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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是相反的,学术界其实没什么进展,发论文其实跟学术底蕴不成正比,有时候成反比。这是学术品味的问题,也是人才制度的问题,更是师道不传的问题。
中国的工业界其实还不错的,我们的民族文化重视应用,瞧不起真学术或者没有从心底认识到基础科学的重要性。虽然从上到下一直强调基础研究,但至今难以形成尊重基础研究的真正氛围更重要的是不知道该如何做。我们祖先很早就搞出了四大发明这种当时非常超前的技术,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至于那些更深奥的科学问题,中国人当然有智力去思考,但我们真的不愿意去搞,得不到乐趣。
技术永远卡不了中华民族,但科学有时候还真能。因为基础科学就像水(此处我引用2001年李政道人民大会堂的发言),技术开发就像鱼,鱼是有水才能生存的,技术开发到低成本上市流通就像是养鱼成本低于了市场上鱼的售价才能拿来获取利益,然后有了鱼市场。
水,鱼,鱼市场,这是李政道的比喻。(引用结束)
这三者都是需要时间的。中国目前的发文章甚至还没有关注到开发鱼,多数都在试图卖鱼获取职称利益,至于水的问题,大家不知道也看不到有谁愿意买水。也没人尊重水,只是承认水确实很重要。
至于具体应该怎么做,李政道也说了,那就是创新型的,突破性的研究需要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需要一段亲密无间,不求回报的师生关系!
我的感觉是,这一条是对中国的绝杀!其绝望程度跟中国的足球难题有过之无不及。
韩愈的师说已经写明了很多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当初是写学生不愿意从师,以学习为耻。如今更多的是老师不愿意教学生,以教书育人为耻(我尊重中小学老师的付出,也相信很多中小学老师是倾注了心血的,很可惜从民族国家的角度,高等教育是中国的绝对软肋,这里仅仅是评价高等教育)。但总结起来还是那句,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不传,要么是学生不学,要么是老师不教。
中国学术界最突出,最严重,最紧迫的就是畸形的师生关系(这里仅仅讨论研究生,博士生阶段)。这是民国后中国大地难以出现科学大师的重要原因!
因为中国的导师自己做学生的时候,绝大多数从来没有体验过什么是导师的爱,这里不是比喻,是字面意思,你去看李的演讲就知道了,当初费米(美国核反应堆和核武器的奠基人之一,李的博士导师)是如何花了两天时间一对一的教李如何做一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计算尺,来估算太阳核心的温度。那时的李才二十几岁,2001年人民大会堂发言的时候他已经73岁了,对这些日常,对导师对自己的培养之情,感激之情,是完全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永生难忘的。那么当年费米忙不忙,当然忙,费米当时是美国政府核反应堆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的世界背景是二战,德国,美国在竞赛谁先造出核武器,因此核裂变的早期理论和实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说假如费米没有搞出核反应堆导致美国研发落后于德国,最后二战结果说不定会逆转有没有。那么太阳的核心温度有多高跟费米有利益关系吗,没有一毛钱关系,因为那时这个结论已经写在教科书里的了,是一千万摄氏度左右,李政道早就知道了。太阳是核聚变也跟费米要在实验装置上突破的核裂变没关系,费米唯一的目的就是言传身教,希望教会李不能盲目相信已经有的结论,而是要自己去推算。自己推算的时候发现通用的计算尺(在电子计算机还不普及的年代,开方,幂算这种计算依赖计算尺)无法满足计算的需求,那费米就说我们自己做一个,因为李是理论物理动手能力可能并不好,因此费米说我可以帮你做,你来用就好了。
那么费米为什么非要百忙之中一定要跟李政道讨论这么一个其实也不能发文章(因为是已知结论),也不能给费米自己做项目(美国政府的大项目核裂变)的小问题呢,这就是一个导师对自己学生最基本,也是最原始的责任感,你也能感觉到其实费米这样的人他也是能也从中得到快乐的,就像英雄惺惺相惜那种感觉,导师欣赏并且有耐心去等待一个还略显笨拙的学生。而谁能说,这段经历为日后李政道对宇称守恒提出独立的挑战没有思维上的帮助呢。在费米这种导师的眼里,他作为一个导师如果他觉得没有实际指导过李政道而让他发一些论文毕业走人于自己内心是接受不了的,这违背了基本常识,哪怕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后果,费米绝对不会因为没有认真指导李而少了什么名利,职称,职位。
