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为什么游牧人不去打欧洲，非要和我们过不去呢？

虎威将军

几千年来，为什么游牧人不去打欧洲，非要和我们过不去呢？
原文地址：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14123478

大力水手

躺平是不可能躺平的，那么“卷”和“润”只能选一个了。



我刚学会上网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
古代游牧民族远程迁徙的大趋势是从东方前往西方，这是因为中国的中原王朝实力强大，被打败的部族只能跑到欧亚大陆中西部，欺负更弱小的印度、伊朗和欧洲国家。
这个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只说出了不到一半的事实。
正确的地方在于，东亚地区游牧民和定居者之间的冲突烈度的确比中亚和东欧更高，东亚草原一直是大多数顶级游牧帝国的中心。在过去两千年当中，游牧民从东向西迁徙也确实是整个欧亚草原的大趋势。
但是这个说法忽略的事实却更多。首先，从东向西迁徙的原因不能简单地用“打跑”概括，向西方大大小小的迁徙持续了上千年，绝大多数都是在相对和平的背景下慢慢发生的，并不是汉灭匈奴、唐灭突厥这样几次大规模战争引发的突变。
其次，传播这个说法的人注意到了欧亚大陆不同地区农耕文明的差异，却把游牧民想象成了一个均质的整体。
事实上，横贯大陆的欧亚草原是一个内部差异极大的世界，特别是以阿尔泰山为界分出的东部欧亚草原和西部欧亚草原在地理和人文方面都有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才是解释游牧民为何向西迁徙，以及为什么东亚地区冲突更激烈的关键。
其实，古代东部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一直承受着比西部草原更大的生存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来自恶劣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来自中原地区的资源竞争。
在这种条件下，摆在东亚游牧民面前的有两个选项，一是向环境更宽松的西部欧亚草原迁徙，二是参与高强度的资源竞争，从中原获取资源。
用今天的网络流行语来说，这俩选项一个叫作“润”，另一个可以叫“卷”。东亚的游牧人或“卷”或“润”，同时造成了东亚地区农牧冲突烈度大，以及上千年间大量游牧民向西迁徙这两个结果。
那么，东亚游牧民为什么非要“卷”或者“润”，不能选择“躺平”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欧亚大草原的真实面貌。



西部欧亚草原和东部欧亚草原

失衡的天平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敕勒歌》里的这句诗或许能代表大多数现代人对草原的想象。但是，诗歌里肥美的敕勒川却代表不了大多数草原。
草原，特别是东亚的草原，是一个残暴的世界。
欧亚大草原东起呼伦贝尔大草原，西至匈牙利大平原，大兴安岭和喀尔巴阡山脉是它的前庭后院，贝加尔湖和里海是它的左邻右舍。这个广阔的空间中布满草场和沙漠，但大草原不是一个均质的世界，和耕地一样，草原也有肥瘠穷富之分。
不过，和农田不一样的是，决定草原肥瘦的主要因素不是土壤，而是降水量。草原是干旱-半干旱气候的产物，气温和降水直接决定了植被的数量和质量。
有些地方得天独厚。例如《敕勒歌》里的敕勒川，今天叫作土默川，位于黄河中游的河套地区，在古代就是定居者和游牧民的反复争夺之地。再比如蒙古国杭爱山附近的大草场，由于水草丰美成为了匈奴、突厥、蒙古等历代帝国的王庭所在。



现代的土默川，既是优质牧场也是极佳耕地。

但是，绝大多数草原都没有这么优渥的气候条件。这些地方要么降水少，要么降水不稳定，要么气温太高留不下几滴水，长不出几根草。通过蓄养四处行走的牲畜，人类才能把这些稀薄的植被转化为可以消费的能量。
三千年间，人们依靠这种模式顽强地生存着，名曰游牧。
除了草场和草场之间有差异，地区和地区之间也有差异。在欧亚大草原上，规模最庞大的差异地区就是西部欧亚草原和东部欧亚草原。
西部草原和东部草原的分界线是阿尔泰山和帕米尔高原的连线。如果把整个草原比作一个天平，那么阿尔泰山就是这个天平的中点，东方和西方的草原分别是天平的两个托盘。假如这台天平测量的是左右两端草场的宜居程度，那么我们将会直观地看到，这台天平失衡了，西部草原的重量压过了东部草原。
这是为什么呢？原因还是在于气候二字。
西方的草原一直延伸到地中海边，不像东方的草原被山脉隔绝在海岸的远方。西风从大西洋带来温暖潮湿的水蒸气，一路吹向东方。西部欧亚草原受惠于海风，得到了更加充沛、稳定的降水。
然而越往东，草原得到的恩惠就越少，降水变得稀薄，气温也随着西伯利亚寒流的加入降了下来。寒冷减缓了蒸发，一定程度上平衡了降水量的短板，让东部欧亚草原成为一个严酷但是并非不可居住的地方。



