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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了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的最终谈判文本,其中未纳入生物安全法案。这一事件对生物医药行业,尤其是CRO概念股产生了影响,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股价大涨,CRO板块整体上扬。
NDAA是美国国会每年通过的一项法案,用于授权国防预算和军事人员的规模,以及确定国防政策和优先事项。生物医药是中美科技竞争的重要内容。自贸易战以来,美国的生物安全法案就成了悬在我国药企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2018年,美国商务部将44家中国实体加入出口管制名单,其中包括一些生物医药企业。
2019年,美国商务部将更多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加入实体清单,限制其获取美国技术。
2020年,美国商务部进一步扩大实体清单,包括更多的中国生物医药企业。
2021年,美国商务部将2家中国药品企业加入实体清单,基于理由是控制美国毒品泛滥。
2023年,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新增42个实体进入“实体清单”,其中包括1家中国药企。
2024年,1月26日,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R-WI)和高级成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D-IL)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终止药明康德、药明生物、华大基因、华大智造及其子公司与美国公司的合作。
2024年,9月9日,美国众议院以306票赞成、81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生物安全法案》(The Biosecure Act),该法案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美国联邦机构与外国生物技术公司的商业合作,并特别提到了五家中国公司。
美国之所以对华实施生物安全方案,一方面与中美医药行业的竞争格局密切相关。
随着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快速发展和技术进步,美国对中国生物技术和医药产业的关注日益增强。生物医药被视为国家战略竞争的重要领域,美国担心中国在生物医药创新方面的进步可能会影响其国家安全,尤其是在涉及生物武器和公共卫生安全的情况下。因此,实施生物安全法案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防止潜在的生物威胁。
美国在生物医药领域长期占据领先地位,尤其是在基础研究和新药研发方面。随着中国在生物医药创新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美国感受到压力,担心失去在全球医药市场的竞争优势。生物安全法案的实施可以帮助美国维护其技术优势,限制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的流失。
通过实施生物安全法案,美国希望能够保护本国的生物医药产业,促进国内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法案可能会限制外国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进入,从而为美国本土企业创造更有利的竞争环境。
另一方面,中美战略竞争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变量之一,而科技创新是这场博弈中的主战场。
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中美关系从合作与竞争进入到以战略竞争为主的对立阶段。而生物医药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创新最为活跃、发展最为迅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事关人类生命健康。既是美国“科技遏华”的重中之重,也是事关“卡脖子”技术问题,更是中国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核心领域。
美国对华医药行业的制裁,既是出于对供应链安全的考虑,也是中美战略竞争格局下的一个反映。
原料药和药品成分供应。中国在全球原料药和活性药物成分(API)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约45%的美国制药所需关键原材料来自中国。这种依赖关系使得美国在考虑供应链安全时,对中国的医药行业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
生物医药技术与设备依赖。中国在生物制药行业的研发设备和技术上对美国有一定程度的依赖,尤其是在高端医疗器械和生物制药技术领域。美国在这些领域的技术和设备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对中国的出口控制可能会影响中国医药行业的发展。
新药研发合作。中国制药企业与美国药企在新药研发和临床试验方面有广泛的合作,通过合作获取先进的研发技术和市场渠道。这种合作模式使得美国对中国医药行业的依赖和影响力增加。
产业链相互依存。中国已成为全球药品生产的重要环节,美国则依赖中国的中间体和低成本制造能力。这种相互依存的产业链关系使得美国在考虑供应链多元化时,可能会对中国医药行业施加压力。例如,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这两家公司参与了美国药品研发的约1/4,生产诸多对美国市场至关重要的关键成分。这表明中国企业在全球药品供应链中的重要性,同时也暴露了美国对中国原料药和中间体的依赖。
2025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NDAA)最终版本并未包含生物安全法案,这意味着原法案中提出的对生物制药公司与中国公司合作的限制性条款并未被采纳。
这一结果对市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的股价大涨,以及CRO(合同研究组织)板块的集体飙升。这显示出市场对于生物安全法案未被纳入NDAA的积极反应,反映出投资者对于中美生物制药合作前景的乐观态度。
生物安全法案的删除减少了行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强了市场信心。此前,该法案可能对生物制药公司,尤其是那些与中国有合作关系的公司,造成不利影响。法案的删除消除了这一不确定性,为行业提供了更稳定的运营环境。因为生物安全法案的删除可能为生物制药公司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会,尤其是在中美合作方面。随着限制性条款的移除,生物制药公司可以探索更多的合作可能性,从而推动行业创新和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本次NDAA未包含生物安全法案,但由于利益之争一直存在,《生物安全法案》仍有可能作为未来年度国防开支法案的附加条款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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