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管家”伴你终身

千姿百态

　　健康“管”起来

健康管理如果能够覆盖到全社会，从实现个人健康信息管理、个人疾病危险性评估、个人健康改善发展到人群的健康管理，将有效降低我国的医疗成本，极大改善国民健康状况。
若干年后，一个婴儿还在母亲腹中时，他的健康档案就会开始建立。医生通过基因检测等各种手段，定位他所携带的各种疾病易感基因，并且分析他对不同治疗的反应程度，从出生后就开始检测追踪他的身体状况和周围环境，在某种疾病在他身上降临之前就能“未卜先知”，避开可能导致患病的“雷区”。即使最终患病，依然能迅速制定最适合他的个体治疗方案。
这不是科幻小说，这是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一届分子检测与慢病管理学术大会上，专家为我们描述的健康管理行业最终可能发展成的形态。
“健康管理”并不是一个新兴行业，早在20年前，我国健康医疗产业的专家及其他从业人员就已经对此展开研究。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认为“健康管理”应该是“一种对个人及人群的健康因素进行全面管理的过程，其宗旨是调动个人及集体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有限资源来达到最大的健康效果。”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杉在该学术大会上也强调：“健康管理必须做到"三全"，即全生命周期、全方位和全人群。”
在专家的眼中，健康管理如果能够覆盖到全社会，从实现个人健康信息管理、个人疾病危险性评估、个人健康改善发展到人群的健康管理，将有效降低我国的医疗成本，极大改善国民健康状况。
慢病管理与分子检测
从2012年8月21日到2013年7月7日，陈君石院士率领的研究团队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宁夏石化公司和北京市工商局等开展了5个群体体重健康管理干预项目，通过实施干预方案，干预前77%的肥胖率降到56%，人均减掉了5.3公斤。
陈君石对健康管理中肥胖干预的研究结果卓有成效，同时在上述学术大会上有两位专家分别针对肿瘤和糖尿病从分子检测的角度提出健康管理的需求。
中国医学院肿瘤医院研究所研究员林东昕在研究中发现肿瘤患者对治疗反应的异质性与遗传变异有关。因此，他提出通过检测追踪基因情况，制定肺癌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将造福病人。
“973”首席科学家、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贾伟平认为，糖尿病也应该有早期预警机制，将其纳入健康管理。
据资料统计，全世界有3.7亿糖尿病患者，中国有接近1亿糖尿病人，也就是说，世界上每4个糖尿病人中，有一个是中国“糖人”。
“在中国，还存在一些糖尿病高风险人群，大概有1.5亿。数据表明，中国人在遗传上对糖尿病是中度易感，中国人糖尿病的患病人数还会增加。移居海外的华人已达到15%~20%的糖尿病患病率。而轻型的血糖升高，50%的人几乎没有症状，正是没有症状警示，才导致机体器官逐渐被疾病吞噬和影响，还可能引发严重并发病，如脑卒中、冠心病高发、肾功能衰竭等。”贾伟平指出。
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综合影响糖尿病的发生。根据中国人的遗传背景研究，白种人是糖尿病低度易感人群，印第安人人种是糖尿病高度易感人群，中国人处于中度易感状态。随着分子检测技术的发展，科学家们发现与遗传有关的糖尿病占整个糖尿病类型的15%左右。
“发现中国人糖尿病易感基因，提供早期遗传预警及疾病分型，发现降糖药物疗效的遗传标记，则能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指导。而且正常体重的人若伴有腹型肥胖，容易发展成糖尿病，因此他们是早期健康管理更需要关注的人。”贾伟平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程京从基因表观与遗传的角度阐述了在基因水平上利用生物芯片前沿技术开展防未病治已病的应用。程京表示，这种技术和研究已经在我国重大的慢病预防、早诊、个体化治疗、预后、复发监控等领域有着良好的转化应用，将大力推动中国人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梦的实现。
“玻璃门”亟须推动
虽然健康管理行业已在国内发展数十年，然而王杉感慨：“从孩子出生到保健，实现“三全”服务，从技术角度说并不难，但是2013年健康管理行业面临的挑战与2005年的差不多，依然面临设备依赖性和指标、数据的规范性问题。”
换言之，近十年间健康管理所需要的技术在同步发展，健康管理的“落地”实施却十分困难。
林东昕也透露：“实施所需要的经费是个大问题。”据悉，与化疗药物耐受性相关的基因研究成果发表后，国外研究人员在此基础上，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因为经费问题，他们的研究还在崎岖的道路上前行。
“目前国家也发布了几项有关健康管理的新政策，我觉得这些政策非常好，我一点毛病也挑不出。如《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快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尤其是有效整合和共享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数据库资源这一条，十分好。”王杉说。
但是，王杉用了一个无奈的比喻，“好政策”就像“玻璃门”看着非常“华丽”，推动起来非常费劲。他指出了困局：“关键是依托什么样的平台，什么样的人能够做？谁来付这个钱做？”
王杉说：“呼吸睡眠暂停症、特殊病症如男性ED等都可以实现家庭化检测，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网诊可行，说起来十分理想，现代技术都能做。但一个医院很难做健康管理这件大事，得通过医疗服务公共体，一句话，搞定政府。如果医疗服务共同体能够作为社区考核指标，那么我们马上就能做。”
同时，王杉对健康管理行业涉及的法律问题及准入、准出制度颇为担忧。
王杉举例说：“如果一个人18岁诊断出80岁得某个绝症的几率是80%，那么在他18岁的时候医生该不该告诉他这个结果？这其中涉及的法律纠纷应该怎么处理？”
“健康管理行业中良莠不齐，谁来负责管理？准入和准出资质怎么制定？不同体制对不同职业的要求、标准、规范和管理应该有清晰的说明。”王杉说。
《中国科学报》 (2013-12-20 第20版 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