1998-2008年间欧亚草原的降水量和温度统计

牛津大学考古学教授巴里·坎利夫爵士创造了 “草原梯度”（Steppe Gradient）一词，用来描述大草原从西向东越来越寒冷贫瘠的现象。
西部草原和东部草原的禀赋差异，直观反映在地区承载的牲畜量上。
由于不同牲畜的资源消耗量不同，农业领域有个概念叫做“畜牧单位”（Livestock Unit），例如一头牛、马、骆驼一般代表一个畜牧单位，与此同时五只羊才能等于一个畜牧单位，人们可以用畜牧单位来计算草场的承载力。
但是，古代游牧政权缺乏可信的历史文献，畜牧业现代化之后的情况又说明不了古代。幸好，20世纪初俄国人的统计结果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可以用于比较畜牧业现代化之前东西欧亚草原承载力的宝贵资料。
按照俄国人的统计，1918年的蒙古国大约有115万匹马、108万头牛、23万头骆驼和719万只羊，合计约为390万个畜牧单位。
而在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时的俄属中亚，除俄罗斯族以外的中亚人蓄养着226万头马和骆驼、15万头驴、211万头牛、1432万只羊，合计约为738万个畜牧单位。
也就是说，现代化之前的中亚比外蒙古多出了300多万个畜牧单位。
如果非要加上内蒙古的数据，或许可以取1949年的491万个畜牧单位，这样整个蒙古加起来比1917年的中亚地区能多出150万个畜牧单位。
但是，西部欧亚草原至少还应包括庞大富饶的南俄罗斯草原，这里的数据我们不得而知，而且南俄罗斯的很多地方很早就变成了耕地，不再用作牧场。如果把这部分作为牧场加进去的话，西部欧亚草原的承载力恐怕是远高于内外蒙古之和的。
生态学家的估测数据可以提供一个佐证。按照一项研究的估计，1900年西部欧亚草原牲畜的碳排放量比东部草原高出一个等级。
注意，在这张图里，浅蓝色（暖色）比深蓝色的级别更高。


此外，东西欧亚草原的差异不仅仅在于资源禀赋，还有灾害强度。
就像农民恐惧水灾、旱灾、蝗灾一样，古代牧民也经常遭受各种灾害的打击。而且游牧经济比农耕经济抗风险能力更差，人畜在灾害面前也更脆弱。
在所有灾害当中，游牧民最害怕的是“白灾”，也就是大雪灾。白灾会导致大批牲畜冻毙、病死、失散、吃不到草，人也会因为寒冷和食物不足遭殃。在古代，一场白灾导致人畜减半都是常事，甚至可以达到十不存一的地步。
在寒冷的东部草原，白灾数量更多，后果也更严峻。今年年初，蒙古国爆发白灾，联合国为此募集了350万美元捐款。畜牧业实现现代化的今天尚且如此，在没有“联合国”只有人吃人的古代，白灾有多可怕可想而知。
托生到古代的东部欧亚草原，就没有容易二字可言，躺平更是无从谈起。摆在游牧民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是与南方那个富饶但是过分强大的帝国搏杀，二是朝着日落的方向前进，去寻觅一个没有那么残酷的新家园。



匈人，欧洲史上最知名的“西迁”案例。

游牧者的西游记

欧亚草原的历史纷繁复杂，政权与部族层出不穷，但是极度简约来说的话，草原的历史上只有两个“朝代”，一个是印欧语王朝，另一个是突厥-蒙古语王朝。
公元前一千纪之前，人类驯化的马匹基本上只能拉车，受限于人的活动能力，当时欧亚草原只有畜牧社会或者说半定居社会。
公元前1000-前700年间，人类培育出了可以乘骑的马匹，搭配马鞍、铁器，长距离大规模放牧终于成为可能，“游牧社会”在此正式诞生。
在游牧时代的第一个一千年当中，说印欧语的游牧民族是欧亚大草原的主要居民，从巴尔干半岛到鄂尔多斯都有他们活动过的痕迹。他们语言上的远亲希腊人叫他们斯基泰人，近亲伊朗人叫他们塞种人。
在这里，我得强调一个常识，那就是种族和语言没有绑定关系，语言的扩散并不一定是族群繁衍的结果。
就像今天的美洲有几千万非洲裔居民说欧洲语言一样，古代欧亚草原说印欧语的居民也不一定是所谓的“白种人”“雅利安人”。考古证据表明当时的很多游牧民都是混血儿，其实，欧亚草原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在“印欧语王朝”统治着亚洲腹地的同时，欧亚草原东端生活着许多说突厥-蒙古语的居民，一些语言学家称之为“阿尔泰语系”。
这些突厥-蒙古语居民被中国的中原居民称为“胡”“狄”“玁狁”“荤粥”等等。春秋战国时代，他们经常和中原国家交战，在这个过程中，中原确立了“华夏意识”。随着资源竞争加剧，华夏诸国占领了农牧混合地带，并且修建了长城。
对于游牧民来说，生活在东部欧亚草原本来就是困难模式了，还遇上华夏国家这么强大的对手，真可谓雪上加霜。



