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所处的领域中，有哪些想象已经变成了现实？

大v

「我相信人类的勇气可以跨越时间，跨越当下，跨越未来。」
嫦娥奔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当「深海一号」挺进更遥远的深海，当「歼-20」的龙吟响彻大江南北，当华夏儿女在太空「筑梦天宫」，当一项项大国重器将山川之远化为举足之遥……想象变成了现实，传说成了真。
在你所处的领域中，有哪些想象已经变成了现实？有哪些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
央视新闻联合知乎「知媒观察」发起「新开局，并肩出发」主题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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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86886940

大力水手

汉语言文学专业
我们有个二级学科，叫古典文献学。
这个学科，最多的是跟古籍打交道。
北京语言大学的华学诚老师前段时间做过一个回顾：

我国现存古文献包括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主要指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敦煌文献等。根据《中国古籍总目》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统计，我国现存古籍有20万种，总字量约200亿字以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古籍整理方面完成了不少大型工程。1958年开始，全国上百位文史专家先后汇聚北京，历经20年时间，完成了4700多万字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出版工作。此后，近亿字的《中华大藏经》、超2亿字的《中华大藏经续编》、近2亿字的《道藏》、收入4万多片甲骨的《甲骨文合集》，以及《中国古籍总目》《续修四库全书》《古逸丛书三编》、“七全一海”等，无不是体量庞大、规模宏富的巨制，充分显示出新中国古籍整理和出版业的气概与实力。其中，《续修四库全书》是新中国编纂规模最大的一套古籍丛书，收书达5213种。
……
第二，提升古籍整理、出版力量的有效供给。如果按照每年完成学术性古籍整理图书出版800种计算，单是没有经过任何形式整理的16万种古籍（不包括出土文献）的整理，不谈重复整理，就需要200年。即使从16万种古籍图书中优选出三分之一优先整理出版，也需要70年左右，何况还有不断产生的出土文献。

这些数字看起来是不是很吓人
然而
比起已经散佚的古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这些都不过是冰山一角。
先秦两汉
西汉至成帝期间，全国图书33900卷，经过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有603家，载于《七略》《汉书艺文志》的有614种，现残存的仅有87种，近乎完整的只有42种。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称：“凡《汉志》所著录的书名，遗存至今，包括残缺疑伪在内，不过90余家。”
两汉400余年，所著书籍2000余种，《四库全书总目》所载两汉之书仅百种，其中还包括后人辑佚的若干。
三国魏晋南北朝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辑考：“并四部及释道，记之约共1122部，4562卷，又1779篇。”《四库总目》著存仅24部，亡者百分之九十八。
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辑考：“凡2438种，14887卷”，《四库总目》著存仅33部。
南北朝公私著述颇增，据杨家骆考定，凡7094部，约50855卷，《四库总目》著存仅81部。
隋唐
据曹书杰《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统计，隋朝有书903580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唐文学者自为之书”有28469卷，杨家骆《重撰唐代艺文志》著录唐人经史子集和宗教典籍10036部，173324卷，去掉《旧唐书经籍志》列数的宗教典籍60000余卷，尚有四部书11万卷，约6500种。而《四库总目》收录仅存307部。
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推广，图书文献增长太快，亡轶情况无法统计。
据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归纳，造成书籍亡轶的主要认为因素有以下几种：
1、秦始皇焚书。始皇三十四年“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制曰：“可。”(《史记·秦始皇本纪》）
2、西汉末年战乱。《后汉书·儒林传》:“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隋书·牛弘传·请开献书之路表》:“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又《隋书·经籍志》谓《七略》所载“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
3、东汉末年战乱。《后汉书·儒林传》：“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4、西晋末年惠怀之乱。梁阮孝绪《七录序》:“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隋志》:“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隋书·经籍志序》:“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5、侯景之乱与梁元帝焚书。南朝以梁代藏书最盛。《隋书·经籍志》:“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又引《三国典略》:“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隋朝牛弘把以上五次重大图书损失称为“五厄”
6、隋末唐初。西京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去重复有三万七千余卷，为唐朝继承。东都洛阳藏书所谓“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者，《隋书·经籍志》云:“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王世充），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7、安史之乱。《旧唐书·经籍志序》:“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
8、黄巢起义。《旧唐书·经籍志》:“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
9、靖康之难。《宋史·艺文志》:“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这些书被掠到北方后，传下来的极少，以宋版书而论，北宋刻本传世绝少，就是一个证据。
10、李自成起义。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十六《黄氏千顷斋藏书记》“……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遭焚如，销沉于闯贼之一炬，内阁之书尽矣。而内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烬之余，继以狼藉，举凡珠囊玉笈、丹书绿字，绨几之横陈、乙夜之进御者，用以汗牛马，制胳骑，蹈泥沙，藉粪土，求其化为飞尘，荡为烈焰而不可得。自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
11、乾隆禁毁。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序》：“据《禁书总目》《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诸书考之，在于销毁之列者，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据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清代禁书有3236种，数量接近《四库全书》。
12、嘉庆宫火。嘉庆二年乾清宫火，昭仁殿在其东侧，同时被焚，天禄琳琅四百余种宋元抄校善本荡然无存。
13、太平天国起义。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四库全书》均被焚，片纸不留。文澜阁被推倒，《四库全书》流入肆市，百姓用来包装物品，幸丁申、丁丙兄弟抢救，未遭全毁。经太平天国起义，东南各省新旧文献大都被毁，以至在太平军被镇压后，市面上几乎买不到书，社会上无书可读。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太平天国起义，南方战火连年，扬州文汇阁及镇江金山文宗阁《四库全书》全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亦不全，其他民间藏书损失尤巨，一般士子缺乏读本。”
14、英法联军纵火圆明园。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在抢劫之后，放火焚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及味腴书屋《四库全书荟要》等毁于一旦。京城其他图书损失尚无法计算。
15、庚子事变。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翰林院坐落在东交民巷，与使馆区相接，该地沦为战场，存放《永乐大典》的敬一亭被毁，该书绝大部分为兵火所焚，其余也散落瓦砾中，遍地皆是。帝国主义侵略军竟用《永乐大典》来代替砖块，构筑工事和铺路，甚至做成马槽，肆意糟蹋。一些稍微懂得此书价值的侵略者，又乘机抢劫。英国使馆与翰林院毗邻，可谓‘近水楼台’，劫走最多。使馆官员翟理斯在《使馆被围日记》中记道，当硝烟余烬尚未完全熄止的时候，他从翰林院的废墟中拾来一些《永乐大典》，其中卷一三三四五这一册，被作为战利品后来交给他父亲收藏。”
翰林院中除《永乐大典》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各种文献档案，那“排积成行”、“一望无尽”的图书，包括数以万计的《四库全书》底本和《四库全书》未收的“四库存目”书原本，这些乾隆时从全国征集来的图书，在《四库全书》修完后，并未发还原藏书家，而是存放在翰林院中。其中孤本无法计算，所以在近年辑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时，有一两千种书查无下落。
16、日本侵华战争。“一·二八事变”日本浪人闯入东方图书馆，放火将日军飞机轰炸时未毁之图籍全部烧毁，馆中珍本古籍及其他中外图书四十六万余册化为纸灰，随着炮火硝烟，飘满上海天空(参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
古人因为受困于书写、印刷条件，很多书籍全靠手抄，又没有副本，时间一长，就容易损毁，加之战乱，往往不复存焉。
这种情况哪怕到了近代也屡见不鲜。
比如姜亮夫去欧洲各大图书馆拍摄、抄录的敦煌文献，寄回国内时，因战争而全部遗失。
我读文献时最痛心的莫过于此。
我们有个词叫“盛世修书”，从古至今，修大部头都是标榜盛世的一个重要因素。
比如汉初废挟书令；
唐代修五经；
宋代官修四大类书；
朱棣编《永乐大典》；
乾隆编《四库全书》等等。
现如今，很多古籍都已经实现数据化，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数据库，
比如北大的CCL，北语的BCC，北师大的汉字全息资源应用系统、数字化《说文解字》，当年丁福保编《说文解字诂林》还是靠剪刀浆糊的复制粘贴，看到今天的手段估计要笑醒了。
前几天我的学弟给我发了一份他整理的网盘资源，其中文学方面相对来说涵盖的没那么充分，但全加起来也有399G，就从这个目录来看，放到过去那也是阔绰之家了。


