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为什么病毒频频侵袭人类

莺歌燕舞

从2003年“SARS病毒”横行肆虐，到2009年“甲型H1N1流感”汹汹来袭，再到今年“H7N9禽流感”余威尚存，短短十年间，我们已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病毒的攻击。虽然历史的记载告诉我们，病毒作为一类物种的存在时间远远超过人类，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它对人类带来的生存威胁也远超其他物种，但是，在十年时间内如此频频地遭受病毒的袭扰和威胁，也许不能不令我们反省和思考人类和病毒的关系，反思我们的生活方式。

病毒是一个世界，对这个世界人类所知甚少

闻玉梅：我觉得我们要认识病原微生物是一个世界，我们人类也是一个世界。微生物世界种类繁多，而且无处不在。我们比较关心的是病原微生物，而病原微生物里面，病毒相对比较更受人类关注，这主要跟病毒的特点有关，首先是繁殖非常快，细菌是2倍数分裂繁殖的，一个变2个，2个变4个。病毒复制起来，就像复印机一样，一份东西可以复制出几千几万个拷贝；其次病毒跟人的关系比细菌跟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如细菌之类的大多数微生物可以通过培养基人工培养，但是病毒必须存活在细胞里，如人的细胞，动物、植物的细胞，只要是活的细胞，病毒都可以在其中复制。

熊思东：正如刚才闻教授提到的，病毒有自己的世界。病毒和人类这两个世界是相对独立的，但又有交叉。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两个世界目前出现了频繁交往的情况，或者说为什么会有如此频繁的交往，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对于我们的经济、社会以及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尚不完全了解病毒世界，或者说不太懂得我们人类给病毒世界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之所以病毒世界对人类世界有如此大的冲击，一定是人类世界对它们那个世界造成了更大的影响，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只是我们无法用病毒语言来描述我们对它们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病毒有别于其他微生物，它是不能独立生存的，一定要依赖于真核细胞或细菌来生存。病毒利用动物、植物作为宿主，特别是真核生物。人类恰恰就是这么一个真核的生物。所以病毒很容易利用人类作为它的宿主，这两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因此而连在了一起。

姜庆五：从人类有记载历史一直到现在，人类一直在和病原体作抗争。闻教授说得很精辟，病毒是一个世界，我们对病毒世界的理解非常有限，我们理解的只是一些病原体，只是对人类的、动物的和植物的病原体中能致病的病毒有些了解，但对不致病病毒我们了解还是有限。病毒的致病性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断有病原体从不致病性向致病性转化，从弱致病性向强致病性转化。

卢洪洲：从地球的历史来看，地球存在了46亿年，先有低等级的各种微生物逐渐进化，再进化到人类。人类的历史要比各种微生物历史短很多，微生物适应地球上各种复杂的环境远比人类早，它以不断的演变进化来适应生存的环境。

各种病原微生物非常庞大，我们对它们的了解非常少。各种传染病导致的人类疾病依然还是人类死亡的第一位。去年世界总的死亡人数是5830万，在这5830万里面，由病原微生物引发的死亡是1500万。在这1500万里面，430万是死于各种呼吸道的传染病，其中最主要就是流感。所以流感每年导致上百万人死亡，这个数量非常庞大。

袁正宏：目前我们对病毒的认识非常有限，我们看到的、认识的还只是冰山一角。比如对公众来说，都是感冒了，或者说感染以后生病了、住院了，再有可能去查是什么病毒感染了。病毒进入机体后，人们通常感觉不到，感染了以后也可能什么事都没有。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很正常，但是我相信假如检测一下的话，在我们身体不同的部位，消化道、呼吸道等有大量的病毒存在。当然这种病毒在体内没有致病，和人体处于共存的状态。有些病毒感染人体后会潜伏很长时间，随着人的身体状况变化再发作。只有少数病毒感染机体后引发症状，迫使我们去就诊。

病毒和人类的关系是一个永久的话题

闻玉梅：从宏观上来看病毒和人类的关系是一个永久的话题。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微生物和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斗争将是一个长期甚至永恒的过程。所以我想提一下，我们对此也不必大惊小怪，好像病毒怎么反复出来，很危险，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次H7N9禽流感主要是从禽传到人，尽管感染的人数和死亡的人数都很有限，但卫生防疫部门高度重视是因为这次禽流感病毒是一个新的病原，而且它会不断地变。