颜那亚文化技术的传播。在游牧时代之前，草原上由西向东缓慢迁徙并不少见，在此之后，从东向西成了定例。

最初，游牧民可以在今天的山西北部、河北中部一带活动，可是随着燕、赵、秦等国的扩张，这些地方都被定居者占领了。华夏国家还向北推进到了定居农业的气候极限，在今天的内蒙古、辽宁中部建立了资源封锁线，也就是长城。
美国游牧史专家狄宇宙据此认为，长城是一种进攻性武器，它把游牧民族的资源空间压缩到了极限。
为了生存下去，东部欧亚草原的居民被迫加入了东亚的内卷游戏。中原的秦汉帝国建立后，游牧民族也因应地组建了草原历史上第一个游牧帝国——匈奴。
无论是贸易还是掠夺，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和强大的中原国家博弈、对抗。所以，草原上的第一个游牧帝国没有诞生在相对富饶的西部，也不说印欧语，反而出现在环境比较恶劣的东部草原，由突厥-蒙古语民族主导。
至于西部那些以凶悍著称的游牧民族，无论是马萨革泰人还是萨尔马提亚人，他们的政体在规模和组织度上都远远比不上匈奴。
公元1-2世纪，同汉朝的对抗以匈奴的失败告终，但政权的失败不等于牧民的失败。内附的南匈奴人得到了在长城内外放牧的资格，事实上达成了“卷”的目标。
战败的北匈奴人被迫西迁，从此消失在了历史记录当中，他们为东亚游牧人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润”。
前面说过，游牧历史上第一个一千年是印欧语民族的时代。在此之后，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10世纪的第二个一千年，就是突厥-蒙古语逐渐取代印欧语的时代。



“突厥化”是19世纪欧洲学者的学术创造，和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观点密不可分，在这个过程中，匈牙利学者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

公元999年，中亚说突厥语的喀喇汗王朝消灭了说伊朗语的萨曼王朝，这个历史事件标志着欧亚草原“改朝换代”的完成。
在新千年开始之际，从最西边的可萨人、佩琴涅格人，到中间的乌古斯人、保加尔人，再到最东边的回鹘人、契丹人，欧亚草原上已经到处都是说突厥-蒙古语的部落了。
历史学家把突厥语取代印欧语成为西部欧亚草原主要语言的过程称为“突厥化”，其实欧洲人创造的“突厥语”概念和历史上的突厥帝国并没有直接关系，这件事比较复杂，我在之前的文章里也仔细讲过，就不再赘述了。
总之，“突厥化”早在突厥帝国建立之前就开始了。从北匈奴开始，几百年间很多批说突厥-蒙古语的东部草原居民踏上了西迁的道路，经过一系列征服活动与和平交流，西部欧亚草原的语言生态发生了变化，逐渐从印欧语的世界变成了突厥语的天下。
在“润”学大行其道的同时，“卷”依然是东亚游牧民族可行的选择。公元4世纪西晋王朝崩溃之后，北方民族纷纷加入到中原的大乱斗当中。
经历了“五胡十六国”的乱世，鲜卑拓跋部脱颖而出，在中国北方建立了第一个统一而且稳固的北族王朝——北魏帝国。
但是，上岸的“卷王”可不会同情那些还在海里挣扎的穷兄弟。北魏自诩为华夏正统，沿着长城构筑起防线，继续防守打压柔然等草原民族。从北朝直到隋、唐、辽、金，无论中原的当权者是谁，东亚的内卷游戏从来都没结束过。
当然，欧亚草原中西部的上岸的“润人”也不愿意给后来的游牧兄弟留情面。
公元11世纪，匈牙利人皈依了天主教，从此以“基督之盾”的身份扎根东欧，让西欧再也没经历过游牧民族的侵袭。
同一时期，塞尔柱突厥人荣入巴格达，横扫东罗马，挟哈里发以令诸侯。但塞尔柱人也在伊朗的呼罗珊筑起防线，不让后来的游牧民进入。
至于印度西北部的拉其普特人，更是狂热的印度教皈依者，出身游牧民族的他们在过去一千年当中一直是抗击游牧民族入侵印度的中坚力量。
不过，欧亚大陆西半边终究没有长城，资源终究还是宽裕一些，西亚和南亚的那些山区终究是拦不住人的。特别是12世纪塞尔柱王朝崩溃之后，整个伊朗彻底失去了阻拦游牧民族迁徙的能力。在一千多年当中，“向西部去！”始终是最吸引东部游牧民的口号之一。



多山的地形使得伊朗成为游牧民的家园和迁徙通道之一。

游牧时代的落幕

公元18世纪中叶，伏尔加河畔，土尔扈特部首领沃巴锡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准噶尔部被清朝消灭了。
一个世纪之前，为了不和卫拉特蒙古的其它兄弟部族争夺资源，为了逃离“内卷”，土尔扈特部一路向西迁徙，在欧洲找到了新的家园。
然而，随着沙皇俄国的崛起，土尔扈特部在欧洲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听说准噶尔部败亡的消息，沃巴锡产生了“反向润”的构想，并且付诸了实施。
在东归路上，土尔扈特部遭遇了白灾，还被哥萨克人和哈萨克人围追堵截，回到东部草原时已经精疲力竭、损失惨重。他们又发现清朝已经在边疆建立起了牢固的统治，于是，土尔扈特部选择向乾隆皇帝俯首称臣，接受安置。
事实上，土尔扈特部的选择堪称明智，因为在清朝治下，东部草原的生存竞争已经不再像当初那样凶险。



