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孙霖：人类基因测序第一人、美国专利局审查官的律师生涯

千姿百态

“我从博士后第一年想改行，拖到第三年才改，这是一个心理斗争的过程。那个时候如果要改行，大家都觉得你像是叛变者，是个逃兵，实验室的其他人都不理解。而且当时大家都想做科学家，对金钱不是很大的欲望，如果你做法律，别人觉得你是为了钱，实验室的人也可能也会瞧不起你。所以我那个时候只是埋头做试验，上班一点也不敢看法律方面的书，晚上回家才又拼命读法律书。”——孙霖律师

孙霖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于1986年赴美留学获生物学及法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国家专利商标局担任专利审查员， 还在美国Celera Genomics及应用生物系统公司（ABI/Life Technologies）担任资深专利及管理法律顾问，还曾担任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科技协会会长。在专利局做审查员期间， 孙博士半工半读完成了美国马里兰大学的JD学位。2009年，孙律师创立了自己的Sun-Hoffman Consulting生物咨询公司。2016年，孙律师和几位律师在 加州共同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律所，为华人公司提供设立、融资、并购重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等多方面的法律服务。

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孙霖律师精彩的职业生涯。

时人莫小池中水，浅处不妨有卧龙

求学之路

1、当时为何想到来美国呢？

我当年因为有一个出国潮，在80年代的时候，国内的机会毕竟没有像美国那么多，大家都想出过来看看，我也来到美国。

2、您是何时产生读美国法学院的想法？又是出于怎么样的原因呢？

因为我当时现在美国念博士，后来在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做博士后，我本身对做实验没有那么大信心，就想改行。我当时比较喜欢英语，科学背景的学生喜欢英语的不多，我想跟英语比较相关的就是法律吧，所以就想试一下。不过那个时候我对法律没有什么概念，华人读法律的也非常少。我应该算是华人律师里面比较早的一批读法学院的中国人。

我当时对法学一点都不了解，所以一开始我的打算是，先试一下，如果是在不适应，读完一年就不念了。但是我一读发现非常喜欢，就一直读下来了。

3、何时产生了考取专利代理人资格的想法？出于怎么样的原因呢？

我是先读了法学院然后才成为专利代理人， 因为在专利局不允许考代理人执照。读完法学院以后想做一些跟自己专利背景相结合的工作。

4、您在美国的国家癌症研究中心有四年时间的工作，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马里兰大学的法学院课程了，那个时候一边做生物研究，一边读法学院，可以给我们谈一下那段经历么？

当时在做博士后，大家都是以科研为中心，没有人想转行，如果谁说想转行，那就像是一个逃兵，我当时已经有这个念头了，但是做了3年多的时候才开始转的，转了以后还是在一边做博士后一边读法学院。后来我想还是应该读一个跟自己专业比较相关的工作，就找到了国家专利局的审查员。

（那个时候是不是白天做研究，晚上读法学院，时间非常紧张）

是的，时间非常紧张。一开始在癌症研究所的时候还好，从研究所到法学院也就开车来回一小时。但后来到了专利局，一天要开140英里，在华盛顿DC 呆过的人都知道，我说的这三个地方正好是华盛顿特区最大的一个三角形，我就天天要跑这个路线。当时也是为了路途近，才选了马里兰大学，而且州立学校学费也比较便宜，但是去了专利局后还是比较远。不过虽然辛苦，人只要有个目标在那里，走下来了还是挺开心的。

（当时又要工作又要读书，还要读reading是不是没有时间休息）

是的，没有任何假期，所有休息的时间都在读书，考试，因为当时已经有小孩了，周末还要花时间陪小孩，所以时间非常紧张的。

4、您在1997年开始有三年的美国专利局审查员的经历，您是如何拿到这个职位的呢？当时每天的工作是怎样的？

专利审查员是我一直想做的，但是我知道不简单，这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职位，而且只有具有美国公民资格才能做，为了这个职位，我申请了一年。跟专利局中的一些人也一直保持联系，后来正好有这样一个职空缺，他们就叫我去了。那个工作非常有意义，我现在所有的专利相关工作都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基本上那段时间把所有专利审查的流程我都熟悉了。

每天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专利申请，而且还要跟他们的律师打交道。而且专利审查员也是各人有各人的专长，我是做生物医药的，就是处理生物医药方面的专利。当时大陆来的华人我是生物部门的第一个，也存在文化融合上的问题。

当时工作量很大，我们是计件制的，无论是什么案子，从你接到案件到你出具第一份意见就是10多个小时的时间，简单的案子还好，有的案子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时间就很紧张。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工作是政府部门的，比较清闲，但是其实专利审查员是联邦政府里面压力很大的一项职业。

法学院毕业后我希望能在专利局留下做审查员，工作内容也很有意义，同事关系也相处得很好，而且也是个铁饭碗。但是后来这家公司Celera Genomics是美国一个有名的初创公司，是做人类基因测序的，在2000年和美国卫生部一起宣布完成测定人类基因序列，这个是和美国政府联合的，当时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也一起宣布这项消息。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朋友劝我去，而且那个时候为了小孩，这个家公司距离我家也非常近。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专利律师经历