另一方面，在文献检索上，各种数据库的建立，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北大的朱青生在《十九札》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中国古文献全文数据库完成后，一个普通的研究生的文献功底可以接近乾嘉学派高邮二王（王念孙、王引之）及段玉裁的水平以进入研究；而教授可以更集中精力去发现历史上从未发现的问题，解决有史以来不能解决的课题。”

当然了，他的这段话会有偏颇之处，但至少从侧面证明了，在现今数据库的辅助之下，我们的学术研究是绝对地往前推进的。



本人常用的各类数据库、网站

而上世纪的很多学者在收集资料的时候，还在使用抄卡片的手段。
网上很多人总是说老一辈学者不如现在的，殊不知，人家以前搞科研，靠的就是一本书一本书地啃过去，知道多少就是实打实地读过多少。人家翻遍书才能找到的东西，我们几秒钟就能检索到。
司马迁想不到，他“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的《史记》不过106MB；
许慎想不到他11万余字的《说文解字》不到两厘米厚；
“平生不写俗字”的江声也不用等写了大半的《说文》才知道段玉裁已出《说文注》；
王念孙为了写《广雅疏证》而亲自养动物、种植物，在今天不过一个视频就能搞定；
姜亮夫耗尽心血辑成而又遗失的敦煌文献，我们右键就能复制粘贴无数份；
著作等身在过去是至高的荣誉，放到今天却没那么难实现。
古籍的电子化、数据库的建立，既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嘉惠学林、泽被后学的功绩。
你听过的最惊艳的名字是什么？

清风寡欲

看了这个问题之下，这么多高精尖的回答，顿时有了自惭形秽的感觉。作为基层司法工作者，也来说一说普通法院人的感想吧。
       1987年9月至1989年7月，我在省人民警察学校读书时，有一门由军体教研室老师教授的课程：驾驶边三轮摩托车。 所以，那时候的梦想是这样的：身穿橄榄绿警服，驾驶一辆边三轮摩托车，威风凛凛，“突突突”行驶在街头巷尾，引来无数回头的目光。


      1989年7月从省警察学校毕业后，我先是到了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工作。整个县公安局近百号人，有两部吉普车，一部有牌有照，主要供局领导使用，另一部无牌无照，供各科所队下乡办案时共同使用。无牌照的那部吉普车，司机自己叫人做了一个铁牌子，用油漆喷上几个大字“公安警备车”挂在车，很是拉风。那年头交警大队还没有成立，也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敢过问。
      刑警大队有一部长江750边三轮，十多个干警共用这辆车下乡办案，能用上这辆边三轮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当自己真正开上这部边三轮摩托车下乡时，才知道当年警校的梦想有多么的惨。这种边三轮摩托车行驶在城市里的街头巷尾时感觉还行，要是下乡可就难受了。那时出了县城到处是泥巴路，骑上边三轮睛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冬天冻成狗，简真无任何乐趣可言。心想，要是能天天坐上既挡风又挡雨吉普车的下乡办案是多么的爽啊？！


      1989年底，由于某个机缘，我又到了县法院工作，我也是第一个毕业于省人民警察学校，而到了县法院工作的年青人（当年20岁）。县法院只有一辆吉普，全院二十多个干警共用这一部车下乡，院长在县里开会时是自己一个人骑自行车去。那时，案件一年的案件不过百把件，所以车子倒是够用的。我终于也坐上了吉普车下乡，自己的想象成为了现实。可是，吉普车因为没有空调，夏天还是热得人半死、冬天冷得人半死。
      一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县法院办案都是上图片中带蓬布的吉普车（加装警报器），只不过因为办案数量增加吉普车了几部罢了。对了，我结婚之时的坐驾就是县法院的吉普车呢！1996年，县法院终于新买了第一部带空调的汽车：大众桑塔纳警车。这部车是院长的专车，我偶然也蹭坐过几回，那感觉真是一个爽：冬暖夏凉、风雨不侵、隔音隔声，更神奇的是车窗居然可以自动升降！心想什么时候能拥有这样的一部车子该有多好！