土尔扈特部虽然被打散，但是也被清朝安置在了优质的草原地区，幸存的牧民由此大大受益于东归行动。

曾几何时，成吉思汗提出过把整个中国北方变成草场的疯狂设想，希望以此彻底治愈游牧民族上千年的资源焦虑。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和朱棣父子又接连向北开战，大修城池，把欧亚东部草原的竞争推向高潮。
但是，随着明朝中期弃地缩边，河套、塞北、辽北的大片土地被游牧民掌握，以及隆庆和议的成功，蒙古人的资源反而没有那么紧张了。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也在蒙古建立起了新的秩序。清朝依靠盟旗制、藏传佛教和皇室联姻这三根支柱统治蒙古，加上威慑、恩惠、赈灾、控制人口等一系列堪称毒辣的政策，让草原地区保持了空前的和平稳定。
普通牧民的生活依然无比艰苦，但是“非卷即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东部欧亚草原即将同整个东亚一起，迎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
在公元15世纪之后的西部欧亚草原，长途迁徙依然是游牧民的生活常态。
伊朗和阿富汗的山区充斥着迁徙的游牧部落，18-19世纪的三个伊朗王朝都是由游牧民族建立的，阿富汗沙阿和莫卧儿皇帝们也乐于接纳游牧人，让他们充当征服印度的炮灰。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出身中亚，但是鄙视游牧部落，他们总是把西迁来的游牧人成群流放到塞浦路斯。但是无论如何，在诺盖、喀山、克里米亚等汗国被俄罗斯吞并之后，奥斯曼帝国还是接收了大批难民。
游牧民族的大迁徙时代，在20世纪终告落幕。以中苏为代表的现代民族国家完成了对国界的确认，以土耳其共和国和伊朗巴列维王朝为代表的现代政府赋予了游牧民公民身份。畜牧业开始按照现代化的方式生产，许多牧民的孩子成了市民，农牧冲突和大迁徙对普通人来说已经成为悠远的历史。



现代土耳其的游牧者。在畜牧业走向现代化的今天，放牧依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如果有人问我，游牧民族对世界文明作过什么贡献，我会这样回答：
朋友，你知道牦牛是怎么生活的吗？
在光秃秃的山上，牦牛用舌头舔下石头上的苔藓，它们就依靠如此稀薄的能量顽强地活下去。
我们人类当中的一部分，也像牦牛一样生活。他们发明出了利用稀薄能量的方法，在最边缘最贫瘠的地方留下了人的足迹。
朋友，我们都接受过唯物主义的教育，知道物质是第一性的。看看草原上凶险的环境、有限的人口、少得可怜的物质剩余，我们凭什么要求游牧民族打造金碧辉煌的殿堂，发现复杂的公式定理呢？
游牧人的最大贡献，就是勇敢地生活下去，像雄鹰一样生活，像蝼蚁一样生活，像你我一样生活。
朋友，我知道农耕者和游牧者的冲突如此古老，老过了所有宗教圣战和意识形态冷战。但我恳请你，少一些世界性的想象，多看看具体的人。
历史上的游牧人和你我一样，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和环境，他们在生存压力面前，想要自由和平凡而不得。斗争还是隐退，由不得自己选择。
那皇帝的金宫，可汗的白毡，石头做的卧在边疆的龙，拉满的弓，洒掉的奶，枯草上风干了的血染的红。
这是游牧人的世界，这是每个人的世界。
部分参考文献：
《丹尼斯·赛诺内亚研究文选》丹尼斯·赛诺
《中亚通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游牧者的抉择》王明珂
Barry Cunliffe演讲Scythians：Nomad Warriors of the Steppe
《1949-1952年内蒙古自治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乡村研究数据库
Study of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depopulation in Turkestan, 1917–1920. Marco Buttino

继续前进

这个认知显然是有问题的，欧洲人也一直在面临游牧民的威胁。
这里我以罗马举例，先不提大迁徙时代匈人王阿提拉的威名，早在“大迁徙时代”之前，罗马人就已经在面临萨尔玛提亚这一强大游牧势力的威胁，只不过处于黄金时期的罗马帝国成功遏制住了这轮迁徙潮。



