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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字长文解读中国医药城市创新密码(附最新中国医药城市梯队分布图)

2020-6-26 00:30| 编辑: 小桔灯网| 查看: 7305| 评论: 0|来源: E药经理人

摘要: 编者按:30年前,苏州踏准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使得电子信息产业一跃而成为苏州第一支柱产业;20年前,无锡在星罗密布的产业园中高喊“二次创业”,吹响了由传统制造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升级的号角;10年前,GD ...

编者按:

30年前,苏州踏准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使得电子信息产业一跃而成为苏州第一支柱产业;

20年前,无锡在星罗密布的产业园中高喊“二次创业”,吹响了由传统制造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升级的号角;

10年前,GDP增速一度滑落至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倒数第一的杭州痛定思痛,正式推出“发展信息经济,推动智慧应用”的一号工程;

……

而如今,苏州、无锡、杭州、广州、长沙、昆明、成都……这些原本发展走向各异的城市,却不约而同的将视线转向同一个领域,并寄希望于其能成为改变城市命运的新一个转折点。

既2018年4月推出深度专题《中国医药城市样本全景图》之后,《医药界》·E药经理人再度对中国108座城市、398家医药健康类上市公司进行全景式扫描,试图发掘出中国医药城市的创新密码。处于不同梯队的城市彼此之间有何不同?北上深之外,哪些城市可以被称为中国医药产业的“新一线城市”?谁是真正的中国医药创新第一城?谁在即将滑落的悬崖边上岌岌可危?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医药界》·E药经理人2020年6月刊封面专题《寻找中国医药新一线城市》





2020年4月25日,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室外,谷雨时分刚过,垂柳吐绿,白墙瓦黛,正是苏州最好的节气。室内,巨大的LED屏幕上,一段名为“万物生长”的专题片正在播放,似乎和外面的苏州暮春风光,相得益彰。
画面上,是自2010年苏州市把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作为新兴产业重点发展以来,十年时间苏州生物医药所取得的斐然成绩。点滴过往凝成片段,让在场的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蓝绍敏颇为动容。在短片后的发言里,这位刚刚到任七个月的市委书记激昂地说:

 

我们就是要推动形成这样一种共识

说到苏州就想到生物医药;

说到生物医药,中国一定是苏州!



言辞之间,透露着苏州这座城市,与生物医药产业之间发生的不解之缘。
这是由中共苏州市委、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0苏州生物医药发展大会”。到场的不仅仅是蓝绍敏这位苏州市毫无疑问的“一把手”。事实上,包括蓝绍敏、李亚平(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振一(苏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伟强(苏州市政协主席)等在内的苏州市四大班子主要领导悉数到场,足见苏州对于这样一场大会的重视。而除了苏州市从上至下的各级行政官员之外,这场大会还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以及部分生物医药企业、医院以及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可谓阵容庞大。
之所以搞如此阵仗,自然是要宣布大消息。大会上,一份名为《全力打造苏州市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地标实施方案(2020-2030)》的文件被公布,并随着现场直播很快在行业内传播开来。简单来说,苏州正式提出对标“世界药谷”波士顿,要用十年时间,打造出一个国际知名、国内最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产业地标“中国药谷”!
多年以来,立志要成为“中国药谷”的城市不计其数。有的是已经约定俗成的称谓,例如吉林的通化、江苏的泰州,甚至包括位于河北保定的安国。这些地方之所以被称之为“药谷”,更多是因为自然原因与历史原因,例如药材资源丰富,或是历史上医药产业集中。当然也有一批新的“药谷”,例如上海就打出了“张江药谷”的名号;位于北京的大兴生物医药基地,在规划里也大张旗鼓的提出“中国药物·健康新城”的整体发展目标;苏州的近邻无锡,更是早在2002年就提出了“中华药谷”的规划愿景。但是,像当下的苏州一样,直接高喊出“要让生物医药成为苏州永不降温的产业地标”,公开宣布生物医药将是“决定苏州城市命运”的“1号产业”的,还是需要不小的魄力。

     “4000 家”


      “苏州方案”提出,到2022年,要聚集生物医药企业4000家。


    4000 亿”