       时光进入了二十世纪初，大众桑塔纳在南方政法机关基本上一统领导用车的天下。县法院已拥有了三部桑塔纳警车了，两部院领导专用，剩下的淘汰下来的一部旧桑塔纳普桑警车给了我所在的法警大队，我也成为县法院庭室中第一个拥有桑塔纳警车的中层干卸，其他的庭长们只有望车兴叹。当初在省人民警察学校读书之时，最美好的想象不过是自己拥有一辆边三轮摩托车。哪里只知，也不过十来年的光景过去，自己就坐上了做梦也想不到的桑塔纳警车呢？！
      2005年，自己成为了县法院领导。此时，上级法院加强了对基层法院的装备建设，省高级法院开始给各基层法院配备各式警车，车型以大众桑塔纳、捷达，北京现代警车为主，也不用基层法院自己掏钱，还不用跑财政部门办采购手续，直接以最高法院物资调拨单的方式，到当地市交警部门上牌照。于是，县法院各个大庭室基本上淘汰了吉普车，各个院领导都有了属于自己的专车。
      直到2016年公车改革后，院领导都取消了专用警车，都自己购买了私家车。从自己1989年参加工作，到2016年开始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私家车辆，这可是自己当初没有想到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了！基层法院的用车情况也是更上一个新的台阶，我所在法院正式干警加上临聘人员也就百把人，现在拥有了十七部警车之多：专用囚车、普通警车、警车商务车、一般公务车（不挂警车牌照）应有尽有，法院办案用车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下面这个视频是今年我院执行局出动全局警车，开展执行春雷行动的一个场景。所以，真的要感恩我们生活在日新月异的这个新时代啊！




https://www.zhihu.com/video/1615652168459026432

卡卡

作为一名人工心脏的植入者，我应该算是这个领域“想象变现实”的活案例了。
我的艺名叫“王十七”，因为“十七”是我的幸运数字，我患上扩张型心肌病后的第17年，我体内的这颗“国产第四代全磁悬浮人工心脏”让我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
扩张型心肌病的特征是左或右心室或双侧心室扩大，简单理解就是“心变大”了。医生告诉我，这病也叫“心脏的癌症”，只能通过心脏移植来治愈。
在等待心脏移植的漫长岁月里，我每天要吃十几种药物来维持生命。可惜，2019年的时候，我的病情还是急剧恶化了。喘不上气是生活的常态，窒息、晕倒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2019年9月2日，我被送进北京阜外医院的心衰重症监护病房，体内多个器官衰竭，情况危急。由于心脏移植不再可行，医生向我提出了最后的选择：植入人工心脏。
其实这个选项一开始我是拒绝的，我曾听说一位病友装了日本产的人工心脏，一根粗大的管子从他的腹部伸出来，旁边还需要一台机器不停运作。说实话，这个我感觉自己忍受不了，当时觉得还不如死了算了。
不过后来我得知，就在我住院前一周，医院刚刚成功实施了一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病人的康复状况良好，这给了我一定的信心。
另一点很触动我的是我妈的态度。我手术前，医生跟我妈说，病人身体情况很糟糕，手术风险大，想跟您沟通一下，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还照常进行吗？结果我妈说，不用沟通，直接做。我心说，诶，是不是也问问我？但是其实我知道，她那时候也是非常害怕，她那样的胆气，看起来是简单直接，其实也是咬牙一搏。因为她不想放过任何一点让我活下去的希望，看到我妈的干脆，让我觉得那我就更不能放弃了。
实话实说，这个手术在当时难度还是很大的，胡盛寿医生，也是我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特地从美国赶回来给我进行了手术。特别幸运，我的手术还挺成功的，我到现在都记得从病床醒来时那种重获新生、自由呼吸的感觉。
现在，手术已经过去3年多了，这台机器没有发生任何故障。每当回想起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我都还是要由衷地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和科技进步鼓掌。我真觉得我这颗心挺神奇的，非常便携，只有鸡蛋大小，重不到200克，腹部的创口也很小，而且可以根据我的身体状况随时调整循环情况，为我输送氧气和营养。
自从我换了人工心脏以后，我妈也成了中国科技的“迷妹”，没事就会关心关心火箭发射和空间站，也会坐在电视机前点评中国科技，还会录成小视频去发朋友圈，收获一大波点赞。她老说，“中国科技的强大，从我儿子身上就能看出来”。
看到权威媒体的报道，说当今中国约有1370万心衰患者，每年能匹配到心脏移植的患者仅有600多例，心脏供体非常稀缺。这也印证了发展人工心脏技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作为一名患者，我当然也希望这个心脏的“用户体验”能更好点，所以我时不时还会找一找它的问题，批评批评它。比如挤地铁的时候，电池线有时候容易被人挂住。还有每次换衣服的时候，装电池的兜子我都腾不出手来提它。再比如没法趴着睡觉、洗澡时需要给机器防水、不能过安检门、不能上飞机，还不能靠近电磁炉，不能吃火锅……
好消息是，根据研究人工心脏的科研人员透露，随着技术不断发展，这些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我就在想，可能之后人工心脏是不是就不用充电、可以直接靠太阳能了？是不是有线也能变无线了？以后技术起飞，我这心脏升级换代，泡个澡是不是也不算难题？
想想就很期待，希望以后科研人员能给换上更厉害的人工心脏。更希望随咱们国家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医生能够让我原本的心脏，恢复跳动！

队长是我

从不可能变成可能，有这样一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
一边是号称“中国最前列的高中”的成都七中，一边是中国贫困地区甚至“零一本”的 248 所高中，直播改变了这两条教育的平行线。
<hr/>这近乎是两条教育的平行线。