哈德良时期的民族分布

萨尔玛提亚人是一群操东伊朗语的游牧民，他们于公元前200年左右开始取代了斯基泰人成为南俄草原上的新霸主。到公元前1世纪，萨尔马提亚人占领了顿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草原，他们中的一部分越过第聂伯河继续向西迁徙。
原本当地存在着强大的达契亚王国，或许可以作为遏制游牧民的防洪提。但随着布雷比斯塔于公元前44年去世，强大的达契亚王国崩溃，陷入漫长的衰落期，而罗马人的进攻（公元前28年）让局势雪上加霜。因此萨尔玛提亚人很轻易的就进入潘诺尼亚草原，并很快与奥古斯都治下的罗马帝国发生了军事冲突。
根据狄奥提供的资料，萨尔马提亚人于公元前16年越过多瑙河劫掠色雷斯，但随后被罗马击败并赶回多瑙河对岸“达尔马提亚和西班牙的起义在短时间内被平息。马其顿遭到登特莱提和斯科尔迪斯的蹂躏。在色雷斯，马库斯.洛利乌斯在协助科蒂斯之子的叔叔和监护人罗梅塔尔塞斯时，曾征服了贝西人。后来，卢修斯.加卢斯出于同样的原因征服了萨尔玛提亚人，并将他们赶回伊斯特河对岸。”到公元6年爆发的潘诺尼亚起义中又出现了萨尔马特亚人的身影，他们的劫掠迫使凯奇纳回援默西亚“塞维鲁因为达契亚人和萨尔马提亚人肆虐默西亚，而提比略和梅萨利努斯在锡萨克逗留，所以撤回到默西亚”。
而弗洛鲁斯则在其著作《罗马史缩影》中提及奥古斯都为阻止达契亚和萨尔玛提亚越过多瑙河劫掠，命令伦图鲁斯对他们发动进攻“达契亚人紧靠在山脉附近，每当多瑙河结冰并形成桥梁时，他们就在国王科蒂索的指挥下，下山袭击并掠夺邻近地区。尽管他们很难接近，但凯撒决定驱逐这个民族。因此，他派遣伦图鲁斯把他们赶出了河的远岸，并在近岸驻扎了守军。这次，达契亚没有被征服，但其居民被迁走，留待将来征服。萨尔马提亚人骑马在广阔的平原上游荡。他们也被认为不应接近多瑙河，伦图卢斯也被委托负责这个任务。他们的领土完全由雪、冰和森林组成。他们如此野蛮，以至于甚至不明白和平是什么。塔西佗也证实了此事“曾担任过执政官和战胜过盖塔伊人”。
苏埃托尼乌斯提及在提比略怠政时达契亚和萨尔玛提亚人再次袭击了默西亚行省“一连几年他没向西班牙和叙利亚派出执政官衔的元首代表，让帕提亚人占领着亚美尼亚，达西亚人和萨尔马提亚人占领着美西亚，任日耳曼人践踏着高卢。这是帝国的一大耻辱，也是帝国不小的祸患。”但此时萨尔玛提亚人的攻势已经逐渐减缓，直到尼禄时代，萨尔玛提亚人又突然活跃起来，并且其攻势之强远超前代。
当时萨尔马提亚人不断西进，迫使超过10万民多瑙河难民向罗马迁徙，如果处理不好就是阿德里安堡。但当时的默西亚总督普劳提乌斯·艾利亚努斯（61—66年）将难民安置在默西亚行省中，这群难民不仅给罗马纳税，可能还带动了当地的农业发展，因为默西亚第一次出现了小麦供给罗马的情况。在大量军队被抽调远征亚美尼亚的情况下，普劳提乌斯·艾利亚努斯成功将萨尔马提亚日益增长的威胁扼杀于萌芽中。他将迄今为止不为人知或敌视罗马人的国王带到河岸边，让他们向罗马的旗帜致敬。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和扩大了行省的安全。他在克里米亚一线也频繁活动，他成功击退了斯基泰诸王对位于第聂伯河对岸的刻索尼苏斯城的封锁，他还是第一位从默西亚获得大量小麦供应罗马的总督。
这一时期的萨尔玛提亚西进的主力是伊阿居格和罗克索拉尼部，他们很大可能是收到阿兰人西进的压力被进一步推向蒂萨河流域。据塔西佗记载“这种情况促使撒尔玛提亚的一个民族罗克索拉尼人——他们在前一年的冬天曾屠杀过两个中队——抱着很大的希望来进攻美西亚。他们有骑兵九千人。他们生性倔强，屡获胜利，这使得他们心里想的只是战利品而不是战斗本身。”“罗马人方面早已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但撒尔玛提亚人却是分散的，他们由于贪图战利品，被沉重的负担压得疲惫不堪；再加上路滑难行，他们不能发挥骑兵的快速特色，结果就像是身带镣铐的人那样地被砍倒在地上。说来奇怪，撒尔玛提亚人的全部勇气好像并不在他们自己身上。如果徒步作战的话，哪一个民族也不像他们那样怯懦；可是他们骑在马上向敌人进攻，任何防线都难以挡住他们。但是，这天下着雨，雪也正在溶化：他们不能使用长枪或长刀（那要用双手才能抡起），因为他们的坐骑倒下了，而他们的锁子甲又重得使他们无法灵便地活动。”



