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国生物园区系列——张江药谷

千姿百态

和记黄埔药业创始人，现任再鼎医药董事长兼CEO杜莹：最自豪的一件事——让世界用上从张江创制的药物

一晃眼，离开美国辉瑞回张江创业已经13年了，很多人会经常问我：“这些年做新药研发，你最自豪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和记黄埔医药从创建时的一个人的企业，到后来成为中国新药研发的典范企业，创造了很多第一。而我最自豪的是把一个自主研发的药物（HMPL-004）带到国际Ⅲ期临床研究。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开发为全球市场服务的新药”是我最初回国的梦想，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坚持的理念。当然，这都离不开和我一起奋斗的团队。

怀着这个梦想，我在2001年回国创业。当时考察了许多城市，包括北京、广州和上海，最后决定在张江园区落户，当时搞新药研发的企业寥寥无几，刚开始的路是非常艰难的。最主要的是人才稀少和当时新药研发环境落后，非临床CRO公司药明康德才刚刚起步，中国还没有一家像样的动物实验中心，许多新药研发需要的动物模型国内也没有。

但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制定了一个非常适合自身的发展策略。从创业开始，我们就坚持建立自己的核心研发能力，如药物化学、动物模型、药物代谢、工艺开发和制剂，只外包生产和毒理研究；这样可以保证研发质量符合国际标准和提高研发效率，跨部门的合作也非常畅通。很多跨国公司和我们合作也是基于这点。

“让世界用上从张江创制的药物”。这是以前张江的一位老总常讲的话，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目标就会实现。

原《亚洲制药新闻》中国区主编戴佳凌：最好的研发Ecosystem都在这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是7年前，和很多本地人一样，张江在我的印象里还是只是一个地铁站名字，或是“IT男”的聚集地。

那时候，我刚作为记者开始写制药行业新闻。第一篇关于张江的文章是罗氏宣布成立开发中心 (PDCC)。2006、2007年正好是跨国药企忙着在园区圈地的时候。不禁让我想到解放前上海的租界。

第一次到张江是去见大学老同学，我们班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考上研究生，这两位就是。那位女同学，研究生毕业后就加入诺华在张江的研究所做研究。而那位男同学毕业后到了Thermo Fisher Scientific，他的工作就是为诺华提供实验室服务。所以，两个人都是在诺华研究所上班。这也大致能反映张江对于大学学生物的人的地位，后来慢慢知道，我们不到20人的班级除去留学或转行，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在张江。

在随后几年里，每几个月都会去张江采访专家、参加活动、拜访公司。从本土CRO桑迪亚、美迪西、方达到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罗氏、辉瑞、诺华、礼来、阿斯利康，而后是本土创新公司和记黄埔、华领医药，我大概是唯一一个长期关注张江的记者吧。甚至那个时候，觉得园区的人想让我们租一间办公室在园区内。

当然，张江也面临不少挑战。张江铸造了一个人才高地的同时，也铸造了一个成本高地。租金和人员成本的不断上升，让本土中小企业望而却步，而恰恰这些中小公司是创新最活跃的群体。附近的苏州生物园区、泰州医药城、太仓都在“瓜分”张江出的研究成果。

经过十多年，很多公司都是到了要出产品的时候，选择了上海附近的园区进行产业化。张江领头做研发，做到世界一流研发园区，产业化就让给兄弟园区来做，对于整个产业来说未尝不是好事。

那些走出去的企业也很清楚，创新离不开张江，因为最好的人才、最好的公司、最好的研发生态环境(ecosystem)都在这，就算走也走不远。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公司总经理许俊才 ：张江药谷 依然记得那份热忱

2005年4月离开了就职多年的跨国公司后，我希冀用所积累的国际化经验为中国医药创新事业尽绵薄之力，于是在张江创建了一家咨询公司，以普及科学的药物研发知识培育一批在医药领域踏实前进的年轻人。

在张江，我通过给创业者传授临床研究规范性管理（GCP），帮助他们在开发新药时以国际化的水平来要求自己。同时在张江基地还创建了一个中心实验室，以租赁仪器的方式向小企业提供实验检测服务，这样新颖的政府购买仪器，政府低价租赁的方式可有效地为小企业节省大量研发费用，使小小的企业也应用国际先进的大仪器进行药物开发。

遥想初到张江工作的那段时间，开始半年乘坐地铁2号线上下班，每天从人流如织的中山公园进入地铁车厢，地铁到陆家嘴站就成为人流的分水岭。一到陆家嘴站，人流如潮下去，一路前行，车箱变空。到了张江高科站，地铁里就剩下寥寥数人。由于没有生活配套设施的跟进，下班了，晚间的张江高科技园区成为一座空城，对于早期的张江创业者来说，生活和工作十分艰辛。

