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集采难题？不要利润挂帅，要人民至上！

balabala · 发表于 2025-1-25 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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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集采药品质量所展开的一切“科学讨论”，究其本质是社会主义国家与医药业资产阶级的斗争。
先涨价，再打折，大搞价格同盟

2024年8月，成都欣捷、仁合益康、广州一品红、石家庄四药、上海旭东海普、江西亿友等六家药企在第七批国家集采盐酸溴己新注射液投标中串通申报、协商报价[1]，试图在国家集采中谋取非法利润。
这些医药业资本家为了谋取最大利润，它们采取了“先涨价再打折”的策略。
在第七批国家集采前，它们主动提高药物价格：

根据中康开思系统显示，2017-2022年期间，盐酸溴己新注射液在等级医院的平均价格从8.7元不断上涨至28.9元。特别是2021年多个厂家通过一致性评价后，在药品质量和成本的提升下，整体平均价格迅速上涨到27.7元，上涨幅度高达50.3%。[2]

在2022年7月18日公布的第七批国家集采中选结果中，它们再对药价打了个折[3]，平均价格下降到17元左右：

在国家医保局开始牵头调查集采药品问题后，这六家医药企业选择“主动”降低药价。这药价降到了什么程度呢？2024年4月29日，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关于调整部分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品种中选结果的公告》[4]，《公告》显示：盐酸溴己新注射液中选价格下降为8元左右[5]。

至此，盐酸溴己新注射液的价格已经经历了8元、27元、17元、8元四次变化，国家集采看似压低了药物价格，实际上仍然被医药业资本家想方设法钻了空子，赚了一波非法利润。
资本的手伸到哪里，哪里的天价药就泛滥成灾！

2022年7月18日至2024年4月29日，这些医药资本家获得了多少非法利润呢？
根据《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文件》（GY-YD2022-1）[6]的相关规定，全国实际中选企业数为4家及以上的，首年约定采购量为首年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80%。盐酸溴己新注射液的集采中选企业为4家，其首年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为4456.8489万支，故其首年约定采购量为3565.4792万支[7]。全国实际中选企业数为4家及以上的，本轮采购周期原则上为3年。

石四药在在第七批集采中的中标价格是16.97元/支，被查处后的调整价格为8.27元/支，差价为8.70元/支。据石四药集团2023年中期报告、2023年报、2024年中期报告，2022、2023年石四药集团销售盐酸溴己新注射液获得非法利润4.47亿元，而该公司事后仅“主动”退回7700万港元（约为7194万元），通过公开渠道可查明的非法利润达3.75亿元。

上半年安瓿產品銷售量約1.31億支，同比增長約92%，其中鹽酸溴己新注射液銷售約1.80億港元，同比增長約4.6倍；[8] 2023年，鹽酸溴己新注射液銷售3,417萬支，同比增長98%；[9] 關於國家集採的鹽酸溴己新注射液中標的情況，於報告期末後，本集團被發現違反招標條款並已向相關集中採購機構（「集採機構」）退款。 於二零二四年上半年，安瓿注射液之收益為366,785,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453,39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19.1%，乃由於平均售價下降以及就一份鹽酸溴己新注射液投標約7,700萬港元之退款。[10]

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7月27日发布《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通知书的公告》（下简称《通告》），《通告》显示，一品红制药仅通过相互串通申报、协商报价等违法行为谋取的非法利润就达2.66亿元：

一品红制药（包括一品红制药授权人）在第七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盐酸溴己新注射液投标中存在《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文件》(文件编号:GY-YD2022-1)17.4 条款的情形，应当按照采购文件约定受到相应处理，并由一品红制药承担给采购方造成的损失。按照一品红制药的销售数据测算，上述违约行为造成采购方损失人民币 266,443,608.00元。一品红制药将严格按照相关约定，将损失金额全部退回。[11]

这2.66亿元大概是个什么数字呢？
根据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12]，2024年前三季度，一品红的利润总额为-265,113,291.10元（-2.65亿元），同比下降-576,269,981.99元（-5.76亿元），其中，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272,440,252.43元（2.72亿元）。
一品红“主动退回”的这2.66亿元的非法利润，对2024年前三季度利润总额下降的贡献率是46.24%。如果一品红没有选择“主动退回”这些非法利润，那么该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的利润总额也就只有133万元。
抗美援朝时期，不法资本家是如何牟取非法利润的呢？
把假药、臭肉、脏绷带卖给在冰天雪地里流血牺牲的战士们：

一些不法资本家在承建国家工程、完成加工定货任务中偷工减料，弄虚作假，以次充好。特别是在运往抗美援朝前线的军需物资里，竟有不法资本家制造和贩卖的变质罐头食品、伪劣药品、带菌急救包，造成一些战士用后致病、致残甚至死亡。这不能不激起广大人民的义愤。“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一时成为全国上下强烈的呼声。[13] 上海西药业奸商赵隆炜和伊祖同，派另一个奸商王敏庄打进中国人民制药公司华东区公司做坐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用假药、坏药当好药卖给志愿军和解放军，获取五倍到二十五倍的暴利。奸商们这样拖延、卖假药，耽误了多少志愿军同志的伤病，陷害了多少伤病员的性命啊！[14]