萨尔玛提亚人最出名的就是他们的重装枪骑兵



根据出土古画复原的萨尔玛提亚枪骑兵战斗图像

在四帝之年中，罗克索拉尼居然派出了9000名重骑兵入侵罗马（需知除去重骑兵外，罗克索拉尼部落必然还有大量的轻骑兵）。这一数据并非完全不可能，据狄奥记载，萨尔玛提亚人被奥勒留击败后像罗马提供了8000名重骑兵，其中5500名被派往不列颠服役。




同时期受灾的也不单单是罗马人，帕提亚则直接遭到阿兰人的袭击，以至于在维斯帕西安时期，帕提亚主动寻求与罗马人合作共同抵御游牧民“当帕提亚人卷入与邻国的战争并向他求助时，他却不去帮助他们，宣称他不应该干涉别人的事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尼禄政府开始向高加索和黑海地区集结兵力。现在学者认为，尼禄对高加索的行动很可能就是为了对抗阿兰人。如果这一推测属实，尼禄政府似乎想直接摧毁迁徙潮的策源地。尼禄新组建的第一意大利军团疑似是马其顿方阵“为此由意大利出生的身高6罗尺的新兵组编了一个新军团，他称这个军团为“亚历山大大帝的方阵”，也被学者解释为了增强罗马军队的反骑能力，更好的抵抗游牧民，这似乎也和前面的推测对应上了。
最后还能开一个脑洞，罗马人和帕提亚人组件联军对抗阿兰人。首先双方都有对抗阿兰人的需求，帕提亚人在维斯帕西安时期向罗马求援，而尼禄对帕提亚人的态度一直都比较友善。如果尼禄的统治没有崩溃，罗马和帕提亚在对抗阿兰人一事上达成共识，我们或许可以看到罗马军团+马其顿方阵搭配帕提亚骑兵的豪华阵容。

队长是我

错误的，事实上游牧和谁都过不去。「上帝之鞭」阿提拉攻陷高卢与阿奎莱亚也不是欧洲？蒙古西征也不是欧洲？既然高赞已将游牧入侵欧洲史梳理得差不多了，那今天就来看点新论。
Jin Hyun Kim在博论《匈人、罗马与欧洲文明的创生》中论述了其相当异于成说的内亚视野：从311年晋都洛阳沦陷，到452年阿提拉挥师南下罗马，匈人部分或完全摧毁了欧亚大陆四个农业帝国。作者认为是西迁的匈人在旧罗马秩序崩溃后与新欧洲的诞生间，起到关键性的文化传递作用，将内亚社会的「封建制」（feudalism）带入早期中世纪欧洲，并对「现代文明」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而欧洲直到15世纪的海权时代，才日渐摆脱内亚游牧政权的霸权。


匈人大约于370年出现在多瑙河平原，在征服匈牙利后可以稳定地区统治、平定叛乱、大规模将东哥特人从乌克兰迁徙到潘诺尼亚、同时对罗马发动战争，显示匈人绝非如阿米阿努斯所论断，国家组织混乱。447年，阿提拉击败东罗将领阿内基斯库斯（Arnegisclus），《452年高卢编年史》写道：色雷斯的大部分城镇都已沦陷。东罗不得不与阿提拉达成协议，每年支付2100磅金币贡赋和6000磅金币战争赔款。当时东罗据估算岁入27万金币，该项条款理应不算非常严苛，但考虑到被阿提拉摧毁、亟须重建的帝国军队，普利斯库斯评论道，这仍是一笔沉重支出，以至于国库亏空，元老院的显贵当掉妻子的珠宝、卖掉家具以筹措款项，纳不起税的官员甚至自尽。而在100年后，查士丁尼仅仅用2000磅金币，就「买到」了与萨珊波斯的和平。
作者首先驳斥了阿米阿努斯的记叙中匈人的社会形态仍处「不识铁器、茹毛饮血」之传统形象。通过综合史料梳理和现代考古发现，推论印度史料中的Hara Huna，即突厥语中Kara之讹变，实为黑匈奴（即阿提拉所率匈人），与白匈奴（厭噠人）具有文化和种族的强亲缘性，二者皆由汉人典籍所载的匈奴西迁演变而来。313年驻扎在敦煌的粟特商人那耐·万达克信札所述「洛阳遭遇严重的饥荒，中国皇帝在与匈奴人（Hun）的战争中逃跑」，似也佐证了其观点。具体文献分析不在此赘述。不仅如此，匈奴-匈人-厭噠都有半封建性质的政治组织，很有意思的是作者把翕侯/叶护与波斯王朝的总督（satraps）作对比。上述游牧国政治结构也大致趋同，譬如都有一定副王共治传统、军政不分，可汗/单于的少数近亲或世袭贵族垄断高级官职、氏族向君主提供军事服务以换取封地、不稳定的王位继承、十进制的军事组织，都管理着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具有多语言多种族的特征，可以自给自足：定期向农民征税、向封臣索取贡金、掠夺战利品和边境互市。
社会习俗上，几个游牧帝国都有人为给颅骨塑性的习俗，并将其传入日耳曼、波西米亚、勃艮第部落。罗马史官普利斯库斯在448年出使阿提拉的宫廷，他撰写的《出使匈奴王庭记》详细描述了阿提拉的外貌、婚姻和宫廷。宫廷设有盛大的节庆与宴会，以展示君主威仪、笼络臣属，宴席上有人弹奏竖琴、吹笛、击鼓、舞蹈、有弄臣和游吟诗人，也有摔跤表演，这种宫廷礼仪与我们日后所熟知的中世纪欧洲较类似。当时，未来的西罗马末代皇帝罗穆路斯之父俄瑞斯忒斯（Orestes）正在阿提拉的宫廷担任其秘书。宫廷的出现也意味着这些政权不是纯粹的游牧，而是保持和吸收了一定的农耕文明，以维持其游牧-灌溉农业经济的平衡。希罗多德记载下的早期南俄草原的斯基泰人便已向希腊人出售谷物，匈奴人中也有定居的手工业者和农民，6世纪取代匈人的阿瓦尔人更进一步，他们种植谷物的多产之名远传罗马帝国，为罗马军队提供粮食，并在619年内迁了27万罗马人到多瑙河平原扩大农业耕种。