      “苏州方案”还提出,到2025年,产业规模要突破4000亿元人民币。

而近年来,这样的城市越来越多。
2018年4月,《医药界》·E药经理人推出深度专题《中国医药城市样本全景图》,对290家医药类上市公司进行了市值统计与分析。彼时,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凭借着众多的医药上市公司数量,以及巨额的医药上市公司总市值,成为中国医药行业中当之无愧的“一线城市”。
相关阅读:你所在城市的医药竞争力怎么样?千城千面,一文看懂中国医药产业版图!
而如今两年时间过去,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在中国医药产业蓬勃发展的这一大时代背景下,一批全新的、拥有竞争力的“新一线城市”正在崛起,例如苏州、杭州、无锡、成都、珠海、南京等。这些“新一线城市”,或者是本就拥有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底蕴,而今厚积薄发;或者是凭借巨大的政策优势,或人才优势,成为新一批明星生物医药公司趋之若鹜的创业福地;或者是依托产业集聚优势,充分发挥医药全产业链与生态圈效应……总而言之,各个城市看上去都“身怀绝技”,不遑多让。
对于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来说,未来的中国药企希望,无疑就在这些城市所点燃的激情火苗里。

 “市值”说:一线医药城市的硬实力

根据《医药界》·E药经理人的统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有公开数据可查的国内医药健康类上市公司共计398家,累计总市值达到57201亿元人民币。
这里所说的医药健康类上市公司,包括了目前在国内A股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H股市场(香港证券交易所)以及美股市场(纳斯达克、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医药相关企业(包括但不限于医药制造企业、医药流通企业、医疗器械企业、药品研发企业、医疗大健康企业)。
作为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企业在一座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无疑不可忽视,而上市公司作为优秀企业的代表,一定程度上更是一座城市的形象名片。从空间上来说,上市公司的聚集密度,从数量上来说,上市公司的市值水平,都能直接反映一座城市在某一个细分行业领域的竞争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往往依靠长时间的积累而形成,代表了这座城市当下的底蕴水平。
而以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来进行划分,上述398家公司又涉及到国内108座城市。其中,上海、北京、中国香港三地,是医药健康类上市公司最为集中的三个地方,分别为39家、33家、31家。但从市值总额的角度来看,城市医药企业总市值排行的前三甲,则分别为上海、连云港、中国香港,累计总市值分别为6628亿元、5457亿元、5323亿元。
很显然,从地域内上市公司的平均实力来说,作为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并没有显示出太大的优势,其以3467亿元的累计总市值在所有城市中位居第五,还稍逊色于深圳。深圳有20家医药健康类上市公司,几乎仅为北京的一半,但总市值却多出了1039亿元。
在总市值这一维度,北京也被连云港所超越。尽管只有三家上市公司,但连云港以5457亿元人民币的总市值位居第二。但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中国医药产业的市值龙头恒瑞医药就在连云港。2019年10月28日,恒瑞医药股价再创纪录,盘中一度达到91.15元/股的历史新高,市值首次突破4000亿元。而截至发稿日,仅恒瑞医药一家企业的市值就已经达到了450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市值水平,已经比同样属于江苏省内的南京、无锡、苏州、徐州、泰州、常州、南通、扬州等八座城市的27家医药健康类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还要高出1400亿元。而同样位于连云港的翰森制药(原豪森药业),也是刚一上市市值便突破千亿,使得连云港成为当之无愧的医药大城。
但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北京、上海、深圳、中国香港以及连云港,这五大城市在国内都是名副其实的医药第一线城市,只是各自特色不同。连云港自不必多说。北京胜在上市公司数量较多,仅次于上海,但缺少大市值的上市药企,其中市值最大的是百济神州,2019年年底其在美股和港股的总市值加起来也还不到900亿元。深圳则不同,尽管当年如日中天的千亿市值股华大基因如今市值已近乎腰斩,只有500亿左右的市值,但从美股回归的迈瑞医疗横空出世,市值已经突破2000亿水平,而跟随迈瑞一起,开立医疗、理邦仪器、普门科技等一批医械类公司也集中于此。

