十几年还没有改造好。岁月蹉跎，心中焦急：如果再过十几年，即使改造好了，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还能有什么用呢？
今后该怎么办，才能得到党和人民的宽恕、谅解和容纳？恳请党领导、军工宣队能拉我一把，在我未死之前 ……(让我) 回到人民内部，尽自己的力量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数年的时间里，他就这样一次次申请，希望也一次次落空。。。。。
1972年李政道回国，周恩来希望李政道能为中国科学界“断层”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海外学者到中国讲学。
李政道说，中国有人才，只是你们没有使用他们，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
虽然李政道想见自己的老师未能如愿，但给束星北的待遇带来了转机。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

（三）束星北又拿起了教鞭，他还是从前的教授吗？

直到1972年李政道访华时，向周恩来提起自己的恩师，束星北才得以重回讲台。
而平反之后，却没有几个大学敢要他，他就像无人敢收的“孤魂野鬼”，最终是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打破了禁忌，聘请了他。
此时的束星北，已经是70岁高龄。
从1958年判刑至1978年重上讲台，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这20年里，他的学生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好友王淦昌成为了两弹元勋……一代物理学大师，他最宝贵的二十年，就这样被浪费在了蹉跎岁月里。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拼命地想把自己丢失的时间补回来，为了尽快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他甚至不顾自己患有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病，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给动力海洋学进修班的学员，讲多门培训课程，争分夺秒，惜时如金。



与老友王淦昌相聚

他的老友同事发现，他的优秀品质保存完好；他的“坏脾气”也未从根本上改变：
仍然羞辱学生“猪脑子”、“狗屁不通”，仍然对行政人员咆哮发怒。他无所旁顾，一心要抓紧时间著述。
但是他的家人看到，半夜里他的灵感来了，似睡非睡中写下的东西，却是检讨与自我批判。
这时他的人格已经无奈地分裂。表面上他还是那么“顽固”，通过发泄想挣断过去对他的摧残，想不到二十多年的“改造”已经渗入神经骨髓，他无法走出阴影。

1979年，国家搞洲际导弹研究，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课题负责人找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竟无一人能解决，出门时，一位扫地老人用扫帚拦住了负责人，说：你们可以到青岛去找束星北。
（这位老人是谁，无从考证）上面为此拨款100万元，束星北分文没要，一支笔，一摞纸，准确无误完成任务。
当年他73岁，航天学界轰动一时：天才还是天才！


1983年束星北去世。去世前，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青岛医学院。
他说，
“他多年缓慢性器官炎，一直注射肾上腺素，但血压心脏却一直正常，可以解剖他的尸体研究。他称自己的大脑超乎寻常的聪明好用，连他自己都奇怪，七十多岁，脑袋却还和二三十岁一样清晰，活力无限。他让解剖他的大脑，希望对医学做最后的贡献。
但是他去世时，正赶上青岛医学院大换班子，他的遗体被遗忘了。
半年之后，想起来，尸体已经腐烂。本来还说要将他的骨骼做成标本供教学用，结果让两个学生草草埋在学校篮球场旁边的双杠下面。
医生曾解剖过他的大脑，“发现他的大脑已经萎缩了30%”…… 这就是《束星北档案》作者刘海军先生的结束语。
（四）老友王淦昌的评价

束星北教授不愧是天才的物理学家，他的一生壮志未酬。
苏步青先生在束星北逝世后写了一首挽诗：
受屈蒙冤二十春，三中而后感恩身。
方期为国挥余力，讵料因疴辞俗尘。
学可济时何坎坷，言堪警世太天真。
缅怀相对论中杰，泪洒秋风不自禁。
曾有人把束星北坎坷多难的一生，归于他刚直不阿、率真求是的性格使然，也有人振聋发聩地提出“天才需要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


有一年，束美新到北京出差时，曾专程到父亲的生前老友王淦昌家中看望。
她认为父亲为人处事，要有淦昌叔叔的一半就好了。没料到，一向温和、懦雅、父亲一般的老人，脸上出现了怒容。
王淦昌对她说：“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
至于怎么不一样，王淦昌当时没有讲，他对至友的感悟，无人可比。
历时15年写成《束星北档案》一书的作家刘海军说：“束星北用自己悲壮的'歌唱’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我们曾经失去了什么，今天仍在失去的、放弃的又是什么？”
束星北教授的三儿子束庆星曾说：
“有人认为，我的父亲如不蒙冤或一直在国外，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在我们心中最为重的是，他既是继承传统中华文化的一位学者，又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受益者。
他深深热爱生他养他的中华大地和人民，他一生侠肝义胆，嫉恶如仇，他是一位永远受到人民尊重和怀念的爱国的、正直的科学家！”


如果把束星北与王淦昌作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同为科学家，王淦昌几乎获得了完美的人生：提出了《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研究原子弹氢弹、率导核能，特别是核聚变能的研制与发展……从这一串科学经历看，王淦昌始终站在世界前沿科学的制高点上。
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还有比拥有如此丰富的科学经历更为饱满的人生吗？”可是束星北，在他命运的颠踬与缝隙中虽说也出了些成果，但对比而言，却是显得有些“雕虫小技”，“微不足道”了。
同样的才学智慧，有着不同的命运，决定的因素恐怕就是性格了。这是说“性格即命运”似乎更有道理。
可是，纵观人类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但凡才气逼人，往往性格与众不同。
才气与性格如同利剑的双刃，怎么可能钝其一面而锋其另一面呢？
2005年2月23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与诺贝尔奖得主共事》，其中提到：几乎所有认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神经学家理查德·阿克塞的人都能感受到他那超人的智力。
但他的古怪也是出了名的……他每天穿过走廊冲着人们大叫“数据？有数据吗？”有时他会盯着你问：“难道你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要告诉我吗？”
“他从不注意社交礼节。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奚落、嘲笑和贬低别人的机会。他经常会在和别人交谈时陷入沉思，然后毫无歉意地走开。
他会对一些问题做出这样的回答：“这时我所听到过的最愚蠢的想法”。
这样的科学家为什么能最终获得为世界承认的成就？因为他可以自由的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和研究。说实在的，如果我们自己成为他奚落、嘲笑的对象，或许也会受不了。但是，你可以不喜欢他，却没有不让他自由存在的理由。
试想，如果束星北能在同一片土地上与理查德·阿克塞比肩而为，岂能没有同样的辉煌？可惜，中年以后的束星北不能拥有这样一片土地。
岁月沉淀着记忆，也许时间会冲淡记忆，但人们不会忘记曾有这样一个人，他的理想和信念，他的人格和情操，他的天才和能力，使千千万万的心灵为之震撼。
<hr/>第二位：他，沦为乞丐、失踪美国，本应第一个获诺奖的中国人