一条线是：成都七中去年30多人被伯克利等国外名校录取，70多人考进了清华北大，一本率超九成，号称“中国最前列的高中”。
另一条线是：中国贫困地区的248所高中，师生是周边大城市“挑剩的”，曾有学校考上一本的仅个位数。
直播改变了这两条线。200多所学校，全天候跟随成都七中平行班直播，一起上课、作业、考试。有的学校出了省状元，有的本科升学率涨了几倍、十几倍——即使网课在城市早已流行，还是令我惊讶。
过去两年，我采访过广西山区的“零一本”县；我也采访过北大的农村学生；我自己在山东一所县中度过三年，和同学们每天6点起床，23点休息，学到失眠、头疼、腹泻，“TOP5、TOP10”仍是遥不可及的梦。
我理所当然地怀疑，学校、家庭不同，在十几年间堆积起学生能力、见识、习惯的巨大差异，一根网线就能连接这一切？
开设直播班的东方闻道网校负责人王红接说，16年来，7.2万名学生——他们称之为“远端”，跟随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其中88人考上了清北，大多数成功考取了本科。
那种感觉就像，往井下打了光，丢下绳子，井里的人看到了天空，才会拼命向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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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他的说法，11月，我到了直播的两端——成都七中和近千公里外国家级贫困县的云南禄劝第一中学。
在车水马龙的成都武侯区，成都七中林荫校区安静伫立50多年了。它像一所小而美的大学，学生们在音乐课上选修钢琴、尤克里里；教学楼通透的玻璃幕墙里张贴的海报，是清华的竞赛、香港中文大学的入学资讯和一本独立音乐杂志的征稿启事。
炫目的高考成绩只在不太起眼的苗圃边用几行小字展示着。午休时，学生会去露台上的咖啡座，在鸟鸣声中看书，聊会儿天。
相比之下，仍在扩建的禄劝一中更有生机，或者说——闹哄哄的。学生们在课间跑着去室外的厕所；午晚饭时跑着去买面包，要么捧着冒热气的泡面；老师跑着在教学楼里上上下下，但要留心旁边初中刚被兼并的老教学楼。它的门太矮，会撞到头。
禄劝一中把去年直播班里考上清北的两个学生的名字，用加大加粗的黄色字体印在了校门口的巨大红色招牌上。
课堂里是另一副架势。成都七中的学生上课下课，总热衷讨论问题。他们被允许携带手机和平板电脑，用来接收教辅资料。当老师展示重要知识点，学生齐刷刷地用它们拍照。
但在禄劝一中，有的学生会突然站起来，走到教室后面听课。不用问，我也知道他们太困了——有的女生即使站着，也忍不住打哈欠。
也有人趴着睡觉。高一有很多盯着屏幕却不知所措的眼神。屏幕那端，热情洋溢的七中老师提出了问题，七中的学生七嘴八舌地回答。可这一端，只有鸦雀无声的寂静。
禄劝一中的校长刘正德很坦诚：禄劝的中考控制线是385分，比昆明市区最差的学校还低大约100分，“能去昆明的都去了。”
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告诉我：在这个90%是山区、距离昆明只有几十公里的小城，十几年前，“送昆明”成了攀比之风。
“恶性循环的开始。”我想。去年在广西，一个县考不上一个本科生，老师跟我哭诉“花钱都买不到生源”。
“我没想到我这么差。”和禄劝一中高一的女生王艺涵聊了两个小时，她把这话重复了6遍。她是镇里中考的第一名，还曾是数学课代表。但这次期中考试，考成都七中的试卷，除了语文，其他科都没及格。
她说现在的英语课，除了课前3分钟的英文歌，其他完全听不懂。她以为某篇课文还没讲，其实老师早讲完了。她花半小时做七中出的阅读题，查很多单词，密密麻麻地填在题目的缝隙里。然后对答案——全错了。
据说高一上学期，不单禄劝，大部分直播班的学生完全跟不上七中进度。七中连续三节英语课让山区的学生一头雾水——一节讲英文报纸，一节是外教授课，一节听TED演讲，都是全英文。
“觉得自己真没用啊。”王艺涵的同班同学刘承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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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周末随班主任家访时见到刘承燕的。从县城到她家，要走上一个多小时的蜿蜒山路。这还是距离县城较近的镇子——有些镇，要开4小时的车。
她家是那种农村常见但城里人不太容易想象的样子：阳光和风从木头房顶里漏进来；家里到处是化肥袋子，有些积了厚厚的灰；屋旁边是猪圈，招来不少苍蝇。
家里除了她，只有爷爷奶奶。坐在这间屋子里，我不确定询问刘家父母的职业是否礼貌。
班主任先开了腔，“开班3个月，父母一次都没接触到。”
刘承燕告诉我，父母在昆明打零工，把打火机从工厂运到市场，平时一两个月来次电话。
她奶奶在旁边笑，“能考个大学就太好了。”
好几位禄劝的老师跟我抱怨：大多学生父母在外务工，只会说“好好学”。有的孩子出了问题，班主任反复致电，家长就是不来；还有家长在电话里直说，孩子就不是学习的料。
据说今年考上北大的那位学生，两岁留守，跟爷爷奶奶生活。直到大学快开学，班主任才第一次见到前来致谢的学生父母——开始还想埋怨父母不够关心孩子，后来一看，当爹的手指早就累成了残疾，伸不直；两口子在福建给人杀鱼，一个月赚5000元。
落差确实存在。成都七中的大部分孩子来自优渥的中产家庭，家长要花很多时间为学生规划学习和课余生活，甚至帮他们争取和“诺奖”获得者对话的机会。
一位学生休息时会去练拳击、游泳，保持好的形体。班里女生会自制插花、香皂送给老师，还在老师嗓子不适时机敏地递上润喉糖，“素质和情商都很高。”
“优秀的孩子离不开优秀的家长。”她强调，自己的工作压力在于，“其他学校，师生‘尽力’就可以了，但在七中不行，要高效。”
教师授课如果让学生觉得不满，可能一两个月就被家长投诉，然后遭到撤换。除了成绩，他们还要培养学生的逻辑和兴趣。
我在成都七中随机听了几堂课，几乎都是公开课水准。语文老师讲“规则”主题的议论文，先播放重庆坠江公交的视频，然后让学生自行讨论、发言。谈及秋天的诗歌，旁征博引，列举了五六种秋天的意象。历史老师搜集大量课本上没有的史料分享给学生；政治课紧追热点，刚建好的港珠澳大桥已成了课堂练习的分析材料。
今年的广西理科状元曾楷徽高中三年就是上直播班的。他说，很多学科都会一次性传来十几张试卷。试卷纯手工拟定，每个题考察很多要点，没有任何题型重复。高考应试时大有裨益。
这在县中可能吗？我曾在北大遇到过一个农村娃，他说老师有时醉醺醺的，总爱让他们自习。在那个“零一本”县，很多学生都听得出，老师讲错了。有老师晚自习布置测试卷，直到高考，卷子没有讲评，连标准答案都不曾发。
王红接刚把直播课引入一些学校时，遇到过老师撕书抗议。有些老师自感被瞧不起，于是消极应对，上课很久才晃进来，甚至整周请假，让学生自己看直播。
远端的孩子透过屏幕，感受着这些差距。禄劝的很多学生至今没出过县城，听着七中学生的课堂发言“游览”了英国、美国，围观他们用自己闻所未闻的材料去分析政史地。
一位山区的名列前茅的高三女生说：“没办法，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3
一块屏幕带来了想象不到的震荡。禄劝一中的老师说，高一班里总充满哭声——小考完有人哭，大考完更多。有人在教室里抹泪，有人跑到办公室抽泣。不少学生一提考试就发抖。虽然早就预告了七中试题的高难度，但突然把同龄人间的差距撕开看，还是很残忍。
禄劝的王艺涵听说成都七中平行班的成绩不理想。一问，人家平均“只有”103分；他们班，30分。“数学完全跟不上啊，绝望啦。”
老师帮着重建心态，除了“灌鸡汤”，还安慰学生：只要熬过高一，就会突飞猛进。最近校园里流行的故事是，今年上北大那位，高一也考30多分，跑到办公室里哭。
那学生的班主任告诉我，这是真的。
恐怕在高一，禄劝一中没几个学生敢考虑北大。2006年，刘正德刚到禄劝一中当校长，学校当年计划招6个班，结果只凑齐4个。学校一年有20多个学生考上一本，很多家长把孩子送来，要求很简单——平安活着。
我问王艺涵“理想”，她觉得没什么用——初中时立志考昆明，结果惨败。儿时好友大多在昆明市区，不联系了，她很失落。如今班里要写理想大学贴墙上，她就跟风填了浙大，虽然完全不觉得自己能考上。
刘承燕倒是明确地痴迷数学，说自己理想职业是数学老师。这是镇初中的老师告诉的出路，除此之外，她无法想象擅长数学还能做什么。
在成都七中，情况很不一样。七中被直播班的何启田也痴迷数学。他提前修习了高数，为这门艺术的流畅折服，想进一步深造。
这里面有深思熟虑：他的父亲是工程师，何启田幼时总去他的办公室做作业，觉得环境枯燥无聊；母亲则是医生，曾险些遭遇伤医事件。他觉得这些工作“没意思”。
成都和禄劝的老师都说，只知道“好好学习”不够。没有明确志向，为了学习而学习，很容易动力不足。但对于没成年的孩子，“立志”这码事，全依仗环境。
我知道，农村的孩子不是没“志向”，只是更现实，和城里人挂在嘴边高大上的玩意儿不同。
比如禄劝一中那名优秀的高三女孩，她父亲不在了，母亲在镇卫生院拿一份微薄薪水。她哥哥曾是禄劝一中的年级第四，能上一本。但因为没钱，他放弃入学，现在打工供她读书。这是她苦学的一大原因。
今年夏天，有个云南男孩在工地上收到了北大录取通知，走红一时。我奔波了几千公里找他聊了聊，得知他父亲3年前得了肾结石，以为是绝症，打算见儿子最后一面就放弃治疗，却意外在如厕时忍着剧痛把结石排了出来。知道那件事后，他“有了学习的动力”。
有人指责农村孩子没有志向，他们恐怕没见识过那种普遍的、近乎荒诞的闭塞。我曾遇到过农村女孩被大学录取，却不知道这所学校一年的学费要上万元——于是就失学了。
还有一个理科生，农村孩子，为了成为所在高中的首个北大学生，被高中老师鼓励，稀里糊涂填报了一冷门小语种。他大学成绩很不理想，毕竟，“我之前都不知道地球上还有这个国家”。
我把这些事分享给禄劝的学生，他们听后都很沉默。
王红接希望学生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给他们目标，看到更多可能，更让他们焦虑，击碎他们的惰性。
然后只需做一件事：重建。




