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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因为汉人已经胡化(胡人汉人相互同化)。
那是因为汉人继承胡人建立的政权,
那是因为汉人继承了胡人建立的制度。
一切都是因为胡人的作为才恢复中华。
中原人(现代汉族)在历史上,
经历了无数波折和苦难的苟延残喘。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
胡汉通婚等现象,
最终导致两者合为一体,
是一股大的历史潮流。
如果说胡族已经汉化,
那么也可以说汉族已经被胡化,
汉朝时期的胡汉分类,
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已经不存在了。
胡汉在所有层面上完全融合在一起。
胡族带来的并不仅是军事力因素,
风俗习惯以及制度等社会各方面都可以看到来自北方的影响,
例如,骑马的风俗、女性的活跃等等。
而这些因素又与中国社会的固有元素相混合,
最终在隋唐时期的中国社会中,
以新样态而沉淀下来。
经三百年不停歇地混居融合,
胡汉族群最终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隋人与唐人。
今日中国人,
其血脉都是胡汉融合,
即便是汉人也是商周时诸夏与周边各族群融合成的大族群。
在这样的大融合中,
不是谁同化谁,而是多方的互化。
政权旋生旋灭,族群旋起旋落,
由于任何族群上台都坚持混居融合政策,
“汉人”数量也就越融越多了。
隋唐政权继承了北朝多元文化的基础,
杨隋和李唐甚至被称为是“胡化了的汉族政治集团”。
朱熹就曾说“唐源流出于夷狄”。
宋末元初的郑思肖也说,“李唐为《晋·载记》凉武昭王李暠七世孙,实夷狄之裔”。
隋文帝杨坚长期生活在鲜卑人之中,
是完全胡化的汉人(这本身也是有争议,指汉人身份),
隋文帝杨坚娶匈奴鲜卑化之独孤氏为妻。
唐太宗的祖父娶独孤氏为妻,
其父李渊则娶鲜卑纥豆陵氏(窦氏)为妻,
自己娶鲜卑长孙氏为妻。
李唐的先人都是完全胡汉的汉人。
与胡人同化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事情。
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独孤及等著名文人,
其先世都是胡族,
有大量文字流传下来,
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
但基本上读不到任何种族身份的色彩。
历史上,
谁曾经再造过中华(汉制)挽救濒临死亡的中华(汉制)?
是北魏。
北魏就是隋唐之祖,
没有北魏就没有之后的大唐盛世。
北魏,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第一个王朝。
也称“拓跋魏”“元魏”,
是鲜卑族拓跋氏所建,
是彻彻底底的一个少数民族王朝。
西晋崩溃后,
天灾人祸,
基层政权完全崩坏。
北方遍布“坞堡”,
百姓依附强宗豪族聚居起来自我保卫。
豪强即“宗主”,
朝廷是下不去基层的,
必须通过“宗主”来间接管理,
称为“宗主督护制”。
这已经完全破坏了秦汉以来的制度。
如果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那就是先秦时期的诸侯国制。
北魏时期,
北魏建立了三长制。
三长制废除了宗主制,
重建秦汉制度的“编户齐民”三级基层政权(“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
再从百姓中选取乡官,
负责征税与民政。
公元485年,北魏实行均田制改革,
将无主荒地收归国有,
并平均分配给贫民耕种。
均田制从北魏一直到唐中期,
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土地制度基础都是均田制。
北魏通过三长制,
结束了封建贵族诸侯式的统治,
重建了基层政权。
北魏通过官僚制,
恢复中央集权行政体系。
这比起“着汉衣”、“改礼仪”这些形式,
这更是“汉制”的灵魂。
在西晋灭亡170年之后,
中原竟然在少数民族王朝手里重新恢复了“汉制”。
诚如钱穆所言,“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国,逮三长、均田制行,则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而胡、汉势力亦因此逐渐倒转”。
短短30年内,
北魏的人口数量与军队数量迅速超过了南朝。
公元520年,北魏人口近3500万,
是西晋太康年间的翻倍。
汉人农民大量加入北魏军队,打破了从前“鲜卑作战、汉人种田”的分野。
并且北魏政权让汉人农民大量加入北魏军队,
打破了从前“鲜卑作战、汉人种田”的分野。
那么,
在一些网民眼中的“中华”东晋、南朝呢?
