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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用多想,我们点开之前就知道这补贴肯定是只针对户籍二三孩,并且与一些人想象的“县城还能生”不同,实证表明这种补贴收效甚微。
我们先前就讨论过很多地区所谓的“生育补贴”政策,其中大部分在实质上其实是促销存量住宅的政策,“生育补贴”内容与购房挂钩(实际上江西上犹这次补贴办法中的第八条同样如此)。
另外一小部分,就是限定户籍和二三孩式的挤牙膏补贴。在城市地区,由于生育率均下降到1.0以下,且加上了户籍与二三孩的限定条件,实际上为生育补贴形成的支出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比重是非常低的,额度方面甚至还不如当地发一次消费券的量。比如沈阳只补户籍三孩,每个孩子累计补贴1.8万元;杭州给户籍二孩三孩分别补0.5万元、2.0万元;深圳生到户籍三孩累计补贴1.9万元,实际上没有什么诚意。
即使把目光放到财政相对弱势、在一般观念中认为是“能生”的县级地区,江西上犹也不是第一个按户籍和二三孩标准搞生育补贴的。
2023年8月,同样是县级地区的浙江常山,就有类似的生育补贴政策,并且第一年补贴的结果也已经出炉,我们可以直接看看结果:
在浙江常山实施生育补贴的第一个年度(自然年,2023年3月16日-2024年2月29日),当地共有485个新生儿领到补贴,其中包括437个二孩,48个三孩。
常山县2024年育儿补贴发放审核结果公示
2019年到2023年,浙江常山办理出生登记(等同落户)的数量分别是3028人、2680人、2183人、1785人和1709人。
假设今年在当地办理出生登记(等同落户)的数量不变,依然是1709人,那么按照全国的生育孩次规律(一孩46.1%、二孩38.9%、三孩及以上15%,2022年),理论上浙江常山落户的1709个新生儿中应当有665个二孩、256个三孩,很明显地实际落户的437个二孩、48个三孩要小于理论值。
这就说明,要么是当地适龄人口外流程度加剧,要么是当地一孩比例要明显高于全国的46.1%(2022年)。虽然没有公开数据,但我们知道越高的一孩比例就意味着越低的生育率。
理论上讲,浙江常山是在去年8月出台生育补贴政策,应该要等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生育情况或者补贴领取情况才能看到效果。
但我们已经能通过常山县的历史数据知道,无论是因为适龄人口外流,或者是当地本就处于极低生育水平,又或者是二者兼有,这样的生育补贴已经不可能产生什么效果了。
浙江常山对户籍口径的每个二孩补贴5000元,每个三孩补贴10000元,首年度发放补贴的总额是266.5万元。由于生育补贴发到3岁为止,因此浙江常山对这一个年度出生的户籍二三孩补贴的总成本将是799.5万元。
浙江常山2023年全年的一般预算收入是19.9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3.5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8.5亿元,完全靠净转移支付才能维持财政平稳运行,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度是71%。实际上,现行的转移支付多为专项,虽然对一年出生的户籍二三孩的生育补贴成本只有800万,但浙江常山很可能已经无力再增加预算。退一步讲,对于浙江常山这样对转移支付依赖程度如此之深的地区,把生育补贴加到比沈阳、杭州和深圳这样的中心城市还高,将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从浙江常山的实证,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县域生育补贴的困境——由于面临适龄人口流失、生育率同样在下降等问题,县级地区并没有舆论一般认为的那样“能生”,提振的潜力也非常有限,对生育补贴的支付也力不从心或者不合时宜。所以,这种补贴的结果很可能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乐观。
我们还能看到,江西上犹、浙江常山的生育补贴措施也包括非现金形式的,比如承诺给0-6岁儿童做定期检查、免交一些费用等等,但都是围绕着本地户籍做文章。实际上,当地政策所体现的除现金补贴以外的本地福利,更加从本质上说明这么多地方为何前赴后继执着于“领受补贴的孩子必须为本地户籍”,即——“不为其他地区做嫁衣”的逻辑。
因为生育补贴本身是福利性质的,而人口在流动,如果不限制户籍把口径放宽到常住,那么大量的新生儿家庭将涌入补贴额度更高的地区,领取补贴后就离开。因此,对于中心城市来说,就是“等着其他地区为自己做嫁衣”;对于其他地区来说,就是“千方百计不为中心城市做嫁衣”。
所以,即使不再区分孩次对所有一二三孩都进行补贴,只要补贴的支出由地方财政直接负担,那么补贴的口径就依然倾向于是户籍人口。只要领受补贴的孩子还在本地,那么为补贴生育形成的支出将会在本地经济运行中形成内循环,最大限度地保证不为别的地区做嫁衣。
这样的逻辑桎梏,实际上就形成了在生育补贴方面的一种内耗,即生育水平更低的中心城市实质上并没有执行生育补贴,生育水平也已经明显下降的其他地区执行生育补贴也有现实困难,因此导致都在喊生育补贴,实质措施却并不明显,在相互内耗和博弈中,把最后的时间窗口错过了。
因此,如果迟迟没有更积极的上位政策出台,只是一味地“放权”给地方、让地方“自行探索”,那么地方上基于不为他人做嫁衣或等着别人做嫁衣的心态,就会导致出台补贴政策不积极、不足额。整体补贴额度低、效率低,补贴效果差,补贴政策流于形式、意义大于实际,就会是唯一的结果。
从国际经验看,如果保持在极低生育之后才出台生育补贴,效果就是微乎其微,而中国的生育率在1.3及以下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四年。既然全会公报定的基调是要搞(由中央财政筹资的)生育补贴,那就要及时出台相关政策,不要在真正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美其名曰让地方“自由探索”。时不时地冒出户籍二孩起步、着重补贴户籍三孩的新闻,不仅是让舆论一次次地批判和失望,也要把最后挽救的时间窗口错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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