其实，人类和病毒也有亦敌亦友的一面，我常常讲病毒对人类有利有弊，比如利用病毒作为载体进入到人体细胞可进行基因治疗。

袁正宏：只要人类存在，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改进，病毒还会不断地被发现。所以有人问我，现在H7N9出现，过两天会不会有新的病毒？是不是控制好就没有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出现新的病毒很正常，就像前面提到，我们现在的认识还是非常有限。当然我们人类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减少一切有利于新病毒出现的环境和条件，并能尽早地发现它、控制它。出现新的病毒还是应该以平常心来对待。

卢洪洲：对于各种病原微生物，有些是有治疗手段的，但是更多的一些病毒性疾病，我们是没有特效药的，比如说上世纪70年代初期非洲就发现了埃博拉病毒，到现在为止既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也没有有效的疫苗。还有很多病毒性的疾病是没有药的。即使我们有了这些药物，比如说乙肝、丙肝、HIV、甲流，但在治疗过程中，病毒会不断地适应环境，有了药物压力以后它会不断出现耐药，很多抗细菌性的药物广泛使用以后，细菌都可能出现耐药。所以我们人类跟病原微生物的斗争是一个会长期存在的过程。

陆晓文：我们对自然的态度要改变，不能以人为中心，从动物为人存在、自然为人服务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要把人和自然放在一个合理的角度上，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自然进化或者生物进化的过程当中，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一个病毒要寄宿在一个细胞里面，这是它的一种生存方式，就像老虎要吃人一样，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也不会因为人的反对而消亡。从微生物与人的存在时间上看，前者的历史更长，在某种意义上比人类更具有生命力。而这样的生命力是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因此，对病毒在内的所有自然界物种和人类的关系应该引进一种哲学思考，人类应该怎样看待自然、看待自然的进化、看待自然界中以不同生命形态出现的各种生物，以及我们人和这些生物之间可能产生的关系。工业革命以后，我们更多的是向大自然索取，要求自然界为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生存条件。今天如果要维持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对自然要有一种敬畏的态度。我觉得应该把人的位置降低到适合的位置上，把自然的位置抬到决定人类生存未来的至高无上的位置上，摆正人在自然当中的位置。可以由此引出很多话题，譬如人和病毒的关系，如果视之为敌我，我就要把你杀死，把你消灭，这种哲学思维今天从实践效果来看值得商榷。人类的每一次所谓的科技进步都带来负面甚至是消极的结果，难道还不值得引起必要的警惕吗！

缘何病毒和人的争斗近年来更频繁

闻玉梅：有些人提出，包括今天讨论的话题，病毒和人之间的争斗为什么好像最近更多一点？其实病毒和人类这种此消彼长的争斗一直存在，老的病毒销声匿迹后又不断有新的出现，其实老病毒在一定条件下也还会死灰复燃，迄今人类扑灭的唯一病毒只有天花。为什么大家感到病毒侵袭的频率多了，这也和现今研究、诊断技术的提高以及公众的警惕性提高了有关。

熊思东：我们目前处在一个后工业的发展时代，处在一个传染病全球危机的时代（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远离这样一场传染病的危机。世界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也提出，近几十年以来，动物传染病流行规模在不断扩大，而且动物传染病向人类扩散的现象不断上升，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健康。今后这种传染病危机会日益上升，而且不会很快结束，只不过人类越来越有经验来应付这些事情。

我并不认为病原体进化在这段时间大规模加速，更大的原因是我们人类环境的变化，迫使病毒为了生存去被动适应，也因为我们环境变化非常之快，带动了病毒变异加快。有些变异并不引起人类疾病，但有的变异会导致人类更严重的疾病。

姜庆五：其实病毒对人类的侵袭从来没有终止过。很难讲为什么近十年增加了。受益于国家**的宽松，我们今天面临的媒介传播环境也大大改变了，过去一些局部性的公共卫生事情很可能就被掩埋掉了。今天任何一个局部的的疾病信息，都会通过官方的、非官方的、个体的各种渠道，瞬间传播开来，这也容易给人问题频频的感觉。我工作30多年的感受，现在我们国家传染病的防控信息环境是最宽松、最透明的。一个是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宏观宽松环境，一个是媒介能迅速传播，一个是防控的科技手段的提升，如诊断技术的提高，所以感觉尽管公共卫生事件频频，但对病毒性疾病的防控还是很有序的。