不管活着还是去世，他始终鲜为人知。
但他是人类科学史上的巨星，更是值得中国人敬仰的英雄

20 多年前，有一位96岁的老人平静离世。
对于他的离开，对于他的名字，国人知之甚少

他叫赵忠尧，中国原子能之父、世界上第一个发现反物质的物理学家。
如果不是诺奖评委会的失误，他本应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他的研究成果为美国研制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奠定理论基础
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国第一枚氢弹爆炸、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入水、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破土动工，有一半的技术力量来自他和他的学生们

这样一位闪耀世界的科学巨星，因何沦为蓬头垢面的乞丐？因何神秘“失踪”于美国？因何被关押在日本监狱？又因何功勋卓著却不为人知？
今天，让我们一起认识赵忠尧

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教授乞丐”

1937年10月初，在清华大学长沙临时校门前，突然跑来一个脏兮兮的乞丐，一手拄着木棍，一手抱着一个咸菜坛子，急切地要求见梅贻琦校长。
门卫认为这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便要将乞丐轰走，此时梅校长刚好走出来，乞丐便猛地扑过去，一把拽住梅贻琦的衣袖，便放声大哭。
梅校长仔细一看，才发现这蓬头垢面的乞丐，竟然是从美国学成归来的赵忠尧，连忙上前握住他的手。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赵忠尧将一直紧紧抱着的咸菜坛子，放在校长办公桌上后，才长嘘一口气。
原来，这咸菜坛子里藏着一个铅筒，铅筒里有50毫克放射性实验镭。
镭，直到今天仍是被全世界禁运的。
如果落到了日本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1937年10月，在日军占领清华园后，赵忠尧与梁思成一起冒死潜返清华取回这50毫克的镭元素。
而赵忠尧则扮成难民跟着逃难的人一起千里跋涉前往长沙，35岁的赵忠尧抱着咸菜坛子，胸口被磨出了两道鲜红的血印子，整整走了一个多月，才终于从北京走到了长沙。
原本玉树临风的大学教授，变成了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
镭，是居里夫人发现的放射性元素，赵忠尧的手中为什么会拥有这样珍贵的稀有物质呢？
这还得从赵忠尧的传奇人生说起



赵忠尧

1902年，赵忠尧出生在浙江诸暨，父亲当过私塾老师、行医医生，对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痛心疾首，特别寄希望于子女能够有出息。
1916年，15岁的赵忠尧考入诸暨县立中学。
1920年，又考入中国创办最早的四所高等师范学校之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23年冬与南京高师同学合影，赵忠尧（中）

赵忠尧入南京高等师范就读时，南京高师正要扩建为东南大学。
1924年毕业后，他留在东南大学，并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叶企孙
叶企孙从国外归来至东南大学任教，赵忠尧成为叶企孙的助教



1923年1月1日南高理科甲子级会成立，赵忠尧前排左一

1925年夏天，清华学堂筹办大学本科，请叶企孙前往。
就这样，赵忠尧同叶企孙一同北上清华。
第二年，清华大学成立物理系，叶企孙担任系主任，赵忠尧也正式成为清华的教员，开始担任实验课程



1926年初夏清华大学科学馆门口，一排中间叶企孙、后排右二赵忠尧

在清华的工作中，赵忠尧愈发深感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
而无法接触到世界科技前沿，更让他焦急万分。
1927年夏天，赵忠尧已经等不及公费名额。
他决定，自费去美国留学，向老师和朋友借了一些钱，又申请了清华的半费补助金，只带了简单的生活用品，他就远赴重洋。
去了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刚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密立根教授



1929年赵忠尧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留学时与导师合影，前排右四正后方为赵忠尧

让密立根教授极为恼火的是，这个新来的中国学生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嫌课题太一般。
赵忠尧认为这个题目虽然容易获得学位，却学不到多少技术，这与他出国深造的初衷相违背。
因此他要求密立根教授换一个课题，在那个教授具有莫大权威的时代，做出这一举动需要相当的勇气。
过了一段时间后，密立根重新给了赵忠尧一个题目：《硬伽马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
当时，无论是密立根，还是赵忠尧，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题目会把赵忠尧推到一个物理科学伟大发现的门口



19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密立根

1930年，赵忠尧完成实验，他的结论震惊了当时的物理界：28岁的赵忠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观测到正电子。
后来的实验更让他成为，世界上首次发现反物质的物理学家
这个发现足以使赵忠尧获得诺贝尔奖
然而，193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却颁发给了1932年在云雾室中发现正电子径迹的安德逊（C.D.Anderson）
从20世纪80年代起，杨振宁、李政道和丁肇中做了大量的调研、考证，充分肯定了赵忠尧的成就
李政道曾说，赵老师本来应该是第一个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国人，只是由于当时别人的错误，把赵老师的光荣埋没了
安德逊在半个世纪之后的1983年，也写出了当年的故事：
在加州理工学院时，他与赵忠尧同为研究生，二人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当时他就了解并意识到赵的实验结果表明：存在一种人们尚未知道的新物质。他的研究是受赵的启发才做的。



