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忌的遗传游戏

千姿百态

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爱荷华州艾姆斯市大学城长大的Stephen Hsu身边环绕着许多早熟的教授们的儿女。这些孩子比起同龄人更显成熟和聪慧，这个现象引起了Hsu的注意。到了2010年前后，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在俄勒冈大学尤金分校从事伦理物理学的Hsu提出，DNA测序技术可能帮助人们解释是什么让那些孩子如此聪明伶俐。Hsu并不是第一个关注智商遗传信息的人，但是在中国华大基因的帮助下，他开启了相关研究的先河：测序2000人的DNA，这些人中大部分智商超过150。

最初他还没有意识到公众对此是否会产生负面情绪，直到有一天，该研究参与者之一、纽约大学心理学家Geoffrey Miller在媒体上发表了一些煽动性的评论。Miller预测在项目研究过程中，一旦发现相关的智力基因，中国就可能开始进行胚胎检测进行选择，甚至有文章将此项目描绘成国家认可的实验，旨在选择天才儿童。这个时候Hsu和同事才发现，这个刚刚启动的项目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难以开展。

很多时候，人们对科学的争议远远超过科研的价值本身。例如Hsu的工作，与其它有争议的遗传学研究领域一样，遗传对智力的影响很可能是通过无数基因形成网络发挥作用的，因此这些差异仅通过小型的研究是很难被发现的，因此此类项目往往都是能够充分引发社会关注的大项目。但这只是一部分原因。几十年来，科学家在追求科学发现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来自社会或**因素的困扰。

社会对待科研谨慎的根源是普遍的但是又过时的认知——遗传是一个人的命运，与其它无关。此外，公众和许多科学家还在许多现代发现的基础上，对科研继续产生着误解，例如它们担心这项工作将导致一个新时代，当优生学占据主导时，届时已被边缘化的人群会受到歧视。

近日，《自然》杂志分析了行为遗传学几个有争议的领域，以查明为何每个领域都存在导火索，以及是否存在科学合理的理由来继续这些研究。

1 智力遗传研究

禁忌等级：高

在Hsu的 项目中，公众对于人类遗传学研究的忌讳可见一斑，Miller对与中国家庭和政府想选择天才婴儿的言论触动了社会的神经，即使几年后的今天，余留的影响都还未消除。

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Francis Galton发起了优生主义运动。但是该运动也引发了政府滥用职权的问题，例如在德国、美国、比利时、加拿大和瑞典，不生育的人被视为次等人——少数民族、穷人、精神疾病患者都被划分在内。

“智力”这个词的界定也变得原来越模糊。智力测试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人的天生才能，例如通过后天训练来提高个人的成绩是有可能的。然而，多半智商是通过遗传变异而来，这就给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不可抗拒难题：没有一个基因可以作为与智商关联的主效基因，而目前已经发现的一些微效基因的作用也受到了质疑。

今年早些时候，为了找出更强的遗传相关性，纽约斯克奈塔第联合学院的Christopher Chabris和国际同行调查了超过12.5万人的基因，他们发现了3种遗传变异，每种变异都会对个体的校园学习生涯的长度产生微弱影响。研究人员推断，这些变体对学历的影响源于它们对智力的影响。但结果却引发了社会的谴责和担忧。一些对此抱有批判态度的人认为，这一结果把焦点和资金放在了单纯的基因研究上，而忽略了其它的非基因因素，例如对社会流动性大有影响的贫穷。

但Chabris指出，这项研究实际上能够导致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例如，通过帮助对学龄前儿童进行鉴定，以甄别出哪些儿童能够给予更密集的儿童早期教育。“过去人们以何种方式解读这些结论都不能意味着它不应该重新被研究。” 他说。事实上潜在的可能被滥用的信息可以被甄别和剔除，但不是每个人都买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人类学家Anne Buchanan就在博客中写道，这些研究并非纯粹学术的和超脱的，而是“危险的不道德行为”。

对于Hsu研究项目的批评者还指出所得数据可能被滥用。在今年夏天Miller接受采访引发巨大争议狂潮之后，Hsu降低了数据可能被滥用的可能性。“找到基因网络的几个节点和几千个节点不一样，其间存在着巨大的难度。在足够预测特征基因型的基础上，我们从来没有想去实现这一点,”他说。但是在2011年，他曾表示：“我百分之百地确定，最终将有一种技术用于评估胚胎或受精卵的数量性状，例如身高和智力。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错。”

Hsu的合作者之一 、行为遗传学家Robert Plomin研究人类智力40多年，他对这个项目抱有很高的期望，他认为该项目和其他测序项目结合将有助于查明许多遗传因素的特点。他指出这项工作可以被用于目标教育干预，并表示这是一个根本的人类特质,值得寻找遗传贡献。

2 种族研究

禁忌等级：非常高

在遗传学研究禁忌中，人种可能是最沉重的禁忌议题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类研究交叉了各种有争议的特征研究，例如前文的智力研究就是特征研究中的一种，因此引发这种研究的目的饱受质疑。无论社会科学界还是生物科学界，都存在这样的广泛共识，不同的人群种族间并未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可与来自不同种族的个体相比，来自同一人种的两个个体可能有更多的遗产变异。因此种族并不是一个特别有用的寻找遗传学生物特征甚至医疗漏洞的研究类别。