马志永：我们人类的行为是导致病毒变异速度加快的重要原因之一，包括大规模的饲养方式、大量使用疫苗等。现在我们国家养猪养鸡的数量都是全世界第一，猪肉的产量占全世界的50%左右。另外，我们规模化养殖的猪鸡的品种单一，遗传背景单一。遗传背景单一很可怕，病毒一来很容易在其中扩散，伴随着扩散，毒性可能会越来越强。这就是我们人类给病毒创造了产生变异的机会。另外大量使用疫苗也会促使病毒产生变异。动物的病比我们人类的多，饲养方式、畜禽的免疫、治疗用药都容易导致病毒的变异。

病毒频繁侵袭人类给我们什么警示

熊思东：实际上人类和病毒之间频繁的交互关系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有些疾病是过去从来没有的，新出现的，我们称之为新现疾病；还有一些是过去知道的，长时间消失又出现的，我们称之为再现疾病。为什么有这种现象，我认为一是人口膨胀和人类行为的改变，二是技术和工业的革命，三是环境的变化，包括人类行为的改变，旅游、交通的发达，过去讲千里江陵一日还，现在千里江陵不用一日，甚至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我想强调一个观点，病毒如此频繁地侵袭人类，是两个世界频繁“对话”的结果。有的是我们人类迫使病毒跟我们对话，有的时候是病毒无奈地跟人类来进行对话。人类迫使病毒对话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生活行为的变化，人类过分的扩张等等改变了病毒原来的自然宿主。比如，我们怎么会频繁地跟野鸟结合在一起，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过度的开发，野鸟的栖息地已经很难成为一个相对隔离的环境，而是慢慢和人类交织在一起。候鸟迁徙大致有自己的路线，现在候鸟迁徙路径的下面都是人类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死鸟或者候鸟的排泄物会掉在人类居住区。候鸟的迁徙路线可能上面遭遇飞机航道，下面是大量的居住区，空间越来越窄，而且越来越从空间上和人类的生活交叉在一起。

病毒生存繁衍需要有宿主，在宿主体内待的时间越长，毒性就越稳定，待的越短病毒越容易发生变异。过去一只鸡完成自己传宗接代的周期大概要一年，现在的鸡经过42天就可以上到我们的餐桌了。这就意味着以鸡为宿主的病毒必须适应宿主生命周期大大缩短的变化，能够活下来的一定是适应了这种环境，也就是发生了变异的病毒。

我想强调的是，在人和自然界的交互过程中，对人应该有更高的要求，要削减人类无穷尽的欲望，特别是对食物的欲望。在人畜共患病中，现在的共患更多是人类主动共患，所以我们要从主动共患的领域退出来，要更多地规范人的行为，削减对自然界的欲望，唯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不去过分干预自然的前提下，使人类更健康。

关注人和动物的关系关注人畜共患病

闻玉梅：我认为现在比较多的要关注人跟动物的关系。最近几次大的病毒感染都是动物传到人，最近几十年就有疯牛病、SARS，前一阵子的猪链球菌感染人，到这次的H7N9禽流感。这一方面与流感是一种呼吸道疾病，病毒传播快、复制快有关，但大环境是随着现在交通的发达、条件的改善，人们的出行流动大大增加、增快，使得病原体也传播得很快。所以，客观环境有利于病原体的传播。总体上我认为人类要做好跟病毒长期斗争的准备。

马志永：动物的病很自然而然地会传到人，随着人类的进步，肉量的消费越来越高，另外养宠物的人也越来越多，人和动物的密切接触越来越多，人不可能把自己独立于动物的世界之外。这是避免不了的，关键是人怎么去防、保护好自己，这是很重要的。国外有一个学者说，在生命进化的长河中，微生物和我们是在一起游泳。在人类出现20亿年前微生物就出现了，它们游的速度比我们快，比我们好，所以我们跟微生物斗争要想战胜它很难。只能求得跟它平衡共生，我觉得这需要兽医和人医一起来合作。