完成这个伟大实验发现时，赵忠尧只有28岁

曾任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委主任的瑞典皇家学会爱克斯朋教授在解密诺贝尔奖评选过程时坦言：
这是一个“很令人不安的、没法再弥补的疏漏。”
近代物理学研究的一段历史至此形成公论，有媒体甚至报道：
“世界欠中国一个诺贝尔奖”。
可赵忠尧却对此毫不在意，因为他远渡重洋不是为了学位，更不是为了拿诺奖，而是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学到最前沿的科学和技术
观看原子弹爆炸，在美国“神秘失踪”

1931年，赵忠尧赴英国剑桥大学，师从着名物理学家卢瑟福。
在赵忠尧学成归国时，卢瑟福特意将50毫克放射性实验镭赠送给他。
赵忠尧历尽千难万险，将这50毫克镭带回了中国。所以才有了他不顾生死，千里跋涉保卫“咸菜坛子”的事。



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在科学馆前合影，赵忠尧在二排左二

1931年，学成后的赵忠尧回到中国，回到清华，担任物理系教授。开设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课程、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成为中国原子能研究的开拓者。
赵忠尧并没有白白带回那50毫克镭。
当年在昆明城北，西南联大物理系师生曾用极其简陋的条件，利用这50毫克的镭，做了些中子放射性元素实验。
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激发了一代代中国核物理科学家。
赵忠尧更是培养大师的大师，他的学生名单让中国骄傲、让世界震撼：
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
他们是中国“两弹一星”元勋
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与邓稼先

1938年到1945年，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赵忠尧一直在西南联大执教。
杨振宁曾回忆道：
“我在昆明学到的物理，已经达到当时世界最高水平。”
虽然条件极其艰苦，赵忠尧和其他教授一样，继续着求知与报国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怀着工业救国的愿望，赵忠尧曾在德国购置了一台铅芯机。
教学之余，还创办了一个铅笔厂，这支定名为“长城”的铅笔，就是日后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用过的“中华牌”铅笔。


1946年6月30日，美国继在日本扔下了原子弹之后，又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小岛上试爆了一颗原子弹
此时，英法苏中4个胜利集团的盟友代表应美国政府之邀正在观“战”，蒋介石专门挑了核物理专家赵忠尧。
当核爆炸的蘑菇云升起时，赵忠尧成了中国第一个亲眼看到原子弹爆炸的人。
他默默注视着冉冉升起的蘑菇云，将目测出的数据牢记在自己的脑海之中
当其他国家的代表情不自禁地为核爆炸的威力惊呼时，赵忠尧沉默不语、百感交集：中国什么时候才能释放出这样巨大的能量。
这一天还太遥远，因为中国连一台加速器都没有，没有加速器就不可能揭开原子核的奥秘，不可能进行自己的核试验



1946年赵忠尧以观察员身份参观美国试爆原子弹，前排左一为赵忠尧

演习完毕，其他国家的观摩代表回到美国本土游山玩水，赵忠尧却"神秘失踪"了。
他作为核物理专家深知核爆炸的关键技术就是加速器，他选择"滞留"美国的目的十分明确：设法购买到加速器。
这时，国民政府给他汇了5万美元，作为购买加速器的费用。
可买一台加速器起码要40万美元，这点钱根本就不够。
何况，即便买到了，也拿不到出口许可证，无法运回中国，美国政府严禁此类尖端技术出口。
但赵忠尧太想给贫弱、落后的中国装一台加速器了，赵忠尧心里盘算着：
如果最精密核心部件在美国秘密定制，然后再想方设法托运回去其他部件，他将技术参数默背下来，烂熟于心，然后回国自己制造，5万美元或许就够了。
有人劝阻赵忠尧，来美国一趟不容易，加速器不是你的本行，何必把精力消耗在这上面。
赵忠尧顾不得这些，他深知落后就要挨打，加速器就是多灾多难的中国最需要的，个人做出牺牲是值得的。



在美国时的留影

赵忠尧回到母校加州理工，他利用一切条件，对加速器的操作台和零部件进行研究。
为了掌握了加速器的设计和制造细节，赵忠尧成了实验室里最勤奋的人。
在完成科研项目的同时，他拼命掌握着有关加速器制造的技术资料和零件参数。
每天，他的工作时间都在16小时以上。
之后，赵忠尧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卡内基地磁研究所等美国的几个加速器及宇宙线实验室做义务工作，为的是能换取一些零件。
他甚至紧衣缩食，每天只吃面包和咸菜，把有限的经费和生活补贴都用来向工厂定制加速器零件。
1948年底，赵忠尧终于完成了静电加速器的核心器件订购，欲回国研制。
这时候，国民党政府眼看就要土崩瓦解。
冲破美国重重阻挠，与钱学森（后被阿美莉卡指为间谍，被关押）、邓稼先等一起登船回国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
赵忠尧兴奋异常，他看到了中华民族崛起的希望。
加速器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设备，他躲开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海关的严密检查，将自己几年来收集到的加速器零部件分装入30多个箱子，与购买的教学设备混在一起，陆续运回祖国大陆

但此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中美已不通航，赵忠尧本人的回国，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直到1950年8月，他才侥幸获得一份过境香港的签证。
1950年8月29日，赵忠尧和钱学森、邓稼先等100多名留美学者一起登上了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号"