现在，它们要么抬高药价，层层吃回扣，要么串标低价中标，违法违约，想方设法提供低质量药品，在医药监管部门面前玩起了“AB货”等技俩[15]。

上海市部分政协委员反映的集采药品质量参差不齐等情况

表面上看，这一切现象都是原研药与仿制药、国产药与外国药之间的“窝里斗”，实际上是医药寡头试图运用垄断力量（无形的手）迫使社会主义国家（有形的手）屈服于它们，从而达到它们完全掌握劳动人民生命健康的邪恶目的，将治病救人的药物变成它们牟取巨额非法利润的摇钱树！
在过去一段历史时期，私营医药寡头们（尤其是外资医药寡头）垄断了国内医药市场，它们秉持“利润挂帅”、“效益至上”的原则，把药厂变成血汗厂，将手术室变成它们掠夺患者救命钱的“自由王国”！

虎虎生威迎新年，手术室里全是钱！

在市场经济思维被奉为“正稻”后，医药行业开始走上“吃饭靠国家、发展靠资本”的市场化道路。下图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卫生费用，其中，蓝色线条为“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其他均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

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是2.91%，到了2000年就变成4.58%。
反映老百姓自掏腰包花钱看病的“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比例”则从20.43%一路飙升到59.98%！
中国的卫生总费用从2009年的1.7万亿增长到2015年的4.1万亿，六年时间增长两倍多，医药板块市盈率35倍，这远远高于a股平均水平！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资本的手伸到哪里，哪里的天价药就泛滥成灾！
不要“利润挂帅”，要“人民至上”！

如何破解医药业资本无序扩张的问题？
将医药行业从“利润挂帅”改革为“人民至上”！
古人云：“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党在任何时候都把劳动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16]
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属性决定了中国劳动人民的福祉永远优先于利润。在石器时代，为了“真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17]，曾三次大幅降低医疗价格：

第一次是1956年，药品加成费减少30%，手术费减少60%，接生费减少50%，普通挂号费减少30%；第二次和第三次为1958年和1966年，医疗价格进一步降低，而政府投入则逐年增加，减轻基层医疗合作社与病人的压力。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国家层面每年投入卫生事业费从建国初的1.9亿元已经猛增到22.4亿元，卫生基本建设费由建国初的1.3亿元增加到3.2亿元。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国逐步实施了对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和结核等七种传染病的常规免费接种，对血吸虫病、麻风病、疟疾、地方性甲状腺肿以及子宫脱垂等妇女病，国家亦是免费普查普治。[18]

药品集采制度，正是社会主义国家以“有形之手”化解医药市场乱象、斩断资本利益链条、引领医药行业重拾初心的重要举措。
但在集采中，为什么平价与有效这两个要求无法同时满足？
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医药业资本家的天然劣根性。
在市场经济下，医药企业生产药物不是为了给老百姓治病，而是为了利润而生产。药物市场是高度垄断的，资本通过垄断救命药的生产就可以攫取最大化的利润，从而毫不犹豫的将这一款救命药的价格抬到天上去，榨干劳动群众的所有个人储蓄，还要假装惋惜的说道：“都怪研发成本太高了！”

然而，实际上这些药物的“研发成本”有相当部分是政府承担的，药物研发之前的基础研究、早期开发等环节的投入完全是由政府出资的研究所、高校等公共研发部门承担的：

2010-2016年间美国政府仅对生物医药研发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640亿美元与84个首创药物有关。这期间美国FDA批准的210个新药中都与政府的直接资助有关[1]。而且还有超过200万篇科研论文直接与这210个新药相关或者与这210个药物的生物标靶相关。其中的60万篇科研论文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课题。由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作为政府的直接投入更关注基础理论研究，因此这种政府资助经费90%用于基础的靶向研究，仅有不足10%的资助用于药物的研究。“这凸显了政府资助下的生物医药基础研究对药物发现和开发进程的关键影响”[2]。美国NIH每增加1单位，会使生命科学产业增加值增加1.7-3.5单位，对私人研发投资起到正向影响作用[3]。[19]

现在，国家出台了药物集采制度，试图以庞大的采购数量换取更平民的药物价格，政府出钱为你们的药物研发打好了前期基础，给你们那么多资助，现在国家要你们放弃一部分利润，平价卖给集采，你们哪里来的脸跟国家，跟人民群众对着干？
欸，还真有！
为了在集采中维持自己的利润，医药业资本家结成攻守同盟，采取“先涨价再打折”的谈判策略，抱团对抗国家集采制度，处心积虑的钻漏洞、挖墙脚，甚至以几乎无法生产有效药物的价格强占集采名录，将质量毫无保证的劣质药品送到医院里祸害人民群众。
“企业家们”获得了利润，可人民群众的健康呢？“企业家们”的浮木又该怎么办？
这就是“利润挂帅”结出的恶果，这就是医疗市场化的“福报”。
医药行业要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自觉贯彻“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社会主义理念，自觉摒弃“一切向钱看”的落后生产关系，一切从满足人民群众的卫生健康需求出发，根据国家医疗部门掌握的市场情况，全国一盘棋统筹安排国营医药企业的药物生产计划，让利于民，让利于社会，真正实现以“人民至上”为根本原则的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
题外话

科学家总是由社会决定的人，他终是阶级社会的一部分，所有涉及人类各方面的科学，包括心理学和医学的科学家，他们的思想不止来自“纯粹的科学”，也受阶级社会偏见的影响。科学家也带着阶级社会的有色眼镜。
科学研究者必须努力把科学的果实和意识形态的糟糠分离开来。换句话说，不存在“资产阶级”的科学，但是存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者的科学——即科学与非科学意识形态的结合。一旦是科学的，它便不是资产阶级的；一旦是资产阶级的，它便不再是科学的。[20]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