上海在这方面一直做得不错，但在国家层面上现在比较多见的还是人医开人医的会，兽医开兽医的会，各说各的话，人医说病毒是动物传来的，兽医说这个病毒是人传来的。

比如说这次H7N9事件，养禽场的家禽没有发病，也没有检出H7N9病毒，但养禽业是躺着中枪，社会上都说不能吃鸡了，据报道国内养禽业损失已达400亿，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可以恢复过来。所以针对人畜共患病，需要人医界和兽医界结合起来做，共同保护人类和动物的健康。

近几年国家支持兽医科研的力度大多了，但是相对于对一些人畜共患疾病研究的支持力度，还非常小，而且我们面对的是鸡、猪、马、牛、羊太多的物种。

闻玉梅：我特别赞同马教授讲的，人医和兽医必须要联合起来工作，我们已经就此给领导建言，希望农业部和卫生部应该联合起来做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应对病毒性新发的传染病，也希望媒体帮着呼吁一下。十年前我就提过，今后兽医学会和人医学会要联合开会。兽医微生物和人医微生物联合开会，不要等到发病了再来。现在仍存在的人医和兽医两界互相隔绝、以及在追根溯源上回避责任的情况一定要改变。

卢洪洲：人和动物共患病在新发传染病里面占了70%，可能是动物传给人，也可能是人传给动物，都有可能发生。自然界病毒基因重组就会导致新的病毒出现，如果一个地方人和动物接触比较密切，新的病毒就可能出现，这是自然规律。

新发病原体出现并不可怕

戚中田：我今天想谈一个观点，就是新发病原体的出现并不可怕，以现在的科学防治经验来看是可防可控的，媒体和科学家都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向公众传播，宣传科学应对。

为什么说新发病原体不可怕呢？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新发病原体一般都是在已知病原体上发生的变异，没有证据证明变异现在突然加快了，不同的微生物有自己的自发突变率；第二在突变的选择方面，也没有证据证明由于某一种因素的改变就使突变了的病原体的毒力，致病机制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我们最近通过流感病毒的中和实验研究证明，近年来我国基础人群的身体素质、免疫力有所提高，而且抗体免疫力也有提升。这次H7N9没有流行起来，虽然跟气候等因素有关，但也跟人群有了一定的基础免疫力或者说抵抗力普遍提高了有关。

所以，从病毒的基因变异、防控措施、治疗手段、人群免疫力，再加上病毒（新发原体）不是突变加速，或者说筛选还是随机的这些因素来看，我想说的就是要宣传新发传染病可防可控，新的传染病（病原体）的出现基本上正常，至少不可怕。

H7N9禽流感成功防控带来的启示

闻玉梅：我认为现在我们对于病毒还是有办法的，这次中国应对H7N9禽流感就比上次SARS好得多，世卫组织认为中国防控很有水平，称我们这十年进步很快，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控制得比较好。这里面除了国家大力支持科研、科研人员和临床医务人员的努力外，全社会的支持配合都是重要因素。

戚中田：我理解是因为我们的检测手段进步了，这次的H7N9比较快地就测到了，要是测不到就是普通的感冒或呼吸道感染。因为测到了，鉴定出来了，引起了中国政府，甚至世界卫生组织和全世界的重视。第二就是我们的预防措施更完善了，所以应该跟公众宣传，在国家大量的投入下，从我们科学家的层面，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现场流行病学，无论是从溯源还是隔离、医学观察，这些措施都非常到位。第三是治疗手段更先进了，这次H7N9尽管是新发的疾病，但死亡率还是低的，这和我们的防治手段有很大关系。

姜庆五：对于近期我们遇到的禽流感病毒性疾病的流行，尽管我们没有非常确切的针对性的方法，也没有非常好的针对性的药物，疫苗也没有制造出来，就是依靠了公共卫生体系与整体医疗技术的提高，把这个疾病控制住了。新的疾病或者说再现性的疾病还会出现，我们还会与这类疾病抗争。但是一个新的病毒性疾病刚出现的时候，我们要给科学界一点时间和空间，让科学家研制出针对性的措施。没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之前，我们还是要靠公共卫生体系与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进行防控。2003年，我们依靠了公共卫生体系与综合性的科学技术控制了非典的暴发流行。这次禽流感的传播是农业部门很快提供了信息，上海地区菜市场的鸡感染了H7N9病毒，政府迅速将菜市场的鸡给控制了，加上医学上早期病人的发现与病人隔离措施，我们控制了此次的流行。