赵忠尧、钱学森、邓稼先等百名留美学生学成归国，在甲板上集体合影

正要启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800多公斤重的书籍和笔记本被扣留，钱学森本人被指为"毛的间谍"，被押送到特米那岛上关了起来。



钱学森一家

赵忠尧竟侥幸被放行了，可当轮船开到日本横滨时，显然美国特工已经反过神来。
抓钱学森是因为他一个人顶五个师军力，而这个叫赵忠尧的中国人辗转在美国最顶级的四个核物理实验室混迹了四年之久，他究竟能顶五个师，还是十个师已经不好估算了。
就这样，美军武装人员气势汹汹地冲上船，抓走赵忠尧，将他押进了美军在日本的巢鸭军事监狱。
台湾驻日代表团派了3个人，软硬兼施，要把赵忠尧等人带到台湾去。
有一次甚至让他面对一堵墙站好，美国宪兵在他背后拉枪栓进行威胁。
如不承认"罪行"，坚持不到台湾去"洗心革面"，就枪毙他们。



傅斯年

但赵忠尧宁死不屈，坚决不同意到台湾去。
硬的不行，再来软的。
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发来急电：
"望兄来台共事，以防不测。"
赵忠尧却回电说：
"我回大陆之意已决!"
赵忠尧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美军在日本监狱的消息披露后，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美国科学界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周恩来更为此发表了声明。
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之下，美国政府在没有证据可抓的情况下，只得将赵忠尧放行。



1950年11月，沈善炯、罗时钧、赵忠尧（自左至右）于日本蒙难释放后留影

赵忠尧被关押了2个月之久，两个月除了被审问，他也没有闲着，竟然拜一同被关押的日本小偷为师，学会了说日语。
1950年11月28日，赵忠尧劫后归来，终于踏上祖国的土地，回到南京。
赵忠尧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脱下西装，穿上长袍，与家人在鸡鸣寺前合影，表达了自己一心归国的赤子之心。



1950年，赵忠尧一家在南京鸡鸣山合影

赵忠尧将决定中国核事业命运的加速器核心元件全部交给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就在这时，被美国认为"抵得上五个师"的钱学森也终于辗转回到了祖国。
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即将如火如荼地开始。

“蘑菇云”的打造者




1957年赵忠尧（中）钱三强（左）到前苏联参观考察

回归祖国的赵忠尧，用带回的器材和零件，主持建成了中国第一台7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


1958年，这台70万电子伏静电加速器被赠送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供教学实验和学生学习使用
现在它被安放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博物馆里。
1958年赵忠尧又主持研制成功25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对我国的核事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台250万电子伏静电加速器，一直为共和国服役到2000年前后

在赵忠尧将极大的科研热情投入到中国核事业时，人到中年的他被打成“右派”。
1958年，生产“大跃进”的浪潮冲击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赵忠尧生性耿直、坚持实事求是，从来不说顺应潮流的话，这让他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也自然招来了更多的麻烦。
1966年，文革爆发。
此时国外核物理研究发展很快，赵忠尧心里非常焦急，他一心要紧跟科学研究前沿，并执拗地认为科学家的天职就是科学研究，这样才能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
他甚至天真地多次向上级部门提出这个意见。


没多久，无心政治运动的他，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由于曾滞留美国的经历，赵忠尧被戴上“特务嫌疑”的帽子，关进了牛棚。
作为世界顶尖物理学家，赵忠尧有近十几年时间没有机会好好搞研究。
赵忠尧一心报国，但他没有机会像他的学生：
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王淦昌
赵九章、彭桓武、王大珩
陈芳允、程开甲一样
投入中国两弹一星研究事业。
命运没有选择赵忠尧，让他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时代错怪了赵忠尧，他没有机会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但我们相信，赵老看到中国的“蘑菇云”升腾时，那一刻，他一定是欣慰的。
他没有白白在美国“滞留”四年，拼了命研制出核试验最关键的加速器。
那一刻，他也一定是幸福的。
22位“两弹一星”元勋科学家中有9个是他教过的学生。
因此，说赵忠尧是中国“蘑菇云”的打造者，一点儿也不为过。



赵忠尧（前排中）与高能所实验物理部同志合影

1973年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已经是71岁的赵忠尧终于恢复工作。
1984年，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在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尽管赵忠尧年事已高，但82岁的他仍然积极参加了高能实验基地的建设，并带出了一批青年才俊



1984年10月邓小平等人与参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奠基典礼的科学家合影（二排右起第四人为赵忠尧）

1989年4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点安装就位。
几个月后，通过技术鉴定。
已是87岁高龄的赵忠尧作为鉴定技术专家，郑重地在鉴定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1989年9月15日，赵忠尧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谱仪鉴定书上签字


2003年底，国家批准了总经费6.4亿元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加速器亮度提高了100倍，中国继续拥有世界上在该能区性能最好的高能物理实验装置。
1998年5月28日，96岁高龄的赵忠尧逝世。
遗体告别仪式极其简单，媒体也并无太多报道。
他已经逝世整 25 周年了，一生默默奉献、不为人知的他应为国人所熟知，更应为世人所称颂。


今天，请让我们记住他的赫赫功勋：
他是世界反物质之父
他是中国核物理研究开拓者
他为中国培养了十几位世界最顶级的核物理学家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中国第一枚氢弹爆炸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入水
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破土动工
有一半的技术力量
来自他和他的学生们