当北魏继承“汉制”的时候,
东晋和南朝的“汉制”却走向僵化。
起于东汉的察举制,
产生了四世三公的经学门阀与盘根错节的官僚豪族,
转到魏晋就发展为门阀政治。
由于东晋政权的建立是靠世族支持,
于是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场景。
到东晋南朝时还产生了一个奇观,
虽然北方千万流民南渡,
虽然江南经济依然繁荣,
但“自孙吴至陈亡的六个王朝,在长达300年的时间内,江南户籍上的户口几乎完全没有増长”。
因为这些人民都投奔了世族大户成了“私属”,
没在官府登记,
朝廷一方面不掌握人口数字,
一方面失去了更多税赋。
门阀政治倡导清谈,
产生了最优雅的魏晋风度和玄学思辨,
社会衰颓与艺术高峰同时发生。
这就是没有经过改造的“汉人”。
陈寅恪、钱穆都认为,
之后的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政治制度与南朝礼乐文化。
比起南朝的因循守旧,
北朝的均田、府兵等制度创新更符合“汉制”大一统精神。
这种精神使隋朝成功地实施第一次全民清查编户(大索貌阅),
还开创了科举制。
陈寅恪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
注入的与其说是人种,
不如说是改革创新精神。
借此,
就可理解下为啥清朝能不断开疆扩土的原因所在?
北朝对南朝的胜利,
不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
而是谁更能继承大一统精神的胜利,
是兼采胡汉的“新汉制”对僵化守成的“旧汉制”的胜利。
同样是世家大族,
北方比南方更重现实政治能力,
因为北朝大考百僚看实绩。
同样是经学,
北朝重实学,南朝重玄学。
同样是儒生,
北朝大量用于朝堂与基层政权,
南朝直到晚期才让寒士当官为将。
十六国时期,五胡帝王们最爱援引孟子那句“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只要德行福泽中国,都是中国的圣人”,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
据此宣称,“帝业无常,唯德所授”。
石勒听人读史,听到郦食其劝刘邦分封六国之后而大惊,听到张良阻止才安心。
北魏雄主武帝宣称要成就“《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魏书·太祖纪》。
节闵帝也说“惭为万国首”“书轨一华戎”。
赫连勃勃也以“四海未同,遗寇尚炽”而无可“谢责”,以复“大禹之业”立号为华夏之“夏”,
以“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为寓意建立了首都“统万城”。
这种大一统思想正是汉族思想的精髓。
苻坚是五胡中最仁德的君主,
王猛则是“北方沦陷区”首屈一指的名士。
当时东晋也一度北伐,
大将军桓温打进了关中,
天下名士对他期许甚高。
王猛见了他,双方互摸了下底。
桓温用高官厚爵力邀王猛南下。
王猛拒绝了。
拒绝的第一个原因是桓温并不真正想搞“大一统”。
王猛对他说,你和长安近在咫尺,却不渡过灞水,大家已知道你并没有统一天下之真心。
“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晋书·王猛传》。
王猛选择了苻坚。
因为苻坚立志大一统。
而苻坚是一个氐族人,
他一生不论顺逆,心心念念就是“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
苻坚说,“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
只有“统一”才能使他够得到“天命”。
“中州之人,还之桑梓。然后回驾岱宗,告成封禅,起白云于中坛,受万岁于中岳,尔则终古一时,书契未有。”————《晋书·苻坚载记》。
苻坚身为百战豪杰,并非不知风险,只是“大一统”的最终志向是不计较个人成败的。
这和诸葛亮的“王业不偏安”是一个道理。
东晋明明有能力,
却从未全心全意地北伐。
苻坚虽大败于淝水而被史家嘲笑,
然以初心使命而论,
南北相比,高下立判。
氐人的前秦,
比起汉人的东晋更符合王猛对于“汉制”的理解。
“汉”在王猛这类真士子心中,
不是血统种族,
而是制度理想。
中华世界里的族群,
无论胡汉都不是把“血统”或“宗教”作为划分族群的依据。
这就是为啥像王猛这样的汉人良才愿意辅佐苻坚争正统。
中华文明并非没有过“种族”观念,
但另有一股更强大的“天下”精神将其超越。
隋朝大隐士王通,
教出了初唐几乎整个将相集团。
他身为汉人,
却说中国之正统,不在汉人之南朝,而在鲜卑之孝文帝。
孝文之前,“中国无主,故正统在东晋及宋”;孝文之后,“中国有主,则正统归于后魏后周”。
因为孝文帝“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
此为真正的天下精神(汉族文化思想精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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