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玉隆：检验医学如何适应“新角色”

千姿百态

近日，《临床检验装备大全》（共4 卷5 册）丛书正式出版。身为这部大型医学检验装备工具书的总主编，解放军总医院全军医学检验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丛玉隆，在新书发布会上提出，“大检验”时代将给检验医学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那么，这些机遇和挑战究竟是什么？检验医学和检验人员又应承担怎样的新角色？日前，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丛玉隆教授。

开展检验新技术之前，要从多角度认真评估，对患者负责

记者：您在新书发布会上提到，医疗领域的飞速发展给检验医学带来很多新机遇和新思维。您能具体谈谈其中的内涵吗？

丛玉隆：检验医学是建立在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实验诊断学之间的桥梁学科，是多学科相互渗透的综合性应用学科。检验医学的发展离不开整个医学的发展，同时，也能够为临床医学等领域提供重要成果。

21 世纪以后，生命医学学科成为推动医学进步的显著动力。互联网+、云技术、大数据、3D 打印等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转化医学的发展。在这个背景下，很多基础性研究学科都成为检验医学的工具。据文献报道，如今，临床医生对患者诊断和治疗所需要的客观有效的数据（如来自核磁、CT、医学检验、超声、心电等），有70%以上都来自于检验。从治未病到诊断再到后期的康复，一个疾病的全过程都需要检验的参与。比如基因测序，就能够为肺癌的治疗提供给药建议。今后，它诸如此类的临床检验医学的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

记者：新技术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有很多争议，比如“安吉丽娜·朱莉事件”，就是与基因测序有关的。新技术的出现，给医学领域，尤其是检验医学，会带来哪些新问题？

丛玉隆：面对检验医学领域的飞速发展，如何选择适宜技术、如何选择合理项目和组合用在患者身上，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最大课题。

以基因测序为例。通过这种方法来判断一个人的发病趋势，是未来医学的一种方向。但做基因测序需要有规则和程序，在选择测序实验之前，应有咨询师做深入检查，从家族史和生活习惯、即时身体状况等方面综合分析，看看在未来是否会有出现特定症状的可能性，再决定要不要做测序。但目前，新技术一出现，就有人要在例行体检中花费上万元做一次测序。试想，如果一个30 岁的年轻人测序的结果是，有30%的几率会得高血压，40%的几率得糖尿病。或许他在未来天天都在担心：我什么时候会得病啊！他的心理和生理难免会发生一些变化。但事实上，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只是概率问题；另一方面，这个概率还会因为一些后天的生活习惯等而发生变化。

此外，任何一个实验方法都有其局限性，都会出现假阳性、假阴性。比如一位老人做了肿瘤标志物检查，某项指标比正常值高几十倍,全身没有症状和体征。一个多月后，她的女儿找到我，我给她讲了曾经有一位患者因为服药的原因导至实验假阳性的病例。两周后，老人检验结果正常，原因是停服了一种高级补养品。也就是说，现在很多肿瘤标志物的检测结果还可能会因一些偶然因素而导至假阳性或假阴性。

因此，我们在开展新技术之前，一定要从临床学（什么病、什么阶段、有没有家族史）、方法学（技术是否可靠、灵敏）、经济学（病人有没有能力承受）等综合角度，做认真的评估，对患者负责。

“ 我们的检查，要以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本需求为指标，寻求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证据。”
丛玉隆教授在实验室工作。

减轻患者就医负担，需要砍掉必要检查后面的“大处方”

记者：随着技术和设备的飞速发展，我们也发现，医学检验项目出现得越来越多。在适宜技术和过度医疗之间，我们怎样才能把握好分寸？

丛玉隆：目前的临床检验技术众多，有些成熟，有些不成熟，有些则仅仅只是针对某类特定人群。

比如，两对半化验是我们针对乙肝的检查，常见的检验分为酶联免疫和化学发光。前者100 元左右，后者230 元，就实验敏感性、特异性而言，后者优于前者。但实际上，针对不同的临床要求，检验医师应该对检验项目有不同的取舍。对一位普通入院检查的患者来说，酶联免疫敏感性就足够了；但如果是一名正在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肝炎的患者，显然酶联免疫无法满足要求。