历史终会铭记他
今天，请让我们一同缅怀这位老人：赵忠尧
一位为中国核物理事业呕心沥血，奉献了一生的爱国者！！！

大力水手

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青霉素到底有多牛？
战争年代许多濒临死亡的战士，在使用青霉素后都起死回生，而英国宰相更是因为青霉素的存在才挽回了生命。
在20世纪中它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药物，地位更是如原子弹、雷达一样被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三大发明。
然而被认为神药的青霉素，它的研制技术一直掌控在西方国家手里，西方国家说卖给中国多少，那么当时的中国才能有多少青霉素药物。
在当年我国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时，如果早先手中就有足够的青霉素，那么我军战士们的伤亡数量将大大降低！但是在当时不仅科学家也有壁垒，科学更有壁垒。
面对这种情况，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汤飞凡选择了回国，面对美国导师的话：“你留在美国，不仅会有最先进的实验条件，而且资金也会相当丰富，你的国家如今只是战乱年代，你上哪搞研究呢？”
但是不管美国导师如何劝导汤飞凡，他只有一句话：“我的祖国正是需要我的时候。”在他听到祖国的战士们因为缺乏青霉素死伤无数后，他心中就在隐隐作痛！
他常常对自己问道：如果自己身为一个医学博士，却无法为祖国做出贡献，那么自己所学的医还有什么用呢？
他要回到祖国，研发出属于中国自己的青霉素！


在1937年，我国正值日军侵华的战乱年代，汤飞凡舍弃了美国许下的优诺条件，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回国！
当时政府对于汤飞凡的回国也十分重视，任命汤飞凡为上海医学院细菌学教授、中央防疫实验处的处长。
但是中日战争的爆发，导致政府手中的资金也并无多少，汤飞凡虽然有着职位，但是却没有进行研究所需要的资金。
而且因为战乱，他的实验室不得不搬到了昆明，但是面对这些困难，汤飞凡始终没有放弃。
有实验人员对汤飞凡问道：“汤教授，咱们在这样的条件下真的能搞出来青霉素吗？”如今他们的实验室和西方国家的实验室可谓是天差地别，面对这么多的困难，实验人员也有些没了底气。
汤飞凡看着一众实验人员，他坚定的回答道：“我们一定会的！前线的战士们都在等着咱们的青霉素！”
汤飞凡在这些日子起早贪黑，每天到处收集样本，只为能寻到合适的菌种，在经历无数次失败以后，他终于发现了一个宝贵的菌种，但是如何让其发酵成了一个问题。
汤飞凡给自己的英国朋友李约瑟（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进行求助后，李约瑟来到昆明见到这样一幅场景：破旧的实验室，汤飞凡带着实验人员正在进行试验，整个实验室除了破旧以外，仪器设备等都不够先进。
李约瑟没有想到汤飞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今只差青霉素发酵所需的器材，他便能搞出青霉素了！
李约瑟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感觉，他对着汤飞凡说道：“汤，你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李约瑟让汤飞凡不用担心资金问题，他回到英国后为汤飞凡筹到足够使用的资金，让其不用再有后顾之忧。
在1944年，令国外都感到震惊的消息爆出来了：汤飞凡在如此简陋的实验室中，提取出符合标准的青霉素！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自主研发出来的第一批青霉素！
国外科学家在得知汤飞凡所使用的实验室后，纷纷摇头感叹：汤飞凡真了不起！
在青霉素成功研制后，便有权贵找到汤飞凡说：“如今中国需要的青霉素，咱们做起青霉素的生意会发大财。”
对此汤飞凡坚决反对，他直接表示：“我只为救助中国人！”之后每天他就带领团队不分日夜，加班加点的提高产量，在这一批青霉素被送到前线后，无数濒临死亡的战士挽回了生命！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汤飞凡一直奋斗在我国的防疫事业中，除了青霉素以外，中国自己的狂犬疫苗、牛痘疫苗等，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都是汤飞凡带领团队所研发。
在正值战乱的时代，他拒绝了国外的优越条件，选择回到了中国，建立起了中国第一支防疫队伍，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大爱和责任。

队长是我

1994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金星上的一个陨石坑命名为Wang zhenyi。
当消息传回国内，人们都一脸莫名地问：“谁是Wang zhenyi ？”
这是一个在历史深处失落太久的名字。
Wang zhenyi 的中文名字，叫王贞仪。



她是一位生活在清朝乾隆年间的女科学家，因为她的科研成就，她在国外备受推崇，在国内却鲜为人知。
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在这个国度里都被视为奇技淫巧，上不得台面，而女人醉心于这些奇技淫巧，更是大逆不道的行径。
她的遭遇，也从侧面反映出科学和女性在那个时代备受冷遇和歧视的境地。
如果用寥寥几百字来介绍她的一生，你会觉得她是一个穿越人士，爽文设定，她“学骑射，通星象，精历算，工诗文，擅绘画，通医理，破礼数。”
她用算数及天文观测推算出“地圆论”，支持“日心说”。
撰写的《月食解》一文，精辟地阐述了月食发生、月食和月望以及食分深浅等知识。
她自主婚配，曾豪情万丈地写下“始信须眉等巾帼，谁言儿女不英雄”的诗句。




世界权威科学学术期刊《自然》将她评价为：“为科学发展奠定基础的女性科学家”。
2000年，为纪念王贞仪对科学的贡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把代号43259的小行星，命名为「 Wang Zhenyi 」
2016年，在美国畅销书《勇往直前：50位杰出女科学家改变世界的故事》中，王贞仪第三位出场。
可是，这些身后的显赫声名都与她无关了，在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短暂日子里，她的人生，是充满了苦涩的。
王贞仪，小字德卿，乾隆三十三年，她出生于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和父亲都当过知县一类的小官，因为不擅于官场逢迎，因而仕途坎坷，爷爷被贬到吉林为官，父亲后半生干脆告别官场，以行医为生。
这些对她家庭来说是重大打击的变故，对王贞仪来说却意味着某种幸运，因为她获得了那个年代的女性终其一生都不敢期望的出门游历的自由。
她跟着爷爷奶奶远赴吉林，奶奶完成了她的童年启蒙，爷爷对天文历算兴趣浓厚，曾是《梅氏丛书》的编撰之一，《梅氏丛书》里收录的，是明末清初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及其弟子们的研究成果，而他这份对天文学和数学的兴趣，也感染到了王贞仪。
当别的官家闺秀低着头醉心于针织女红的时候，小小的王贞仪，却在仰望星空，思考那些别人看来毫无意义的天文问题。
说来惭愧，我是从《国家宝藏》第三季的节目里才知道了王贞仪这个名字，当时是由张子枫演绎了这个仰望星空的女孩。