那么国内导师呢,一个字,忙!别说院士级别,就是副教授也忙啊,虽然不知道都在忙啥,反正就是忙懂得都懂。而且说不定学生还得反过来给导师干家务呢。说的难听一点,副教授们特别是青椒们很多自身难保,还想关爱学生根本不现实。
费米这样一个在国内相当于钱学森级别的诺奖得主,在一个初入实验室的学生身上花了两天时间亲自给他只做了一把计算尺。更重要的是,在连续几年的时间里,费米每个周都要一对一的至少半天时间与李政道交流,谈话,指导。在这个过程中,费米对科学的品味,直觉,评价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潜移默化的已经深入到了李政道的内心,从此不可撼动。这个过程是影响深远的,相当于一个婴儿在语言能力大爆炸的年纪接收了恰当的语言环境。你错过那个年龄再去做也晚了。同理,李政道也提到,费米因为必须要在自己学生身上花大量时间,因此费米不能招很多学生,李那一年,只有李政道一人是费米的理论物理方向的博士生。这也与国内很多大佬,级别越高博士越多形成对比,也就是大佬级别越高,越忙,招生名额越多,学生越多,那每个学生单独能跟导师独处的时间就基本没有了,基本都是小老师带博士,博士带硕士,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发文章。在集体层面确实能实现文章发表,纸面上项目推进的最大化,到就个人素质培养而言,这是最差的模式,就像后宫佳丽三千,有人半年甚至一直就没见过皇上。很多人毕业的时候,数数手里paper不少,但其实心里挺空的。
人说爱情是可遇不可求,依我看,其实,一段真挚的师生情在当前的中国学术界几乎不存在(反而我怀疑当年的西南联大那种情况可能师生关系会更好,更科学,因为有战争的背景,战争时刻提醒大家每个人都是绝对平等的,毕竟一颗炸弹不会因为你是老师就放过你。但对此我没有直接证据)。一小部分还是畸形的,当然我相信有正常的课题组,也有有追求的课题组,但是不是那么多。当然这不是导师单方面,或者学生方面的责任,更多的是制度问题,但应该也有一部分东亚文化问题。以培养学生思辨能力为主要目的师生关系,而不是以发文章利益共同体为目的的师生关系,是当今和以后中国学术界需要核心学习的地方,这或许就是钱学森之问的部分答案,根本不是硬件条件和砸钱之类(过去可能是,如今中国的科研硬件和经费往往是非常好的),甚至智商都没想象的那么重要。所谓量变引起质变,特别是对于博士的培养,这种稳定的,看似平常的交流时核心中的核心,这就是日后学术大师和水文制造者的核心区别。有一部分有一定悟性的学生在这看似平常的日常指导中突然就会悟了,标志不是发了多少文章而是他突然一瞬间回忆过往的点点滴滴突然就get到很多很多只能意会不可言说的精华,突破并最终超越自己的导师,最后在一个合适的年纪(通常为20-40)开窍了。你开窍之后再去发文章,写书出书,一切都是非常自然的,而且质量都会很高。科学这东西非常难,但是你一旦开窍,就如势如破竹一样,能领先其他人许多档次,真的不是努力就能达到的。但在开窍之前学生需要保持高度的自信和信仰,以及非常重要的,导师的尊重。如果一个人我们连一个人的基本尊重都不给他,他所处的师生关系一定是非常痛苦的,这可能直接扼杀他任何继续从事该领域研究的热情,纵使天才也白搭。
就像童年缺失的爱,成年后很难补回来。博士期间缺少导师的大爱,在你独自走上学术道路后也是难以补回来,甚至有很多人终其一生,其实都不知道了学术本来应该是个什么样,即使他发了很多论文。因为他并不快乐,也不享受,甚至把自己导师的缺点继续传递给了自己的学生。
在科学技术应用层面,特别是市场转化方面,中国是世界前列的。但是就单纯的学术底蕴而言,每个学科(化学,物理,天文等等,生物)中国都是落后很多。如果你出国留学观察过欧美的高中生,和研究生。就会发生高三甚至大一,他们基本都是一群傻子,什么都不知道。(而中国的同年龄学生往往天文地理诗词歌赋圆锥曲线无所不知)但是仅仅四年到五年之后的硕士博士阶段,这些人不仅能赶上中国的同龄人,而且往往还能反超拉开差距,基本就是田忌赛马,只不过中国一开始就让孩子们用尽了力气。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过去的民族的战争,外部侵略,和挣扎的生存历史的影响。学术的产生是需要一个绝对有安全保障和衣食无忧的环境的,因此只要中国能继续保持经济水平继续进步,更合理的优化一些制度尤其是正确辩证的处理高校老师的发表论文压力,提高高校教师的整体收入,恢复高等教育的本质也就是培养人才和传递知识,还是有希望产生重量级和持续性的创新和突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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