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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国内top journal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等发表的已有文章来看,目前关于稳健性检验的方法可以大致归类为以下几种:
- 采用被解释变量或者主要解释变量的替代性指标。比如,研究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时,徐细雄和李万利(2019,金融研究)在主回归中采用上市公司注册地200公里内儒家书院的梳理作为儒家文化强度的测度指标,后续稳健性检验则直接采用经地区人数标准化处理之后的企业所在省级行政区域内儒家书院数量作为儒家文化的衡量指标。对企业创新的度量则常采用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研发投入等指标,分别在基础回归或者稳健性检验中使用(黎文靖等,2021,经济研究)。
- 在稳健性检验中进一步加入未在基础检验中控制的关键变量。例如,在研究文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时,审稿人通常会要求作者控制常见的文化因素(地区信任水平、地区腐败程度、地区宗教信仰水平等)对结果的干扰(杨国超和盘宇章,2019,金融研究;陈冬华等,2013,经济研究;颉茂华等,2021,经济学(季刊)),这一方法也是大家经常采用的一类稳健性检验。但部分审稿人可能不喜欢这种做法,他们会觉得,既然在稳健性检验中可以控制,那为什么不在最开始的基础回归中就控制住?
- 控制更多层面的fixed effects。特别地,在考察某一地区(地级市层面)因素对Y的影响时,必须排除掉某些时变的行业因素(industry*year FE)、时变的省级层面因素(province*year FE)等时变因素对结果的干扰,这一方法具体操作可参照Liu(2016,JFE)。
- 研究区间的处理。比如,有的研究如果包含了2008年或者2015年,会选择把这些发生了金融危机或者是股灾的年份剔除,重新估计之后进行检验。不过感觉这类做法效用不大,不是很受审稿人认可。
- 样本的重新选择。在中国上市公司的相关研究中,制造业占据大头,为了排除行业特质因素带来的影响,部分研究在稳健性检验环节会只选择制造业行业样本进行估计。
- 内生性处理。这里边包含的方法很多,比如双重差分法DID、工具变量法IV、矩估计GMM、Heckman两阶段回归、RDD断点回归等,这些方法也已经在众多已有文献中被采用过。学者们在做研究的过程中,也会直接把这些方法用到基础检验中。由于涉及文献过多,此处不再一一列示,大家可以查找相应的知乎回答了解详情。
参考文献:
[1]黎文靖,彭远怀,谭有超.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企业创新——兼论中国企业创新结构的变迁[J].经济研究,2021,56(05):144-161.
[2]颉茂华,王娇,刘铁鑫,施诺.反腐倡廉、政治关联与企业并购重组行为[J].经济学(季刊),2021,21(03):979-998.DOI:10.13821/j.cnki.ceq.2021.03.11.
[3]徐细雄,李万利.儒家传统与企业创新:文化的力量[J].金融研究,2019(09):112-130.
[4]杨国超,盘宇章.信任被定价了吗?——来自债券市场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9(01):35-53.
[5]陈冬华,胡晓莉,梁上坤,新夫.宗教传统与公司治理[J].经济研究,2013,48(09):71-84.
[6]Liu, X. (2016). Corruption culture and corporate misconduct.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22(2), 307-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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