这个看起来孤独而又渺小的女孩身体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她的眼睛里，装着广袤的宇宙，执着而又坚定，子枫妹妹抓住了王贞仪身上的这些特质，演得非常打动人。


她相信：
可能现在的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更多的星空。
但是在一百年后、一千年后，我们一定会看到更广阔更广阔的宇宙。





爷爷病逝之后，她与奶奶回到了南京，那年她16岁，在同龄的女子已经嫁人生子的年纪里，她又跟着爸爸开始了游医的生涯。
王贞仪和钱学森相似，都是那种一学就会的多面体学霸，她的医术也相当不错，在吉林的时候就曾向蒙古将军的夫人学习骑射，史书说她“跨马横戟，往来如飞”，达到“发必中的”的程度。
为此，王贞仪还得意地写下诗句：“亦曾习射复习骑，盖调粉黛逐绮靡”。
只不过相比她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这些技能就显得不是那么突出了。



△所以在很多王贞仪的画像里，都有着弓马的元素。


行医生涯里，她走过北京、陕西、湖南、广东等地，南北辗转几万里，见到了那个年代许多人一生从未见到过的壮阔风景，风土人情，她的心，早就不是闺阁所能限制住的了。
在登华山的时候，她写下了“足行万里书万卷，尝拟雄心胜丈夫”的诗句，那一年，她18岁。



她从来不认为天文和数学是奇技淫巧，是有钱有闲阶级的消遣，在民间生活多年的经验告诉她，这些科学技术，对普通人的生活是有直接帮助的。
比如，行星的运动能够给气候带来异常的变化，有一次游历到安徽的宣城，她通过观测星象，预测当年可能会发生水灾，便告知当地的农民多种一些高杆的农作物，以防颗粒无收，后来果然应验了。
又比如，她撰写过《勾股三角解》《历算简存》《筹算易知》《象数窥余》等书，用更加简洁易懂的方式来解释数学，希望让更多的老百姓也能在生活中运用数学的知识来解决问题，可惜，很多她的著述，因为没能公开刊印，在辗转誊抄中都遗失了。
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将天文学列为禁学，只有钦天监等少数机构被准许可以“观测天象”，所以，王贞仪的科研道路，注定是孤独而又坎坷的。
她没有什么精密的仪器来支撑她的研究，在简陋的环境里，她靠的是大量的运算和绝佳的悟性，发现了许多西方科学家借助仪器都没能看清的问题。
比如，她只是利用灯和镜形成的影子的变化，就弄懂并解释清了月食的成因，她在屋梁上悬一盏灯做太阳，屋子里圆形的桌面做地球，拿一面镜子做月亮，通过不断地移动悬灯的高低、调整镜子和桌面的距离，模拟太阳、地球、月亮三者位置变化；



又比如，古代中国人们都笃信天圆地方的概念，而她在《地圆论》中说，地上的人都以自己居住的地方为正中，因此远看别的地方都是斜立的，似乎都该倾倒，实际都不倒，难道不是因为各地的人头上都是天，脚下都是地吗？这就是说，人们生活的地球，处于四周都是天空的空间之中，对宇宙空间来说，任何地方的人头上都是天，脚下都是地。
王贞仪正确地认为，在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中，没有上、下、侧、正的严格区别。
而后，她又使用简平仪测天星，发现每二百五十里相差一度的现象，因此从理论上找到了证明地球是圆的的依据，她也因而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从宇宙宏观与微观结合来理解“天圆地方”这个概念的人。
她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有意义的，是能够影响和改变当时人们的生活的，但是，女子的身份和被皇家所禁的天文学加在一起，成为了双重禁忌，这个生不逢时的奇女子，在那个年代，注定是无人理解的疯子。



当时不少所谓的封建士大夫嘲笑地说，女孩子的正当职业是酒食缝纫，不应以文史翰墨为事。
她反驳说，“今世迂疏之士，动谓妇人女子不当以诵读吟咏为事，夫同是人也，则同是心性，六经诸书皆教人以正性明善、修身齐家之学，而岂徒为男子辈设哉！”
同是人也，同是心性这八个字戳穿了男女有别的论调的虚伪，王贞仪强调学问并不是专门为男人而设的，女子的智慧并不比男子差，学成了一样有益于社会。