时光飞逝，曾经一到晚上就空旷无人的张江今时不同往昔，今天如果你仍乘2号地铁，陆家嘴站已经不再是人流分水岭，张江高科站才是人流如潮的下客站。我很欣慰，张江也曾记录下我的奋斗足迹，虽然时过境迁，但我依然记得那份热忱。

Rebeeca Kanthor：迷你新泽西加东海岸

离开泰州中国医药城，我乘车3小时到了上海。从快速发展的农村到城市，马路上的车辆列成了长长的一排。在上海，我乘地铁到2号线的终点站。我要去的是张江高科技园区，这是政府相关的开发项目，园区内已满是生物科技公司。

携带笔记本电脑的乘客下了地铁后坐上往返班车――一辆具有未来气息的子弹头列车。列车在园区的软件、半导体和生物科技区的站点停靠下客，总路线长度为25公里，横跨各条以科学家命名的道路，如哈雷路。跨国公司和本地大学学院之间只有咫尺之遥。

我穿过感恩教堂，不远处能看到几个便利店和一个星巴克，这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不是住宅或办公区域的地方。

在张江，80%的工作人员年龄在35岁以下，而殷宏并不能算他们中的一位，但也差不多。作为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副总经理，他曾经亲历园区从1996年起的成长，见证了它从主导轻型制造业到主导高科技的转变过程。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变得越来越重要。” 殷宏告诉我，“中国人希望得到与美国人相同的医疗标准。我们相信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药物能够造福中国人民。”

当我问殷宏我还应该和谁谈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杨青（Steve Yang）。杨青是海归的代表人物。

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杨青离开中国到美国留学，并在18年后的2006年以辉瑞亚太区副总裁（现为药明康德首席运营官）的身份回国。

“在那时，中国的研发还处在艰难阶段。”他回忆道，“当我还在上海读大学时，张江四处是农田。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此迅速真是奇迹。”

杨青说现在的经济环境使他联想到不同时期的美国。“在美国，氛围冷冷清清，生物科技行业的发展受到抑制，”杨青说：“在中国，有几种因素推动发展。政府为基础研究提供资金，这确实令人觉得创新标准在逐渐提高。”中国的生物科技并不像美国那样定义严格，而且在中国，生物科技的界限是模糊的，它混合着新药合同研究组织（CRO）、基础研究团体和综合研究公司。

杨青说，海归是令中国生物科技行业繁荣的重要因素。“这些海归具有创新理念和知识。我经常开玩笑说这里是一个迷你的新泽西州加上东海岸。”

在临走前，我穿过街道去拜访张江高科的一位全能明星――和记黄埔医药公司总裁杜莹（现为再鼎医药CEO）。当我进到杜莹的办公室时，我看到墙上摆放着有她照片的《福布斯》杂志。她站在办公桌旁，正对着手机说话，耳边挂着蓝牙。

她的话语简短但直击要点，且富有深意。2001年，她离开了辉瑞，开始在中国创立公司。回忆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转变，杜莹说：“那时，许多人对中国创新研究的能力表示怀疑。现在，人们相信这里是研发集中地之一。因为有有利的配套设施，你看到许多人都回国了。”她说，“风险投资也来到中国。市场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

杜莹说：“你将拥有什么比你已经拥有什么更重要。那种希望，那种激励，推动着许多人。”

我走回到子弹头列车时，感觉到张江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但中国其他的高科技园区同样能成功么？中国的生物科技能在一个层面上与美国竞争吗？仅凭我乘车回家的这段时间内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

后记

张江有太多闪光的创业者，记录他们，是因为“直到今天，他们依然在为这个行业铺路，而这将是一条永无止境的道路”。本期特别收录自由撰稿人Rebeeca Kanthor在2010年撰写的《中国科学革命》，该文记录了一个外媒记者眼中的张江。这是《中国科学革命》让我感动的为数不多的一篇稿件。之所以令我感动，是因为这是一篇行走中的报道。Rebeeca用她的眼睛，她的脚步，她的心灵，从泰州医药城走到张江，跟各种人物对话，让他们发声，让他们展现，具像出一篇让你看得到和感受得到的张江。

张江有太多闪光的创业者，记录他们，是因为“直到今天，他们依然在为这个行业铺路，而这将是一条永无止境的道路”。生物探索也在此祝福张江药谷的明天更美好！

来源：医药经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