4
王红接十几年间去过很多教育凋敝的小城。师生们总抱怨：努力，但出不了成绩。
“其实效率很低。学生偷着玩，老师也不批改习题，不了解学生。”他发现，很多地方的教学是黑箱——都说要改进，但不知从何抓起。
据他介绍，早在2002年，四川省就将远程教育作为促进公平的重要举措，成都市教育局和成都七中很下力气。
直播带来压力，也是动力。七中考完试，老师们彻夜批改、分析上百份试卷，第二天就讲评。很多地方老师提出这要一周完成，简直不可思议，但现在必须跟上，整个学校紧凑了起来。
崭新的教学方法冲击着这些老师。
“学生们有对比了。”一位禄劝一中的老师说，“我们也得变，不然学生议论。”
一些远端的老师声称，虽然不用 “亲自讲课”，但为保证跟上进度，1个直播班的工作量，约等于3个普通班。
这些老师琢磨出一些方法，比如整理七中老师事前发送的课件，编制成学案，布置成头一晚作业让学生预习；课上盯着学生的表情，记录下疑惑的瞬间，琢磨着课后补足；屏幕那端偶有间隙，可以见缝插针给学生解释几句。
为跟上进度，禄劝一中把部分周末和平日直到23点的自习安排了课程，帮学生查漏补缺。有老师连上20个晚自习。
“每天凌晨1点到家，6点去学校，在家只能睡个觉。”另一位老师说，自己6岁的孩子，每周只有半天能见到爹。
“真的累。觉得自己这么穷，每天忙啥呢？”有老师嘟囔着，下一秒话头一转，“唯独上课不觉累。看到学生，讲话声就大起来”。
一位年轻的数学老师戏称，自己有好几个“人格”。为让学生没有违和感，当七中的直播老师严肃，他助教就严肃；下一届老师幽默，他就开朗些。
还有一位班主任称，他为了帮学生减压，每周一、三、五的深夜会带学生去操场跑步，和不爱说话的学生一起站在讲台上大喊“我是最棒的”。
直播课时，七中老师提问，他要求本班学生也站起来回答——开始没人愿意，他就找了个纸箱，塞上带编码的乒乓球，抽签。
“再去其他班，也能教好。”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说，一大拨儿年轻老师被直播培养了出来。
禄劝一位老师说，教出好学生，录取率高了，被人称为“名师”，“是一种教师特有的虚荣心。”
“什么是幸福？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一位谢顶、穿着旧衣裳的中年男教师，坐在小椅子上说这话，我却丝毫不觉得可笑。
5
禄劝一中主教学楼的大厅里有排玻璃橱窗，今年张贴的是：全县中考前257名学生报考昆明学校就读，生源严重流失情况下，我校1230名学生，二本上线634人，一本上线147人。
他们甚至特意加粗了一行字，“低进高出，我们从不放弃。”
这里面有暗自较劲——和昆明比，也在和成都比。
网校会定期招募远端学生去七中借读一周。禄劝一中的几位学生去“留学”时，被同学们安排了任务——观察“天才”们的生活。
此前他们听说，成都的孩子是“天才”，平时不熬夜，下课能逛街。
两天后，小视频传回，是七中学生中午留在班里自习。回来后，禄劝一中的学生感慨：“天才”们不仅是天才，也很刻苦。他们有规划，会自己琢磨报哪些辅导班。
如何追赶“天才”？只能比他们更刻苦了。
在禄劝一中，直播班的大部分孩子会在3年里，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一位班主任站在“为理想和尊严而战”的鲜红标语下叹着气告诉我，他的一项工作是凌晨来教室，把那些还在学习的学生抓回寝室。
不过回寝室也不意味着休息。王艺涵每天0点30分熄灯，但很难睡好，心很不安，因为其他舍友上了床，也全都开着小台灯，趴在折叠桌板上继续学。她总觉得被落下了。
这所学校不乏苦学的故事：有年级第一得了阑尾炎，动完手术第三天就要来考试；还有同学为省时间，不吃饭，最后快得厌食症了。
在四川甘孜州的直播班，老师批评学生晚睡，有学生回答，“我得守住阵地。爸爸因为你在家长会上表扬了我，病减轻了不少。我要让他彻底好起来。”
你可以说这样苦读很不科学。但在这儿，一个穷地方，改变就这样发生。禄劝一中高三的前两名学生告诉我，只看卷面成绩，他们已和成都七中的“天才”们相差不大。
3年的漫长竞赛，他们一步步追了上来：高一勉强及格，高二渐渐从100分，上升到110、120……直到现在，满分150分，能拿到140分。
王红接观察了16年，最后得出结论：不要觉得偏远地区的孩子基础差，“他们潜力无限”。
通常情况是，学生用一两个月适应成都七中的节奏，高二开始进步，高三复习时，把前两年学的知识巩固住，成绩会突飞猛进。
这出乎我的意料。我曾经认为，9年义务教育外加环境的巨大差距，很难在3年内弥补。但禄劝的老师笃定地说，他们高一的单科平均分，和七中平行班差50分；到高三，最好时仅差6分了——可塑性和希望都存在。
我能感受到的是习惯的改变。高三两位学生说，经过3年，他们早已知道预习复习。有时自己取舍作业，提高效率；也在课间有针对性地做偏科的习题。
他们屏幕里的七中老师总说，“预习是掌握主动权，是为了和老师平等地交流。”
成都37中的一位远端老师发觉，学生跟随七中上课后，愈发爱提问题，午饭时教师办公室总挤满了人。有的老师买了饭，却进不了教室，只能在走廊里站着吃。
“高一还偷玩手机，翻墙逃课。到了高三，主动提问，自己找题做。”刘正德说，直播班的师生们在校园里忙碌，其他班也被影响。如今普通班也都静心学习。
直播班真有那么大的作用？我把这个问题抛给禄劝县教育局局长。他想了想，觉得它激发了本有的潜能，“是催化剂”。
6
两边的孩子差距到底有多大，老师一开始也没底。
禄劝的老师说，听直播课时，成都那边的老师有时会突然关掉麦克风，嘴里却飞快念叨。他开始以为是在藏掖知识点，后来才知道，那是在用四川话骂人，骂学生调皮、不扎实、不做作业。
他一下释然了，“原来七中也骂人。”
我和成都七中被直播班的几位学生聊了聊，发现他们不乏同龄学生的普遍烦恼。一位男生说，入学头一个月，答题时想到上万人在看直播，他紧张得手心冒汗。
和大部分男生一样，他喜欢游戏，但上了高中再没痛快玩过。晚上9点半放学，回家做点扩展题，有时也要深夜1点睡下。他们周末要上各类补习班，最喜欢美术、体育这类“休息脑子”的课。
有七中学生在班级交流区里写道，“我希望有三只手，一手抓高考，一手忙竞赛，一手握生活。”
但远端学生对七中的“天才”们，更多还是遥远的崇拜感。七中学生经常会收到远端学生添加QQ好友的申请，微博上甚至有他们的“表白墙”。里面都是溢美之词，他们觉得自己并没那么优秀，因此颇为不安。
在禄劝这边，几乎每位学生都能叫出几位“崇拜”的七中学生的名字。
禄劝一位班主任好几次看到学生给七中的孩子写信，但从未阻止。他觉得自己的学生享受不到优渥的条件，但和他们接触，至少能多分动力。
七中任课老师有时特意将远端优秀的作业拿到本班展示，直播给上万名学生看。一位老师记得，她曾在班上直播了云南山区一位女生的作业。后来听说，那个班所有学生当场激动到哭，接下来一个月全在拼命学。
有七中老师感慨，“远端学生的质朴、感恩，是城市少有的。”有人回忆，他去远端学校做分享，学生们从校门口夹道欢迎，一个个含着泪，挤过来拥抱。
七中老师间流传着几个故事：比如有人去九寨沟旅游，找了个兼职的年轻导游。对方见面一愣，高兴得满脸通红，惊呼“老师”，无论如何不肯收钱，合张影就行。后来问清了，这是每天看自己直播的学生。
去成都交流后，禄劝几位“留学生”也感慨良多，回来后在班会上讲了4个多小时。
最主要的内容是，七中的学生更有目的性，知道为何而学。人家早就有了感兴趣的专业，甚至对人生有了规划，“早就开始学托福，高考只是一步路。”
一些禄劝的老师得到启发，高一就给学生发志愿填报手册，教他们向前看。
我不确定这些东西会在3年里带来哪些改变。高一的王艺涵还很丧气，她觉得七中的学生太优秀了，自己永远看不到，“就算我变优秀，人家不知道跑哪边了。”
但在高三的两位学生那里，我得到了不同的答案。其中一位坚定地说，要比七中的同学更强。
另一位男生说，自己没想和成都的“天才”们比。自己明白和他们的差距，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他确实比以前更努力，也进步了。努力是为了活得开心。