幸而，在王贞仪的生活里，始终有理解她、支持她的人存在，早年是她的家人，25岁的时候，她嫁给了宣城秀才詹枚，这桩婚姻并非盲婚哑嫁的结果，相反，詹枚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开明的读书人。
同是人也，同是心性这段话，就是她与丈夫讨论的，而詹枚也认可这种观点，甚至在他们结婚以后，因为要操持家务，詹枚还会提醒她不要荒废科学研究，并且鼓励她把著作整理出版。
更为惊世骇俗的是，婚后王贞仪还摈弃男女大防，收了一个诚心求学的男徒弟，而詹枚对其充分信任，让外界的流言蜚语都败下阵来。
可惜，王贞仪在婚后的第四年，就因身患肺疾溘然长逝，那一年，她才29岁，在她死后不久，其夫詹枚也因病随她而去。
当时对王贞仪最大的诋毁，是攻击她从事科学想青史留名。
可能大家看《红楼梦》的时候有印象，贾宝玉曾将家中女孩子们在诗会上写的诗传到外面去过，结果被林妹妹训斥了，因为在当时的价值观里，女孩子们在闺中的吟诗作画只是为了打发时间取乐，没有什么确切的目的，即所谓的“内言不出闺门”，一旦这些诗文流传在外，这种名声反而对女子的声誉是一种损害。
因为在父权社会的价值观里，女子是作为男子的附庸而存在的，她在家谱和排位上的称呼，是XX之女、XX之妻、XX之母，而不是她们自己。
在史书上留名的那些普通的女性，例如三迁的孟母、刺字的岳母，也仅仅是因为她们培养出了优秀的子女，她们依然是依附于孟轲和岳飞而存在的、名不详的贤妻良母。
而王贞仪，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打破了这种观念的中国女子，她一直坚持著书立说，即便因为种种原因难以刊印出版，她也没有放弃，在她临终之前，还将自己的著述托付给了闺蜜蒯夫人，希望有一天，她的科学研究能被后人所知晓，“彰我于后世”。



她想出名，她想以王贞仪，而非詹夫人这个名字为后人所知。
她想让后世的人知道，曾经有那么一个女子，在对待女子极为苛刻不公的时代，也曾努力地抬起头来仰望星空。





让我们记住她的名字——王贞仪，她应该被记得，她也应该被看到。

队长是我

还真有。
这个人牛到如果活着，几乎一定能拿诺贝尔奖。

这个人早已被国人遗忘；
这个人是中国流行病学的奠基人。
这个人就是，“衣原体之父”汤飞凡。



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一、“开挂”般的学霸生涯

那么牛为什么少有人听说？具体原因后面说，先说说他为什么牛吧。
1897年，汤飞凡出生，湖南人。此后，这个人可以说是从小一路开挂，然后走上了人生巅峰，再然后，断崖式下跌，最后死于非命。
他传奇的一生从1914年开始。这么算来，那年他年仅17岁，就被湘雅医学院破格录取，成为它的第一届学生。
湘雅医学院又是什么牛校？
先不说它学术上多厉害了，咱们先看看跟汤飞凡一同“出道”的同学和校友就知道湘雅医学院在中国医学界是什么地位了：
张孝骞 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毕生致力于临床医学、医学科学研究和医学教育工作；
谢少文 国际首次成功用鸡胚培养斑疹伤寒立克次氏体；
李振翩 病毒疫苗培养法创始人；
黄友岐 中国神经病学奠基人、中国神经科鼻祖；
王肇勋 中国心电图学创始人，1933年于国内首创心电图学；
林筱周 中国显微外科奠基人，著名耳鼻喉科学家；
刘泽民 中国皮肤性病学科创始人；
韩 明 中国移植医学奠基者；[1]



湘雅医学院的前世今生

明白了么？学科带头人都不算什么了，从湘雅医学院前几届出来的人，不是创始人级别，都不敢跟人打招呼。
校友都那么牛，汤飞凡也不可能差到哪里去吧？
当然不会，这些校友里，如果把汤飞凡放进去，他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
当时是湘雅医学院第一年正式招生，只招了30人，毕业人数更少，只有10人，汤飞凡就是其中之一。
你知道的，医学生7年苦读，学成之后社会地位和工作基本上都不会难找，尤其是从这么牛的医学院出来的，更应该是“香饽饽”，大把医院和机构抢他。
这是一般人思维。
汤飞凡不是一般人。7年苦读之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当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疾病的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2]

他没在说空话，转身又去了协和医学院进修了传染病学和细菌学。一修就修了3年。
协和医学院又是怎样的存在？


业内素有“南湘雅，北协和”之称。
它比湘雅医学院还早，1908年就正式开课，1914年就有第一批学员毕业。[3]
就这样，历经10年，南、北排第一医学院都被他学完了，就算在现在，也算是牛人中的牛人了。
在协和的第三年，汤飞凡又被更高学府奖学金录取了——哈佛大学医学院。
那年，他27岁。
17岁上大学，10年间不断开挂，在求学的路上扶摇直上，最后来到医学界最高学府。
这样的开挂人生莫说在国贫民弱的当时，就是在现在，也算是人中龙凤了。
二、回国报效

按照一般父母的想法，在哈佛大学学完，“混”个实验室主任或者去美国医院找个医生当当应该这辈子就不用愁了。
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也许同样认可他是个牛人，但绝对不会是我非常敬佩的牛人。
我敬佩他，是因为他的家国情怀。
3年后，尽管当时哈佛大学极力挽留，汤飞凡也毅然决然的回国了。对，回到那战火纷飞、贫困羸弱的中国。
只因为一封信。
这封信，是汤飞凡在湘雅医学院的老师，湘雅医学专校的校长，颜福庆寄给他的。
大家记住这个人，文章后面我会多次提到他。



当时湘雅医学专校的校长，颜福庆

信里没写待遇和许诺，只说：现在困难，然希望能回来帮助建设祖国医疗事业。邀请他来到颜福庆参与创办的国人自己开办的第一所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前身）[4]任教。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1929年，汤飞凡回到了上海，在中央大学医学院担任细菌系副教授。那年他32岁。
在中央大学医学院，汤飞凡边教学边研究，从1929年到1937年，汤飞凡先后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了16篇学术论文，为中国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脑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肠菌炎等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5][6][7]
8年写了16篇国际论文，这还是在建校初期和资源极度匮乏的时候。难度不可想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又是受到颜福庆的邀请，汤飞凡毅然辞去上海一切职务，前往长沙，参与主持重建中央防疫处。
1939年，为躲避日军，防疫处迁至昆明。


