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怎样才能在中国更有效的防病而非治病？

临床医师

2014年6月14日，中欧第十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在上海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健康产业，健康发展”。以下是本次论坛问答环节的精彩发言。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政策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蔡江南：接下来我就要对三个演讲者分别提出一个问题。首先王部长是多年的从事于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的专家，在这个领域当中、在我们国家是非常顶级和领先的。我们知道健康产业的发展和我们以前讲的传统医疗为中心的模式，我们把它整个延伸和扩展了，包括从病人的疾病预防到将来的养老，是一个全部的生命整个过程的发展。我们特别想知道，因为在这个行业当中，包括像医疗这么发达的美国，它的医疗体制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它的GDP的比重很大，但是大量的钱花在了对病人疾病的治疗上。美国65岁以上老人的医保，老人医保费用占了医疗费用很大的一块，多年的数据发现，老人医保的数据四分之一的医疗费用是花在老人去世之前的最后那一年，这一年当中又发现其中的40%的费用花在老人死之前的最后那一个月上，对于临终的治疗采取非常高强度的治疗方式，当然这种方式可能产值上去了，但是对于病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对于整个国家的福利来说并不见得是最好的使用方式。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健康产业发展怎么能够在疾病的预防、公共卫生上来吸取其他国家存在的经验教训？我特别想通过公共卫生的专家看看我们怎么需要政府或者社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够把预防提前？包括我们中医治未病，怎么利用中国传统的资源和文化做得更好一些。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中国卫生部副部长 王陇德：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正好切合了我们当前中国卫生工作的现实。可以说从建国初期开始，我们就制定了预防为主的方针，这个方针里面其他都在做调整，唯独这一条预防为主，没有任何调整，我们在建国初期那一段，可以说在预防为主上做出了非常明显的业绩，特别是人均期望寿命的提高，短短的五六十年翻了一倍还要多，这个主要是在传染病的预防控制上，当时我们主要是应对传染病，所以我们的机构体制设置也是应对传染病为主，原来我们是采取了原苏联的模式，那就是疾病预防主要靠原来的防疫站，后来的CDC，疾病治疗主要靠医院。

现在传染病得到了明显的控制，主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龄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疾病谱发生了明显，就是慢性病。慢性病在体内有一个比较长的疾病发展，就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里，我们怎么样做好预防控制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慢病可以说在国外有许许多多的经验，比方说心脑血管病，许多发达国家现在的心脑血管病是飞快的在下降，像美国经过四五十年的预防，死亡率下降了60%。我们现在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双双在快速上升，这和医疗卫生体制有很大关系。在发达国家，许许多多的预防控制工作是靠家庭医生完成的，他们的医生里面70%是家庭医生。但我们全科医生现在的统计全国只有8万人，所以我们的服务深入不到家里去，所以就这个问题我们因此怎么去应对？

另外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我们医疗机构不做预防控制的事情。像慢性病很大的人群是已经发生了体内的病理变化，像中风的高危因素很多，而且各人不同。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另外像房颤，像H型高血压的问题，动脉硬化、颈动脉狭窄的问题，每个人都不同，患者发现不了的，所以高风险的筛查非常重要，这就要靠医疗机构来做。但是我们大量的医疗机构没有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刚才朱院长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健康档案的建立，这个从卫生部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多年健康档案的建立可以说在质量上根本很少把关，我们对进做脑中风在全国开展一个重大项目，就是中风的预防，因为它是第一位死因，而按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80%的中风是可以预防的。但是我们每年中风大量发生，最近我们连续碰到30多岁的人中风死亡残疾，所以这项工作就应该是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结合起来，把健康档案建立好。我们现在健康档案很多是私档，我们在过程里利用健康档案，很多健康档案是伪造的，是假的，你给他的任务，都是又没有给他保证，所以填个假的。健康档案的建立非常重要，如果建好了，随时掌握个体的疾病状况，随时检出最主要的风险，有针对性的把风险干预的话，我们的慢病控制就会出现很大的成效。

同时我们希望我们的健康体检中心一定要在健康干预上、健康管理上下功夫，这样才能真正起到作用。另外还有我们医疗机构的办医体制，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现在医疗机构是官不官民不民，大部分医疗机构我们所谓都是公立医疗机构，但是在国外专家眼里根本不是公立医疗机构，因为公立医疗机构费用是靠自己维持的，由此而产生很多弊病。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觉得我们的医改是没有触及真正的医改的核心问题。所以我那天在卫计委在教科文卫一起讨论医改的重点，当时我给李主任提了一条建议，我们医改真正能不能机制体制正确了，起了作用，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我们的科主任、我们的医生不再算账，这是一个重要标志，否则那些弊病是没有办法克服。所以我们首先要研究我们办医体制，说鼓励社会办医，说了十几年，刚才徐主任说到这个数据，国外发达国家大部分是社会办医疗机构，德国、日本、美国、法国，大部分是社会办医疗机构，我们到底政府办的医疗机构和社会办的医疗机构有什么比例，不同的城市和农村医疗机构办医属性有什么比例，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到底哪些是政府责任，哪些是社会责任，必须弄清楚，只有这样的话，我们预防为主的方针才能得到落实，特别是慢病的预防控制。

来源：生物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