7
曾经有北大的农村学生告诉我，她幼年时听朋友讨论麦当劳、肯德基，被人问牙不整齐，为什么不矫正，全都只能低头沉默；到了北大，同学们说自己在洛杉矶、旧金山，或者世界各地度假，她还是插不上话。
禄劝今年考上清华的那位学生说，他要继续熬夜才能跟上进度。有大城市的同学告诉他，“考清华还蛮简单啊”。
但我也看到了乐观的一面。有位考上西安交大的山区女生在回忆里写道：她在大学出演了话剧，是因为直播班组织过情景剧表演；在新学校成绩不错，也多亏在高中养成了预习的习惯。
王红接声称，一些直播班学生，历经3年全英文教学，口语出众，在大学获益良多。
我想，至少这群孩子经历了3年的心理建设，到大学会适应很多。
更长远的影响可能还在山沟里。王开富和刘正德12年前合计着推行直播班，经费不够，硬着头皮上。彼时王开富有朋友把孩子送去昆明，因为缺乏父母关注，成了游荡的痞子。当爹的痛心疾首，和他说禄劝教育不行。
他很生气，“搞一辈子教育，只求最后别被人骂。”
12年后，这届高一，12名已经被昆明市区学校录取的学生，开学后主动申请转回禄劝。十几年来，小城第一次迎来生源回流。
“如果凋敝的学校总没起色，学生一入学就能看到3年后的结局，那他和他的家庭，都会自暴自弃。”
这是王红接的结论。几年前，四川一位贫困县的干部曾拜访他。那位身高超过1米8的壮汉几乎哭着说，县里教育改善后，生源回来了，跟着学生出去的家长也回来了，整个县城又有了人气，“房价都涨了。”
王开富给我展示了一组世界银行的数据：高中毕业人群的贫困发生率只有2.5%。
据他说，禄劝县的年财政收入为6.1亿元，但县里、市里都注资教育，使得全县教育支出反超财政总收入3.5亿元。用了多年时间，实现了高中阶段教育全部免费，毛入学率90%以上。
“在我们这样的贫困县，投资教育，是防止贫困代际传递最好的办法。”
所以，如何看待教育？它可能是先苦后甜，付出才有回报的等价交换。就像王开富给我讲起他自家的故事。那时他还年轻，兄妹五人是村里最穷苦的。直到他考出来，当了老师，又亲手教妹妹考学，找到工作。
但我也相信，直播班故事的成立，还依仗于某些额外的善意。一如某位七中老师，结束分享，离开远端学校时，一转头，发现全校学生，乌压压一片，全站在各自教室的窗前，和他挥手告别。
直播或录像，他们都听过他的课。
他愣住了，然后开始哭。他从未想象过自己能有那么多学生，“好几百人，可能要上千……”
负责网校的王红接和我说起这事儿。“你知道吗？这个学校，其实只交了一个开通直播班的钱。”他笑着说，他早就知道学校其他班都在“偷录”直播，各自播放。“但没关系。所有人都很开心。
作者|程盟超
编辑|从玉华