在此期间，国内狼烟四起，流民失所。流行病肆虐也让抗战形势雪上加霜。
汤飞凡带领学生，利用极度匮乏的资源，生产出了高效、高质量的青霉素（五万单位一瓶）和疫苗制品。
汤飞凡治疗的药品，不但供给国民党军队，也供给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抗战盟军。
加之日本采用细菌战杀害中国无辜民众，当时的中央防疫所大量制造抗菌药物和疫苗，挽救了数万名军民的生命，也使中央防疫所成为全亚洲最重要的防疫供给中心。



中国第一家青霉素工厂成立，汤飞凡在演讲

三、新中国功勋

（一）飞速灭鼠疫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央防疫所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任所长。
1950年，冀北察哈尔地区鼠疫肆虐，当时疫苗全靠从苏联进口，极度短缺，汤飞凡花了2个月，就研制出国人自己的鼠疫减活疫苗，并迅速生产了900多万毫升。[2]
（二）中国灭天花早世界16年

大家都知道天花。
要在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生产自己的天花疫苗谈何容易。
但汤飞凡利用自创的“乙醚杀菌法”，能相对便捷大量的制造出天花疫苗，这让我国早在1961年便彻底消灭了天花病毒。比全世界早了16年完成。
（三）亲身试毒，攻克沙眼

知道有这个病，不算厉害；
分离出这个病毒，并证明就是这个小东西造成的这个疾病对人类才更为关键。
因为只要分离出了病毒，就可以在实验室更方便的做实验，更快的找到杀灭病毒的方法。
但很遗憾的是，病毒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想要分离出来，谈何容易。
当时的新中国，沙眼就是这样的疾病。
全中国有超过55%的沙眼患病率，5%的致盲率。
在农村，几乎人人有沙眼，致病率高达90%。
为什么不治呢？去药店买个眼药水不就行了么？
当时可不行。
因为当时医学界连导致沙眼的致病病毒都没找到。
曾经日本有个医学大咖——野口英世，他宣称找到了沙眼病菌——颗粒杆菌。


这是当时全世界的医学难题，因此野口英世也成了日本的民族英雄（他的研究成果还包含黄热病、梅毒和脊髓灰质炎），他的头像还被印到了日元纸币上。


但汤飞凡否定了他的研究成果。并在1955年，开创性的利用「卵黄囊分离法」成功从恒河猴身上成功分离出了沙眼病毒。
但因为猴子的眼部构造和人类不同，沙眼症状也不同，无法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
1958年，汤飞凡又亲身试验，将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眼中，在40天不治疗的情况下，采集信息，证明其分离出来的就是沙眼病毒。
就这样，先是英国，然后是全世界，都认可了汤飞凡的成就，他成为了全世界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毒的人，因此沙眼病毒也被称为“汤氏病毒”。
这种病毒比常见病毒大一些，又比常见细菌小一些。



沙眼衣原体彩绘图

汤飞凡的研究促使国际微生物分类学界将此类微生物单独归为一类——衣原体目。[8]
这项伟大的研究，使中国在两年内，沙眼致病率直接从55%降到了6%以下。
（四）其他成就

除了沙眼衣原体，汤飞凡在之后的研究中还成功分离出了麻疹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小儿麻痹症）。这些病毒都是在当时人民深受其害的流行疾病。
病毒的成功分离让攻克和预防这些疾病成为了可能。
四、从巅峰到低谷

1957年，无疑是汤飞凡的学术巅峰期。
但是，
1958年，就是汤飞凡的人生低谷期。9月30日，汤飞凡不堪其辱，上吊自缢，年仅61岁。
这段我没法写，此处省略一万字，但大家查一查1958年中国发生了什么，就不难理解了。


影响汤飞凡一生数次命运转折的恩师，颜福庆也未幸免，在十多年后也遭受迫害并因此一病不起，于1970年病逝。
五、迟到的荣耀

作为沙眼衣原体分离第一人，也因此导致生物分类学界重新界定了病毒与细菌之间的一个新分类。
国际都公认汤飞凡是“衣原体之父”。
别的不说，按照我们的一般常识，一听说谁谁谁是“XXX之父”，而且是很著名的学术界的一大突破，那么，八成这人会得诺贝尔奖。
是的，汤飞凡被国际沙眼防治组织办法金质奖章，并打算提名他入选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但这份荣耀来的有些晚。
知道1970年，国际上才将沙眼病毒定义为“衣原体”。
1980年6月，国际沙眼防治组织要邀请汤飞凡参加1982年国际眼科学大会，并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并打算将其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
但这几份殊荣来的太迟，人已不在，无法挽回。
后来甚至还有冒领奖章和研究成果剽窃的丑闻，这里不详细描述，大家可以自己查询。
直到汤飞凡的妻子在1986年写信给国际沙眼防治组织，这才为汤飞凡正名。
而我国，直到80年代末，才为这位伟大的微生物学家正名。
1992年国家发行的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三组邮票中，我们才能找到汤飞凡和他迟到的金质奖章。



汤飞凡和他的金质奖章

六、国士无双

汤飞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帮助新中国抗击了鼠疫；消灭了天花；克服了沙眼；解决了麻疹和脊髓灰质炎，还发现了微生物学的一个新物种。
这应当是国人的骄傲！
与当代英雄人物钟南山相比又如何？


国士无双这个词，我相信，钟老爷子担得起，
汤飞凡更担得起！
人才难得，更奈何无双之国士！
前不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9]
在60条总方针当中的第7条中，着重提出大力发展科技力量的战略方针。
科技，是人创造出来的。
我相信，
现在的我们，要比以前的我们更有担当。
现在的我们，要比以前的我们更有远见。
我们不愿再遭天灾，更不愿再出人祸。
莫叫国士寒心，莫要自毁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