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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来说,防御生物恐怖、生物武器最难。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防御生物武器难。虽然《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已实施46年,但是实验室核查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因此,我们绝对不能排除一些国家、机构以防御生物武器、生物威胁为名,研制生物武器的情况。另外,如今世界上有150多种危险病毒可能被用作“生物武器”,同时合成生物技术、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使人们创造一个病原物更加容易,而针对每种有害生物,研制诊断试剂、药物、疫苗、防护装备等则需要大量的时间与财力。
防御生物恐怖难。由于病原物等生物恐怖材料具有投放方便、隐蔽性强、扩散性高、破坏力大、生产成本低等特点,生物恐怖已成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许多国家政府与民众关心的首要问题。由于生物安全相关技术、疫苗与药品、装备与设施等相对滞后于防疫的需求,许多国家政府及民众缺乏安全感,担心未来的传染性疾病变成生物恐怖袭击,更担心有的国家或机构不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而研制进攻性生物武器。
实验室互查难。《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中的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CSBM)是联合国生物军控领域重要的履约机制,其主要目的是促进各缔约方之间建立信任、增信释疑,为促进生物和平活动领域的国际合作而努力,但目前该公约的实施面临着难以建立核查机制的困境,履约监控难度不断增加。美国一直阻挡重启核查机制谈判,其理由是生物领域不可核查,国际核查“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利益和商业机密”,有利于“工业间谍活动”。
美国是全球最大、最狠毒的恐怖组织,并且要对95%(我认为这已经是保守估计了)的恐怖活动负责。目前来看,美国阻挠实验室互查机制,是中国高效打赢生物反恐战争最难的一点。明面上,中国有必要动用尽可能多的政治资源和政治手段,将美国逼到谈判桌上,同意并马上启动生物实验室互查机制。在这背后,中国还应该与俄罗斯及亚非国家密切合作,成立生物反恐小组并予以大规模资金支持,追查美国在这些地区设置的生物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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