上海则是名副其实的“双料冠军”。从数量来看,39家医药类上市公司,一骑绝尘;从市值总额来看,6628亿的总市值也让国内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望尘莫及。究其原因,第一,一批老牌的实力型公司都扎根上海,例如药明康德、复星医药、平安好医生、上海医药等等。
第二,一批正崛起的医药新势力普遍选择将总部设置在上海,例如君实生物、复宏汉霖、微创医疗、基石药业、华领医药、复旦张江、再鼎生物、天境生物等等。这些药企选择将运营总部落在上海,大多是看上了上海成熟的产业园环境以及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例如华领医药就于2019年正式将其全球管理总部和研发中心落户在上海张江,其创始人陈力曾在多个场合提起,当年从罗氏公司离职创办华领医药,整个公司没有一个实验室,没有专门的动物房和厂房,所有的一切都是利用张江药谷成熟的研发和产业生态系统而一步步打造的。而这几乎是当年同一批崛起的生物医药公司的普遍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这些创新药企的合作伙伴,大多数全球知名跨国公司的总部也都落在上海,例如诺华、阿斯利康等等,仅就合作起来的地缘关系来说,落户上海也是自然之举。
在所有这些医药一线城市中,中国香港可能是一个稍微显得有些特殊的存在。首先,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医药企业数量呈渐长之势,尤其是随着港交所生物医药新政的开闸,一批创新型的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选择香港作为敲开资本市场的大门;另一方面,总部落在香港,但主营业务位于内地的公司,也同样不少,例如石药集团、中国生物制药两家如今港股医药的龙头企业,又如阿里健康,作为阿里集团“双H”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截至发稿日阿里健康市值已经突破2500亿。除此之外,中国中药、康哲药业、石四药集团、华润医药、和黄医药等总部也都落在香港。

医药新一线城市崭露头角

在当前情况下拥有医药健康类上市公司的多少以及市值规模的大小,构成了我们评价哪些是中国医药产业的一线城市的重要判断依据。但必须注意到的一件事情是,在未来三到五年,乃至更长时间内,中国医药产业的更多创新活力,有可能并不会来源于这些城市。
正如多年前各地政府总是热衷于提倡产业集权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业在特定地方持续集聚,从而形成一个产业关联要素相对齐全、产业协作功能有机配套、内部互动交流频繁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美国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将其称之为“产业集群”现象。从全球范围来说,波士顿、旧金山、圣地亚哥、华盛顿和北卡罗来纳已经构成了美国的五大生物技术产业区;除此之外,英国的剑桥基因组园、法国巴黎的基因谷、德国的生物技术示范区、日本神户医药园区等无不属于医药行业的产业集群现象。


▲以顶层医院+高端人才聚集为特征,波士顿、旧金山、圣地亚哥、华盛顿、北卡罗来纳已经成为美国五大生物医药城市名片


聚焦到中国的医药行业,这种现象同样显著。从区域范围来说,京津冀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医药产业集群、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珠三角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都已经是久负盛名的医药产业集群带。从具体的城市来看,重庆、沈阳、宁波、石家庄、威海……不同地理位置的城市也都在纷纷探索自己的医药产业集群模式。






在新一线城市里,新兴生物药企的创始人们成为创新、创业的城市明星,以星光大道手印的形式记录他们的城市印记。图为苏州工业园区的星光大道上,将具代表性的数家药企创始人手印记录下来。
但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范式的兴起,强调空间集聚性、根植性、本地化的传统产业集权理论日益受到质疑,借助全球生产网络,进行区际间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与交换,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也使得一批有意愿将生物医药作为城市支柱产业之一而进行发展的城市,有了突破此前资源垄断优势、实现新的价值增长点的可能。
换言之,除了一线城市之外,未来中国医药产业发展更激烈的战场,可能会存在于这一批“新一线城市”中。


新兴的生物医药城市有了突破北上深等一线大城市资源垄断优势,实现新价值增长点的可能。



 


毫无疑问,苏州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从当前已经有的上市公司来看,苏州已经初具明星阵容,截至2019年底,包括信达生物、康宁杰瑞、亚盛医药等在内的六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将公司总部落地在苏州,均是业内炙手可热的公司,六家公司的总市值共计为728亿。尽管从绝对值来看,苏州在全国所有城市中尚未排进前十,但从潜力来看,不会有人怀疑苏州正在积蓄的力量。2020苏州生物医药发展大会上,苏州市首批生物医药产业潜力地标企业培育名单公布,除了信达生物等几家上市公司之外,昭衍(苏州)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苏州众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基石药业(苏州)有限公司、苏桥生物(苏州)有限公司等一批行业内耳熟能详的企业均在名单之列。