对比他们已经有完善的分封、等级、官职和尊卑观念的匈奴征服者，3-4世纪的日耳曼部落在政治制度上显得更为原始，阿勒曼尼的部落首领或军阀尚未产生集权观念，各部落彼此独立，仅在战时组成联盟。这些首领被称作cynings，即亲族之领袖。特尔文吉哥特人和法兰克人也是类似的情况。作者认为是匈人进入多瑙河后，教会了治下的哥特人和日耳曼人集权的概念，而匈人又是从潘诺尼亚和多瑙河的罗马人那里汲取了官僚化的经验，正如辽国的契丹贵族在征服汉地后「学唐比宋」。阿提拉将王太子Ellac封为共治者和副王，并挑选了一批贵族官僚（logades）进行分封，拨赐食邑，委托其征税与提供武士，这些贵族也按照内亚的尊卑观念划分了觐见的座次秩序。匈人社会这种半封建的游牧帝国（imperial steppe）政体对于当时非罗马的欧洲仍是非常先进，其治下多民族游牧民充分的动员能力也令匈人屡屡获胜。


451年的沙隆之战因罗马取胜，阿提拉的不败神话破灭，更是被史家誉为「香积寺之战罗马版」（划掉），「弗拉维斯·埃提乌斯与哥特人改变欧洲基督文明命运的一战」，但这是言过其实的。阿提拉放弃了大部分他在447年征服的巴尔干领土，只满足于在多瑙河南岸建立几个附庸领地，加强其对莱茵河以东的控制，收取贡金。书中探讨了约丹内斯（Jordanes）记述的沙隆之战诸多疑点与阿提拉的真实意图，提出阿提拉是因需要在冬季前返回匈牙利东部牧场，因而才从高卢撤军的可能性。
作者继而提出一个相当大胆的假说，沙隆之战其实是阿提拉的匈人联军一方惨胜：埃提乌斯的军队被歼灭、西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一世战死。此外，墨洛温王朝肇始人希尔德里克一世（克洛维一世之父）曾被法兰克人流放到匈人治下的图林根，在沙隆之战效力于阿提拉麾下，阿提拉返回多瑙河冬牧场后册封其为总督。成书于7世纪的《弗莱德加编年史》（Chronicle of Fredegar）作为墨洛温王朝正史，提及法兰克人与突厥人同源，恐怕正是受到5世纪内亚游牧影响。而在希尔德里克一世墓穴中的考古发现，譬如石榴石装饰品、黄金佩剑、殉葬的人骨与21具马骨，6-7世纪的墨洛温行列墓中，贵族男子的陪葬品也常有金剑（内亚常见的权力象征）。这类葬俗或许揭露其与匈人文化的密切联系。