此外，现在很多检查项目是捆绑式的。比如，查血常规时，往往会加一项网织红细胞，而这是很多化疗和特殊贫血治疗才需要的，门诊的95%或以上病人都用不到。对一般患者来说，捆绑检查的直接结果是花费成倍甚至更多地增加。

在公众的就医负担中，检查费占有不小的比例。但我认为，真正需要降低的并
非常规性检查。如血常规，做一项仅仅20元，如果在此基础上还要降价，势必将影响管理、检验结果和治疗效果。真正需要砍掉的，是那些在必要检查后面的“ 大处方”。这并不是说，要抹杀掉一切新的、造价较高的检查项目，而是我们的检查，要以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本需求为指标，寻求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证据。先进的技术，用好了将是福音，用不好就有可能会变成灾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定有价值的临床路径、权威的行业专家指南等十分必要。

记者：高新技术时代，检验人员的基本功还重要吗？

丛玉隆：现有的技术无论多么高新，都是从基本理念和基本技术转化而来的。

比如，针对微生物，有自动培养、自动鉴定和自动耐药等系统和机制，其过程依据一个“谱”来完成。但在这个过程中，检验人员需要输入一个变量（如，革兰氏阴性菌或阳性菌），若出现错误，会直接导至结果的错误。而决定这个变量的，只能是检验人员通过染色、显微镜下的观察等得出的结论。当前掌握细胞形态学的人员缺乏，导至有些边远地区患者为了一张异常的血涂片赶到省城甚至“北上广”。这些基本技能的短板，不但影响检验质量，给患者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也影响分级诊疗的开展。

诚然，高新技术是应该掌握的。但现在存在“ 重高精尖技术、轻基本功锤炼”的错误倾向，这严重影响了检验质量、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事实上，有经验的检验人员就像侦察兵，通过哪怕是最简单的设备，例如显微镜，也能找出关键的诊治依据。

重视检验医师的作用，是医改能顺利进行的重要一环

记者：这些年来您一直在强调检验医师在医疗活动中应承担的重要职责，也一直在推进检验医师的培养。在您看来，在医疗过程中，检验医师应当发挥哪些作用？

丛玉隆：随着医学分科的日益精细化，某种程度上会使得一些医生出现“管状视野”。患者处在疾病的哪一阶段、适用于什么样的检查项目，有时对于专精于某个特定领域的临床医生来说，无法全然把握。所以在检查单上，有的医生常一勾一大排，有的医生依靠看箭头是否“上升”来制定治疗方案。这不仅浪费资源，更给病人造成莫大负担。

除了检验项目的筛选，结果分析的对错、是否直接与临床需求相关等，也需要既有临床知识、又有检验技术的专业人员来协助把关。

一名检验医师，首先应当是一名有临床知识和经验的医师，然后才是拥有检验技术的专业人员。他要参与查房、会诊，频繁往返于病房和实验室之间。在医学分工如此之细、转化医学盛行的今天，检验医师应是分量很重的岗位。但我国却并非如此，其主要原因是我国检验医学的基础还很薄弱。国外甚至港台地区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设立病理医师（检验医师也包含其中）岗位。但反观自身，2003年，我推动创立了中国医师学会检验医师分会，此后我国才正式设立了检验医师岗位。

目前，我国急缺检验医师人才，从专业选择上看，最终留在检验科的医生少之又少。我国国内现在大部分的“检验医师”是检验科技师岗位的同仁，他们在今天的检验领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但必须承认，若想让检验医学为指导和配合临床发挥更大的作用，培养专门的检验医师人才势在必行。我们可以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一边培养新人，一边安排检验医师进行临床轮岗，尽快承担起连接临床和检验领域的桥梁角色。

检验医师不仅能协助临床诊断，更是医疗质控管理的保证。一批有责任感的检验医师，能从检验的各个环节减少过度医疗，减轻患者就医负担，这也是医改顺利进行的重要一环。


来源：健康报  作者：魏婉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