大多数调查人遗传学变异的研究人员指出，他们观察到的差异反映了这些人种的地理起源、生育史和迁移情况，但并不是一些人种间本质区别的标志。

也有研究人员曾问及，人种遗传学中的禁忌是否变得过于严重，以至于阻碍了合法研究。例如，2005年，芝加哥大学遗传学家Bruce Lahn发表的研究指出，两种可能与智力有关的脑发育基因的变体，在白种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出现了不同的进化。这引发了科学家对应该如何解释这些研究的担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Francis Collins也曾对此表示担忧。

但Lahn及其同事最终发现，挑选出的基因变种与提高智力并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后续的发现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所引发的关注要小得多。Lahn回忆当时感觉周围危机四伏，即使他的合作者也没有为他辩驳过。有人认为，Lahn应当更加谨慎。“科学常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发挥作用，你也需要考虑科学发挥作用可能产生的后果。”新闻工作者John Horgan说，“研究人种和智力更倾向于支持种族主义者有关下等种族的论调。”

Lahn最终不再研究人类种族基因，并催促研究人员进行更加透明的讨论，以确定此类研究是否有继续进行的必要。他说：“考虑到该国种族的历史之路，可能该研究不应该被鼓励，因为这会触动太多的敏感神经。我同意。但是我不认同那些在科学伪装下的**讨论的攻击。”

3 暴力基因研究

禁忌等级：轻微

10年前，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法医精神病学家Tracy Gunter帮助人们克服行为和药物滥用障碍的做法导致他们被牵扯到各类刑事案件中。但是在随后的日子里，她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一旦委托人陷入到一种虐待犯罪的漩涡里，就很难将他们带出来。

就在同一时期，有研究人员报告称，拥有一种名为单胺氧化酶A（MAOA）基因的某个特定版本的人们对儿童期虐待的影响有一些防护能力。其他一些由该基因编码的蛋白质水平较低的人，如果受到虐待，更可能犯罪。

于是Gunter改变了研究方向，她开始分析行为基因，希望能够找到鉴定和提前干预高风险人群犯罪的方法。Gunter很快发现，精确地定义犯罪行为非常困难；要将环境和先天影响分离是不可能的；并且新兴理论表示，行为是受许多小基因因素影响的等等障碍横亘在她面前。如今10年过去了，她说：“一开始我有关行为基因的过分简单化概念是不真实的。”

不仅如此，一些研究也未能验证最初有关MAOA的发现，但一些律师仍然使用MAOA基因测试，以及儿童期受虐待或生活压力的资料，以试图为委托人减轻刑罚。

在2009年，这样的测试帮助一个杀害妻子朋友的田纳西人减轻了量刑，也使得一位意大利法官将一个杀人犯的监禁期限减少了1年。但是，陪审团通常对基因证据不感兴趣：例如2008年，辩方律师企图说服陪审团宽容一个射杀公交车司机的男孩。律师提呈的证据显示，这个男孩体内存在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的变体SLC6A4，处于重压和抑郁中的人会有类似症状。但陪审团认为无论如何这个男孩都犯了一级谋杀罪。要说服陪审团改变量刑，这些证据似乎并不够。法院精神病学家William Bernet补充道：“基因结果不能直接导致一个人以特殊的方式做事，陪审团似乎明白这个。”

这些都可能会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改变，但迄今为止基因也不会比传统的减罪因素拥有更大影响。

这些都使得研究人员不得不寻找更多线索证实环境因素与基因对行为具有影响作用。Gunter是这个团队的一员，她证实了MAOA 基因的某些表观遗传修饰与妇女药物滥用行为有关，与此同时，这种修饰也改变了她们的吸烟史。现在，科学家们仍然在继续着暴力、基因遗传和环境影响之间的关联研究。

4 性向研究

禁忌等级：中度

有时候，**风向可以左右科学研究。例如1993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遗传学家Dean Hamer，在发表了一份报告表明X染色体的一个区域可能与同性恋有关。这让他遭遇了一场大爆发式的**保守派的批评。不仅如此，一些科学家还对他工作的其它方面进行了全面批判。如今，研究遗传学的性取向被美国同性恋社区所接受。2008年，在加利福尼亚进行的关于禁止同性婚姻的投票中，由于有了同性恋有遗传基础的科学证据而使得支持同性婚姻的一方大获全胜。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已经指定将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阴阳人”作为研究的优先等级。遗传学家Eric Vilain 说这是“风水轮流转”。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关于性的基因研究都会受到欢迎。例如Vilain，一直想进行同性恋表观遗传方面的研究，寻找环境影响和可能影响特征。这项工作还是没有开展起来，但他预计这项工作可能会影响一些同性恋的权利。Vilain表示希望有朝一日出现重大的社会进步，让科学家们在和平中开展工作。

这种复杂性是不可避免的，在民主社会中,公民有权知晓公共资金的流向。研究人员应该针对他们想要追大的东西参与更广泛的社会讨论。其实在许多其它的科学领域，这种禁忌是可以被避免的。因为人们更加担心科学家会滥用这类成果。因此科学家就应该创建一个开放的公共保障措施，确保负责任的使用这些成果，而不是忽略其影响。这可能是实现Vilain所期待“在和平中工作”的唯一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