除了葬俗，作者认为墨洛温的政治制度也一定程度上沿革了匈人的内亚游牧之俗，包括此前不存在于法兰克部落的王权神圣性（比如墨洛温王族蓄长发，以与民众区分）、以严格的贵族等级制度及符合身份的礼遇取代了松散的政治同盟首领（thiudans）、官僚化程度转弱，被高度军事化的贵族取缔、通过旗帜颜色区分政治势力、依据血缘亲疏远近，分封王族和少数世袭贵族为副王和总督、王国被视作家产，诸子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内亚不稳定的继承制（即傅礼初所谓bloody tanistry）、宣誓效忠的仪式、宫廷文化、贵族对骑射及打猎的喜爱、以藩属朝贡的形式取代罗马法下的征税，等等，这些都具有匈奴/匈人政治传统的影子。依作者之论，正是匈人通过军事征服，将内亚传统引入欧洲，法兰克人、哥特人等势力汲取并融合其所长，才以此基础诞生了我们如今熟知的早期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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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丹尼斯塞诺老先生有个非常有意思的解释：因为喀尔巴阡山。
他研究阿提拉的时候，注意到阿提拉的部队根本没有采用游牧的作战方式。因为游牧民族打仗——就以登峰造极的蒙古为例——要靠大量的马保持长途远征的续航，然后用铺天盖地的箭雨消耗敌方士气，最后运用骑兵的冲击力冲破对面阵型。这个总结可以算是目前所有研究都支持的通说。
但匈人完全不一样。
根据罗马人记下来的当时战况，罗马人哥特人和阿提拉在沙隆平原决战的时候，既没有见到蒙古式大量奔驰的马群，也没有见到游牧通常的箭雨，似乎他们的对手匈人大军主要是步兵。
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难道是罗马人的记载都记错了？还是匈人打仗确实和蒙古游牧不一样？
塞诺老先生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罗马人的记载没有错，匈人打仗就是这样的。对这个问题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阿提拉的地盘是匈牙利大平原，单靠匈牙利大平原无法完成蒙古式的成功，因为匈牙利养不了蒙古这么多马。养不了这么多马，自然不能跟蒙古一样冲来冲去，阿提拉就只好用一路招过来的各部族步兵打仗，这就完全没有游牧的轻快剽掠了。而喀尔巴阡山阻碍了匈人去南俄草原上放牧，所以匈人只能依靠匈牙利平原作为基地，相比动不动拉出几十万几百万马匹的漠北，“国力”太弱了。
这个逻辑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欧很少受到游牧部落的袭击，受到袭击后也能不费太大力气就将其击败——当然这不是轻视奥托大帝的战功，莱希菲尔德这种辉煌胜利放到任何国家都足以成为民族奠基之战，但匈牙利平原始终没有成为漠北那样的养怪基地，反而被基督教同化，不得不说和养马数量是有很大关系的。
马扎尔人皈依之后，来自草原的征服者要越过喀尔巴阡山攻击中欧，就更难了。因为蒙古人需要就地抢马来维持战争动力，抢不了马的地方就只能入乡随俗，使用当地的作战方式。如果抢不到马，没有续航，那么就算打了胜仗也没办法继续进攻。这种抢掠经济给被征服者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所到之处无不是赤地千里，中世纪相当给力的伊斯兰文明直接被打断了脊梁到现在都没能翻身。蒙金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蒙古女真两边比着挖黄河，黄淮区从水系到耕地彻底被打烂，人口十不存一，到现在也是中国东部最穷最苦的地区。
至于没有天险阻碍的东欧，则日常被鞑靼枷锁束缚。这一点其实对部分国内历史学者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因为按照左右双方的政治正确，都必然得出结论说：毛子这么落后一定是被人教坏了。而对毛子自己来说，当然认为罪魁祸首是蒙古人。
可是，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部分国内学者决不能承认是蒙古人造成了俄国的落后。所以就搞了各种奇妙解释，我见过最多的是归罪于拜占庭，说你俄罗斯不是第三罗马么，那么你的落后专制愚昧一定是东罗马教坏的！
每次看到这种理论我都不禁折服：居然能把民族团结和新教价值观结合在一起，一条舌头同时舔到太平洋两岸，真是天才……

卡卡

欧亚大草原是连在一起的。
在北纬35度到50度附近
从中国东北的松辽平原、蒙古高原，
经过西伯利亚、东欧大平原，
一直到多瑙河下游，
存在一条带状的草原之路，
游牧民族在这里面逐水草而居。


这条带状区域虽然在中间因为阿尔泰山阻隔 有轻微断裂 分成东西两部
但阿尔泰山并非天险
游牧部落通过迁徙或战争 南北两侧都可以轻松绕过

这条草原带上只要有一个大部落发生迁徙
就会碰撞到其他部落
在整个欧亚大草原引起连锁反应
就像一列火车车厢一样。
历史上 这列车要么往东开，要么往西开，
但只要车一开
南边就总有几个倒霉蛋要接盘。
一个个文明的核心区
就像是这条线路的车站，
比如中原、中亚、印度、中东、爱琴海沿岸、西欧，
都在这条带状草原的南边。
游牧民族可能会在中间任何一站下车，因为其他部落的挤压 向南入侵，
中间不下车的话 早晚也会坐到两头的终点站：
结果就是在中国东北 或者多瑙河下游
建立一个个的游牧汗国。
在大草原西边终点站 承受游牧列车压力的
是东罗马（拜占庭）和东法兰克（神罗），
如果你把欧洲限定在西欧 那亚欧草原的游牧大汗们的确打不进去
因为这两个罗马继承人 在替他们挡刀
草原大道已经终点站了 大汗也绕不过去，
负重前行了属于是。
他们只求西欧人不背后捅兄弟两刀就行。
直到东罗马被彻底打没 西欧才开始慌了，
奥斯曼只要打下维也纳就能侵入欧洲腹地，
一度也考虑过从海路打进意大利 夺取罗马城。

然而西欧也并非是什么天府之国 四塞之地，
相反，摩尔人可以通过北非打进西班牙，把东边的压力导入到西边，
南边有柏柏尔海盗，
北边有维京海盗，
虽然他们和东边大草原的可汗们不是一个画风，
东面不挨揍 南西北全挨揍
谁揍你不是你挨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