苏州是典型的由产业集群所发展起来的生物医药新势力,BioBAY(苏州工业园区生物纳米科技园)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2019年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发布的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产业竞争力前10强榜单中,苏州工业园区位列第一,排在其后的才是北京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上海张江高新区。在产业园区里,很少有人会称呼园区为“BioBAY”,更多的人会喜欢称其为“B村”,而“B村”的服务团队则会将前来落户的高层次人才称之为“客官”,将自己称作“小二”,也颇有一番趣味。
而在当前的“新一线城市”中,类似苏州做法的还有不少。与苏州相依为邻的无锡,就是以无锡马山国家生命科学园为豪,这里又名“无锡生物医药研发服务外包区”,坐落在太湖之滨,坐拥三面环水的美丽景观的同时,主要核心功能便是生物医药研发服务外包、高附加值生物技术产业等,而在此落户的除了市值已过千亿的港股明星药明生物之外,包括辉瑞、费卡华瑞、博雅辑因、贝迪生物等一批中外药企,也都选择在此扎根。
又例如杭州。2020年6月9日,在第22届中国浙江投资贸易洽谈会上,杭州下城区与阿斯利康签署中国东部总部合作协议,标志着阿斯利康正式入驻杭州下城区。而这也仅仅是杭州当前在生物医药领域里下的一盘大棋中的重要一步而已。作为早就试图对标美国波士顿打造全球一流的生命科技创新之城的杭州,依托下沙和大江东两个生物医药产业核心区域,同时依托得天独厚的数字经济的积累,杭州目前在生物医药产业的高端人才引进、全球大药企引进、互联网+医疗产业建设等方面,也都显著的迈开步子,在积极的向前推进。
应该说,类似苏州、无锡、杭州等城市,彼此之间正在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一方面,真正优势的医药资源本身就是有限的稀缺资源,而另一方面,三个城市地理位置相隔十分接近,各类政策引导也都十分积极,同时都将视线聚焦在生物医药领域布局的当下,明里暗里的交锋想必不会太少。更关键的是,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其他的城市也正在虎视眈眈,例如成都,例如台州。
当没有足够显著的产业集群竞争优势时,充分发挥自己城市的特点,反而可能起到兵出奇招之效。成都就给自己找到了“医美之都”的精准定位,从《成都医疗美容产业发展规划(2018-2030)》的发布,到《成都市加快医疗美容产业发展支持政策》的出台,成都已经在“医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全球医美领域的巨头公司艾尔建2018年底将其全球首家创新中心落地在成都,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而台州一直以来就以原料药基地的形象在行业中存在,一定程度上这既是台州发展的牵绊,例如环保、安全等因素一直是必须迈过的坎;但另外一方面,在原有的原料药优势基础上,发展高端原料药,或者走原料药+制剂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正是当前台州几家医药类上市公司都在做的事情,海正药业、仙琚制药等莫不如此。

真正的较量:软实力的大比拼

如果说,目前所拥有的医药健康类上市公司的数量以及市值水平,足以代表一个城市过去多年来在医药健康领域所积累下来的硬实力,那么,决定下一轮谁会是充分享受中国医药产业发展改革红利、站在医药产业快速崛起的时代大风口上的,则是来自不同方面的“软实力”。评价一座城市,是否能够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医药创新城市”,人力资本、公共制度、技术水平以及国际化的视野,可能都会是参与评分的重要因素。
对于一座医药创新型的城市来说,第一个重要的指标,自然是人才。而评判的标准,也很简单。很多时候,只需要实事求是的问自己几个问题:


在新产品的开发和研制过程中,是否拥有一批具备良好学术背景、资深药物研发经验,且懂得如何在中国的药品相关政策规范下高效推进药物研发进展的高层次研发人才?


面对医药产品终端市场出现的激烈竞争,是否拥有一批了解生物医药产品流通业务、具有较强市场营销和策划能力的高层次营销人才?


面对破解新产品产业化困境的现实挑战,是否拥有一批能够把握技术研发与市场需求结合点、熟悉资本运作和企业并购、具有较强成果转化能力的高层次符合型人才?


在企业的产业化规模逐渐扩张的过程中,是否拥有一批熟悉国际通行规则、敏锐把握一带一路新机遇、善于开拓全球市场的高层次国家化人才?