我觉得这次上海控制菜市场的鸡和外省市的鸡流入上海，这个措施针对性还是很强的，上海人很喜欢吃活鸡，促使了菜市场活禽的买卖。这几年社会发展很快，我们面对的是超大型的社会，但我们很多生活方式还是停留在30年以前的时代。譬如说吃鸡要吃活鸡。如果活鸡市场放开，不仅是今天的H7N9的问题，其他的一些疾病还会出现。现在社会发展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与社会管理要跟着发展，我们的市民也要建立适应大都市发展的现代生活习惯。

袁正宏：这次H7N9的防治效果为什么比2003年好，我认为这和信息及时、公开、透明是分不开的。政府也越来越认识到，不透明不可能。一个微博、一条微信就可以在瞬间让几十万人知道。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政府要支持，公众要容忍，支持我们的科学共同体尽早地认识、了解这种疾病。我们人类认识疾病是有限的，要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和互信。一旦发现这种病毒入侵人类的时候，我们公众能以自然心去面对，政府可以防控，我们科学家又可以尽自己最大的专业精神去认识它、解决它。

还是应该以公开透明的方式来告诉公众、普及相关的科学知识，现在对大众的宣传还不够，他们得到信息是非常有限的，有些还是比较片面的信息，所以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恐慌。应该建立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和传播渠道。为此建议在教育频道之外再增设科技卫生频道，让老百姓平时就知道，我们目前已知的有哪些细菌、哪些病毒，它们如何感染，如何有效防治，让更多人知道。

卢洪洲：还有我们国家的立法也要与时共进，现在国家法定的需要传报的传染病是40种，现在需要对一些传染病进行重新调整，有些传染病会从法定传染病里面慢慢地退出，有些以前没有纳入的传染病出现了，另外，依据传染病防治法，临床医生有一个首诊负责制，发现聚集性病例要保持高度警惕，要尽快传报，对传染病的控制、隔离等就会采取措施，限制传染病的扩散。

陆晓文：我们现在的公共社会事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医和兽医一起谈的问题，可能是各个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管理者和民众都应该来参与的问题。特别在今天人的大规模流动、生活质量要求提高与自然交往可能性越来越多的背景下，如何改变以往把自然作为人类改造和服务对象的思维，如何融入自然，人作为自然当中的一个自然源，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目前，实际上已经没有一个纯自然的世界，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里，都留下了人的痕迹，今天人类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自己造成的。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的意识，即同舟共济的意识。

熊思东：在人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经过了非典，再加上这次经过了禽流感，有一种思想可能会膨胀，认为行政的力量是万能的，无论是非典，还是这次的禽流感，好像医生搞来搞去还是没有结果，后来政府出面，控制物流、人流，取得了成功；这次禽流感则是采用简单的屠杀大量活禽的办法，目前来看非常有效，成功了，但这些仍然还只是特定的例子。人类与病毒的较量是一个长期、长久的过程，还是要尊重科学本身。对于疾病的控制还是要依赖两条，第一个对疾病本身的认识，这主要有赖于科学家、医生和从事技术研究的人所作的贡献；第二要提高广大群众的科普知识，群防群治，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迫不得已可以用一些行政的手段，但是越来越沉浸于或者说醉迷于行政方法是危险的，这样可能对公共资源的剥夺会很多，而且这种思潮的膨胀会很危险。

所以我补充这一点，对于疾病的防控也好，处理好病毒跟人类的关系也好，我们还是要尊重科学，尊重知识，通过科学的研究，逐步认识它的规律，有了规律我们就好做。我们还是要提高群众的科学知识，达到群防群治的目的。面对科学问题，要谨慎地使用我们的行政手段。（生物谷 Bioon.com）

访谈嘉宾简介

马志永（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兽医公共卫生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卢洪洲（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教授）

陆晓文（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闻玉梅（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

姜庆五（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袁正宏（复旦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

戚中田（市微生物学会主任委员、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熊思东（苏州大学副校长、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