继续前进

国产测序仪的全新技术，把人类全基因组测序价压倒了100美金以下。
这个价格可能大多数人没什么概念，我可以从整个人类基因组测序的发展史来跟大家聊一聊。
说起人类的全基因组测序，那必然要提的就是人类基因组计划。
人类基因组计划于1985年提出，当时预测需要耗资30亿美金，计划周期为15年。来自美、英、法、德、日和中国六国的2000多名科学家一起投入了这项世纪工程之中。
可以说在此之前，在基因测序领域，几乎没什么中国人的足迹。而中国，也正是借由这次机会，成功的进入了这一领域。虽然中国只承担了1%的工作，但这就是0和1的区别。
当时国内是分为两种不同的声音的。
一种声音认为，你看，人家都是英美法德日这样的发达国家才有钱有能力参与这么大的工程，而且他们也说做出来以后会向世界公开。那我直接等结果不好吗？我们国家现在还不富裕，为什么还要自己花钱参与呢？


另一种声音则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中国当时错过了太多国际顶级合作科研项目，而这次正好可以加入进去，别人研究出来以后你再去学习，和你跟着别人一起去研究，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只有先跟随，才有机会能迎头赶上，也才一点可能去反超。
两种声音争论不休，最后，就有了华大基因。华大基因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



条件简陋到只能用A4纸拼出来的基因组MAP

最终中国的这些科学家们科服了各种困难，完成了这一当时被认定是天书级别难度的工作。而这一成果，也被永远的镌刻在了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