事实上,只有以上几方面的人才均具备,或者至少具备其中一、二方面的优秀人才,一座城市的医药产业才有实现腾飞的基础。而一些城市早就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例如苏州已经开始探索服务医药产业人才培养的“苏州方案”,“必须意识到国内各地相关的人才竞争非常激烈,各地都有自己的杀手锏。单纯依靠‘加码’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惠才竞争手段是不可持续的。”在苏州大学药学院院长镇学初看来,充分利用苏州的本地资源,力促苏州药学及其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和科研基地的建设,形成本土药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苏州队”,为建设苏州“药谷”源源不断提供不同层次药学人才的“苏州方案”应该提上议程。
公共制度则更多体现在政府相关政策的配套支持力度上。作为强政策监管型的行业,医药产业的发展注定与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的支持息息相关。此前一个通行的表示政府对医药产业大力支持的做法是,给钱、给钱、再给钱。比如说,通过一致性评价,给钱。例如此前江西就发布文件,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给予50~100万元的奖补;而安徽力度更大,表示对于完成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每个品种给予一次性奖补100万元,单个企业最高可达300万元。成都则在进一步提高奖励要求,明确规定,对经国家药监局确定为参比制剂的品种、国内前三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品种最高奖励200万元,单个企业每年最高奖励1000万元。

     “100万”


      江西发文规定,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给予50~100万的奖励。



     “1000万”


      成都发文鼓励企业申报一致性评价,单个企业最高年奖励1000万。

简单粗暴的金钱激励,当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地域内医药企业的研发热情,但对于企业来说,一个完善成熟的政策环境,恐怕不仅仅是金钱上的激励,更多的在于,是否能够通过政策的优化、合理的沟通,来解决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
位于张江的复星凯特此前就经历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复星凯特是国内的复星医药与美国的Kite公司共同设立的合资公司,主要是研发和引进国际先进的免疫细胞治疗技术,但因为在张江的用地性质是研发用地,难以安排生产活动。这是由于新业态、新产业提出的功能混合和弹性发展的高度不确定性,给用地管理提出的新考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如果墨守成规,不能够按照最新的形势灵活变通,可能问题确实难以解决。张江的做法很及时,其经过了同相关部门的大量协调,最终将复星凯特的这一个案顺利的解决,在合规的条件下满足了企业的生产需求。对于企业来说,这个可能比现金的奖励来得更为重要。
在这点上,宁夏的故事可能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案例。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医药类上市公司的省级行政单位,宁夏本来是一个拥有丰富药物资源的天然药库和具有地方特色药材产地之一。据普查统计,宁夏共有中药材1104种,蕴藏量在3亿千克以上。在我国重点普查的363种常用药材中,宁夏就有157种,占普查品种的43.3%。其中年产量在30万千克以上的有枸杞、银柴胡、甘草、党参、杏仁等药材,除驰名中外的枸杞、银柴胡、甘草、麻黄、锁阳外,尚有珍稀濒危动植物多种,如黄芪、林麝等。
但尽管坐拥宝贵的资源,因为没有良好的发展思路以及政策引导,科技含量低、产业化程度低成为了宁夏医药产业的显著特点,甚至被认为是“把金娃娃拱手送人”。而如今宁夏开始大力发展互联网医院,足以显示出政策的引导作用,但遗憾的是,在医药产业上,似乎仍未看到有发力的迹象。
而技术水平和国际化视野,同样也考验着一个城市的发展理念以及发展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近400家医药健康类上市公司中,还有281家市值小于100亿元,占比高达69%。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整个中国医药产业当前阶段的区域发展水平,仍然很不平衡。在108个拥有医药健康类上市公司的城市中,有48个城市,辖区内上市公司总市值不足100亿,占比44.4%。
可以看到,这些城市往往呈现出几个特点。第一,一座城市内只有一家医药健康类上市公司,例如柳州、湛江、临沂、信阳等等,整体医药产业发展的格局还尚未形成;第二,地理位置往往较为偏远,比如乌兰察布、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即便是有上市公司存在,也很难拉动外界资源,与本地医药产业形成对接;第三,城市级别普遍较低,例如浙江峸州、广东台山、湖北武穴,基本都是县级市。在未来的中国医药产业城市争霸中,这些城市如果没有“秘密武器”,恐怕也很难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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