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计划生育：从节育到催生，刺激生育为何困难重重？

乔帮主

2025年，是我国实施全面二胎后的第十年，但在之前长达近40年的计划生育影响之下，我国总人口仍然进入了持续负增长的时代，和节育相比，刺激生育这条路径显然困难重重。

但问题在于，为什么？

2016年，那一年我国出生了1883万人，到了2024年，这一数字变成了954万人。
在差不多九年的时间里，我国出生人口下滑近一半。更戏剧性的是，2016年还是我国全面放开二胎的一年。
造成出生人口下滑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也离不开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时期的节育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反过来，刺激生育反而没有取得理想中的成绩。
最终这带来了一个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人口现状：老龄化每年以两千万级别的人数增长，反过来新生人口每年已经降低到千万以下。
节流容易，开源却很难，人口亦是如此。



按照相关数据，计划生育时期一共少生了4亿人，而这4亿人口，理论上可以算作是今天生育的主力军。
根据统计局1月17日公布的最新数据，2024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仅为6.7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9‰，已连续3年负增长。
过去几十年来的计划生育，过去一定程度上深入人心，它重塑了几代国人的生育、婚姻观念，也导致人们习惯谨慎结婚、晚婚晚育。
1982年，计划生育正式被确定，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逐渐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鼓励延迟结婚年龄。
在这之前，1979年下半年，计划生育已经成为全国性的措施，除了极少数农村地区、部分少数民族人口可以破例外，各地都已经开始了对计划生育的实施。
伴随着计划生育的，还有流产比的大增。
根据卫生年鉴公开数据，在全国普遍推行计划生育之前的1971年，人口流产比只有15.23%，到了1983年，这个数字已经爬升到了69.83%。
进入90年代后，计划生育进一步强化。1970年，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还在5.81的高位，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已经降低到2.31，在2000年时，则已经降低到1.22。
国际上通常把2.1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基准线，保证地区代际之间人口平衡，跌破1.5则被视为“很低生育率”。
而我们在2000年时，就已经降低到1.22。
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观念，可谓是深入人心。
在差不多小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国的中小学教科书大部分和生育相关议题都会强调“优生优育”。
一些女性为了控制生育，也会戴上节育环。根据《2020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在1975年到2015年间，我国共有3.5亿女性戴上节育环。
这一措施，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我国人口的“优生优育”，也让原本可以成为生育主力军的80后和90后人口进一步减少。



80后和90后的人口直接减少，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今天的刺激生育效果。
2015年10月，我国宣布允许全面生育二胎，这让独生子女正式成为历史。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我们还陆续开放了三胎，对鼓励生育配套措施的讨论也层出不穷，陪伴几代人的晚婚晚育课本内容，也开始强调多子家庭的重要性。
从集体的角度来看，生育的确不单单是个人的事情，更关乎着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发展；但对每一个年轻人而言，生娃这件事，目前更大程度上都需要依赖自己，而不是集体。
今天国内人口的形势也的确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2024年全国婚姻登记数相比2023年下降约20.5%，创下历史记录。
六百多万对的新婚夫妇，如果按照当下的总和生育率来看，最多只会拥有七百万新生儿。
这还是理想中的状态，实际上我们还需要排除掉不育、丁克等因素，实际上出生的孩子可能还会更少。
而在所有关乎人口的帖子或视频里，高赞的评论几乎都是负面的。
这像极了一个叛逆期的孩子，什么都要对着干。
影响生育最直接的因素，还是生育主力军的减少。计划生育少生了4亿人口，按照当下的总和生育率来看，也至少可以多出2亿左右的新生儿。
除了生育主力军的减少之外，现实因素更值得人们深思。
携程创始人梁建章就曾公开表示，作为生育主力的年轻人如今实在是缺钱、缺时间，没办法生孩子，谈观念是没用的，生育，尤其是对女性来说，又只有那一段窗口期，所以是冲突的。
梁建章认为，应该通过财政或者集体资源的倾斜去解决年轻人需要花大量时间去处理的问题，给他们更多假期、时间、产假、或者直接给钱。
相比之下，这位多年研究人口问题的企业家，的确要更务实，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是一针见血。
当年轻人已经很难凭借自己去完成生育、养育孩子这个过程的时候，的确就更需要调动整个集体的资源去倾斜，创造一个生育的环境。
但一个习惯的养成背后，往往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现在要想培养一个新习惯，也是如此。
过去30余年的计划生育，逐渐改变和重塑了国人的生育习惯，这导致现在的人口问题是遗留下的结构性问题，也不仅仅是“大家不想生”的问题。
当然，还有最敏感的女性群体。
女性是老龄化的最大受害者，因为预期寿命比男人更长，且通常比配偶年轻，因此老年妇女有时候也面临着不得不工作的情况。
以芬兰、日本、德国为例，这几个国家的60至64岁女性就业率从1995年的16%、39%、10%，已经提高到了2019年的64%、64%、62%。
在这些国家，60岁以上的女性有超过一半仍在工作。
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是，当儿女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养儿防老”的后手时，那么今天的年轻人，生育的意义是什么？
尤其是在更为现实的问题面前。
当一个年轻人缺钱、缺时间甚至缺户口，在这样的局面下，他/她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去生育呢？
生育，不是个人的事情，当人口已经成为了一个宏观议题，那么宏观上的资源，也就应该更多倾斜。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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