“我国科学家成功破译人类3号染色体​部分遗传密码”。

人类基因组计划最终完成，花费超过了30亿美金，以及几千科学家十几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人的全基因组测序。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运用的一代测序技术，就是又贵又慢。
1977 年 Walter Gilbert 和 Frederick Sanger 共同发明了第一代测序技术，也称为 Sanger 测序技术，包括双脱氧链终止法与化学降解法以及其衍生方法。这个方法的特点就是通量低，那相对的，成本就高起来了。
NIH的估算，在2001年的时候，完成一个人类基因组的测序成本在9526.3万美金。


随后事情开始有了转机，二代做高通量测序技术横空出世，当时被给予了厚望，二代测序技术又被称为下一代测序技术，简称 NGS，这是对第一代测序技术变革性的改变，在测序原理、测序过程、适用范围及测序结果等方面存在本质不同。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极大的提高了测序的效率以及降低了测序的成本。
而随着NGS技术的日益成熟，通量和准确性有也得以大幅提升，这也变相的促进了基因组学在临床上的应用。
NGS时代，测序仪成为了这个领域的“光刻机”，市场主要由罗氏、Illumina 和 Applied Biosystems 公司（后被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收购）所垄断。彼时包括华大基因在内的中国大多数公司都处在整个测序产业的中下游，主要是从上游厂商购买测序仪，来完成测序工作。
到2009年的时候，人类全基因组的测序成本极大的降低，到达了低于10万美元的规模。
这一数字极大的刺激了整个市场，华大基因在2010年从Illumina购买了128台测序仪Hiseq2000，一举成为全球最大基因测序机构。这是华大最大的一次采购，要知道在此之前，华大一共也就20多台测序仪。


HiSeq 2000 的运行通量达到 200 Gb 的序列数据，读长为 2×100 bp，费用低于 1 万美元；
这笔采购单也成了Illumina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订单，凭此时机，Illumina成为基因组测序高通量时代的霸主。
然而就像芯片技术一样，这种合作的蜜月期并不长，国外厂商开始逐渐的卡中国测序产业的脖子，比如Illumina开始宣布配套试剂每年涨价4%。对于一些设备维修开始各种拖延，拒绝提供华大需要向国家提交的设备注册审批信息。甚至比如我们想把测序仪从一个实验室搬到另一个实验室都需要Illumina的审核，不然私自搬动造成的所有问题Illumina都一概不负责任。
这种卡脖子的局面，一直到2013年才出现了转机，华大在2013 年收购美国的测序仪公司 Complete Genomics ，中国的基因测序产业才开始真正布局上游产业链。当年的收购案背后的故事可以写一本书，非常的惊心动魄，大家可以想想，中国一家公司去逆向收购美国的一家生物高科技公司，遭遇的阻力是来自于各方面的，除了美国同行以外，其中的阻力甚至包括了美国政府。
然而在即便收购成功后，局里局外的明争暗斗也没有停。
接下来，在收购CG的2年后，也就是2015年，华大推出了第一款国产测序仪BGISEQ-500 ，将一个人的全基因组测序价格压低到了600美元。这是人类基因组测序价格首次下降到 1000 美元以内。


在2017 年，Illumina 推出 NovaSeq 系列基因测序仪，其中 NovaSeq 6000 系统的全基因组测序通量可以达到 6 Tb，成本也降低至 1000 美元以下。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测序的价格一直在1000美元这个区间浮动，我还记得在2018年未来科学大奖的现场见到李凯院士的时候，他得知我来自华大以后，第一句问的我就是，你们什么时候可以把测序价格压倒100美元以内？我当时被问住了，我只能说我们现在努力的向这个方向发展，预期未来5-10年可以实现。
我当时知道的数据是，华大尝试把测序成本压到1000人民币左右，也就是不到200美金。
而什么时候能压倒100美金以内，真的说不好。
因为随着NGS相关技术的发展，想要进一步压低测序成本也变得越来越难来了。这就跟一个差生从10分提升到60分的难度对比一个好生从98分提升到99分一样，越往后越难以提升。
在2021年的时候，在华大一份公开数据显示，当时中标的一个全基因组测序项目的单价是1348人民币，已经低于了200美金。在2022 年 9 月，Illumina 发布 NovaSeq X，只需 200 美元即可完成单例人类全基因组测序；2023 年 1 月，Element 宣布“即便桌面级的测序仪也能享受 200 美元基因组的低成本测序解决方案”。
可以说在几家卷王的竞争之下，全基因组测序的成本从1000美元的争夺进入了200美元。
在测序仪科研上的竞争同时，Illumina也在发起各种专利战。华大从被迫应战，也逐步发展到了主动出击。
自2019年开始，Illumina及其子公司在中国境外对华大智造发起了多起专利诉讼，而华大也开始在专利战中开始反击，在去年5月，华大智造宣布赢得了对Illumina专利诉讼，并获赔3.34亿美元，这是历史性的一个突破。
今年2月份，华大智造发布超高通量测序仪 DNBSEQ-T20×2，该产品同时刷新了业内通量和单例成本纪录。根据官网描述，DNBSEQ-T20×2 可以支持 6 张载片同时运转，每年可完成高达 5 万人全基因组测序，且单个人全基因组测序成本降至低于 100 美元。


华大正式的把全基因组测序价格拉入了100美元的区间内。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好奇，全基因组测序，为什么对100美元这个价格值得关注。
一项技术，能否广泛运用，价格是重点因素之一。比如基因测序在上亿美金的年代，除了科研，这技术没有任何个人用的起。
在10万美元的年代，大家熟知的做过个人基因组测序的名人，就有了乔布斯。
而当这个技术降到1000美元的时候，已经开始广泛的在临床上，尤其是罕见病，肿瘤等重症患者中运用。医院里边医生已经可以直接跟患者说，你这里需要做一个测序来确诊。
而当这个技术降到100美元的时候，甚至可以做到全民覆盖，包含如日常体检项目之中。这并不是美好的设想，阿联酋已经启动了全球首个 “全民基因组计划”，顺便一提，合作方也是华大基因。
我们可以看到，基因测序行业的发展，中国从尝试参与其中，到成为最大的下游生产商，到逆袭为上游的供应商，花了30多年的时间。未来我相信随着国产测序仪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国家也将进入全民基因组计划的成员，这对于每一个人的健康都将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