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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的药企并没有当年那么弱小了。
药企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辉瑞,罗氏,阿斯利康这种,我们一般称之为Pharma。另一种是各种初创企业,我们称之为Biotech。
可以简单理解为,前者是BAT,后者是初创的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也类似,后者负责创新,前者负责收购杀出来的佼佼者,当然Biotech足够牛逼的话,也可能像字节跳动一样,自己晋升为Pharma。
由于药物创新的失败率过高,不可控性极强,大厂基本都采取收购路线,比如几代药王,立普妥被辉瑞收购,K药被默沙东收购,O药被百时美施贵宝收购。
在2015年之前,中国的创新药基本都是垃圾,仅有几家诸如百济神州、贝达在苦苦挣扎,由于国家药监局基本不干人事(还被枪毙过一个局长),创新药审批极难,反而中成药,仿制药审批容易,带金销售也大行其道,因此药厂基本没有创新动力,包括恒瑞在内,仿制药/中成药上市后靠回扣砸医院和医生就完事了。
巅峰期,药监局由于做事过于拖拉,积攒了2W多个药物审批,基本全是垃圾仿制药。
2015年之后,有几个决定性事件:
1.毕井泉担任药监局局长
请记住这个名字,绝对是一己之力将中国医药水平向世界顶级拉进了一大步。
简单说说他干的几件事:
①推动一致性评价。
要求仿制药必须和仿制的国外产品效果对标,直接干死了大批垃圾小药厂。
②改革药物审批流程
开通各种绿色通道给创新药/器械,举个例子,当年9价HPV获批只用了8天。
③推动临床试验规范化
当年很多临床试验都是造假(今年信达的PD1被FDA拒绝的最重要理由,就是NMPA自己都承认16年之前临床试验造假太多),现在临床试验基本非常规范,也顺带带动了以药明、泰格为首的一大批CXO企业的爆炸式发展。
毕井泉后来因为当年轰动全国的长春长生生物疫苗问题引咎辞职(说实话,他也算天降大锅),在位3年,可以说把中国药企的发展向前推动了30年。
2.药物集采的实施
药物集采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传统药厂的靠回扣带动销量的策略彻底失效,躺着赚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强如恒瑞,也逼得孙飘扬不得不回来重新挂帅寻求转型。
而另一边,则是不受集采影响的创新药彻底欣欣向荣。
3.大陆科创板及港股18A的出现
这两个大陆和香港股市的政策都在2018年落地,通俗的来说就是,允许不盈利的生物医药企业上市。
对于资本来说,以前最头疼的就是没有资金退出渠道,创新药企大部分都是亏损状态,上市遥遥无期,而随着退出渠道的实现,18年开始生物医药的融资爆炸式增长,到2021年,全国生物医药行业的融资数已经逼近了互联网行业的融资数。
你们耳熟能详的生物领域专家教授们,全部下海创业,比如施一公的诺诚健华,饶毅的华毅乐健,王晓东的百济神州,谢晓亮的丹序生物,张辰宇的艾码生物等等,都获得了数千万上亿的融资。
基本上每个高校和研究所,你都能看到大批下海创业的科学家们。
但是,上面这些都是Biotech,想成为Pharma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欧美的Pharma成型的很重要原因是,美国畸形的医疗体制,绑架了全体国民,产出了巨额的终端利润。
因为中国的医疗体制是普惠性的,加上集采,就决定了很难通过药物拿到巨额利润,所以创新药企业必须要做的,就是出海去美国,和巨头们刚正面,抢占美国市场,比如近期信达的PD-1,传奇的CAR-T,都在尝试去进入美国市场,还有很多药企在开展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这样才有机会成长为Pharma。
最后不得不提,新冠肺炎对于药企尤其是体外检测IVD行业的红利。
一波新冠肺炎,直接在中国催生出了近50个IVD上市公司,在大家都同一起跑线的前提下,中国的试剂检测产品基本上横扫全球。
药企并不像芯片公司,有那么多的技术壁垒和瓶颈,我相信只要给足了政策支持,中国出现世界顶级药企,基本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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