1、从马里兰法学院毕业后，您就进入Celera Genomics Corporation做专利律师了，一直做了6年的时间，这是您从法学院毕业后第一份正式的律师工作，当时遇到了什么挑战，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第一个礼拜刚到这家公司我还不适应，我还跟专利局的老板说我想回专利局去。但是后来在这个公司越工作就越喜欢，因为毕竟做眼界不一样，工资也会高很多。以前在专利局我看到的就是一份一份别人递上来的专利申请，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专利以后是用来做什么的，而且做专利审查员的时候经常会拒绝一些申请，从来没有想过从客户的角度去想，但后来做了律师发现，不同的专利有不同目的，对客户来说有不同的价值。所以在那家公司的工作想得更加全面了，可以从business的角度考虑专利问题。

2、您接下来进入了ABI/Life Technologies公司，继续做专利律师，为何选择来到这家公司呢？与之前的工作有何不同？您又有何收获？

在华盛顿特区住了十四年以后，我非常想回到西海岸，因为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是在西海岸生活。正好有这个机会。毕竟在加州作为华人生活还是很舒服的，在东岸即便有很多朋友，但是华人的地位跟白人相比还是不那么平等。而在加州华人非常多，感觉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

3、之后，您为华盛顿特区的Biotechnology Industry Organization担任亚洲首席顾问，可以给我们谈谈这段经历么？

这是一段很不一样的经历，当时我在公司做律师已经十年了，工作也很顺利，薪水也挺高，我同时也有很多其他事情，比如在华盛顿有一个美国华人医药科技协会，我是会长。后来我就是在这个协会做会长的时候眼界开阔很多，认识了中美除了法律领域之外的很多人，BIO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当时非常想进入中国，我也觉得当时中国也需要这样的企业，他们问我是不是可以做顾问。我当时也挺犹豫，薪水要减半，而且主动辞职的话没有补偿金。但是加州就是这样的一个创业的氛围，大家都想挑战自己。

（那是一份part-time工作么）

是的，那个时候我也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

4、在BIO工作的同时，您就自己创立了霍夫曼咨询公司。如何想到自己创立公司呢？华人在美国创业是否难度比较大？你是如何克服的呢？

那个时候一边做BIO的亚洲首席顾问，一边办自己的创业公司。亚洲首席顾问的职位花掉很多时间，我一边做一些专利申请上面的事情，同时也做一些其他的咨询工作，主要是中美之间的桥梁关系，中国公司来美国，美国公司去中国我都帮他们牵线搭桥。这件事情做的很有意义，学了很多东西，在学法律的时候是没有学到的。因为可以跟各种人打交道，在读书的时候是接触不到的。这个像是government affairs方面的事情，这种工作在美国往往是律师做的，因为你要懂法律，知道如何不超出法律的范围，同时又要跟对方协调。这段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也看到了自己的强项和弱项在什么地方，一些在读法学院的时候没有想到问题，这个时候又开始重新思考了。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创办律所

1、 在今年，您与另外几位律师共同创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时如何想到创办律所呢？

我自己一直还是很喜欢法律相关的工作，虽然我一直在做咨询，跟法律的关系不是太大，但平时也会帮朋友做一些小案子，所以后来想一起做事，团队做事比较有意思，要有一个平台，单个人做的话客户会担心你一些事情做不了，对自己、对客户风险都还是挺大的。当时正好经朋友介绍，我也非常希望跟他们合作，年轻有为，也有激情。我这么多年也积攒了一些人脉，正好可以互补。

2、 在创办律所的过程中遇到了怎么样的困难？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困难主要就是客户源比较少，另外还要跟其他律所竞争，因为我之前没有在律所工作，都是在公司，不存在客户源的问题，因为其实做法务的话就是服务这一家公司。虽然我在公司里面跟很多律师打过交道，跟各个层次的合伙人都曾经打过交道，但是现在自己出来创业了，回过头来要去跟那些朋友要案子做，这个过程还是需要心理调整的一个过程。

3、 现在这家律所的主要业务有哪些？您在其中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有做并购的律师，有做证券的，有做融资的，还有知识产权，我自己主要就是负责知识产权，我们律所有四个都是知识产权律师。我一方面做业务，一方面还有marketing方面的业务。

现在华人来美国开公司各个方面需要的法律服务变多了，我们觉得大家团结起来为华人客户做一些法律服务还是蛮好的。

4、 您对这家律所下一步的展望如何？

现在来看展望非常好，已经不断地有客户过来，不断地有电话打过来问，我自己做的广告并不是很多，但是口耳相传，我们现在业务已经开始比较忙了。我们也在考虑招更多律师进来一起做。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综合问题

1、 华人在美国社会生活中是不是会遇到更多困难，社交上比较难以融入，您在美国呆得比较久，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经验么？

我来美国三十年，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一开始在红州，后来到了华盛顿是蓝州，现在来到加州这边也是蓝州，很多问题都是种族上面的问题，华人要进入主流社会还需要很大的时间，我们这一代来的是以科技出身为主，一般也是在公司里面做，能够进入社会上层的还是比较少。加州这边还会有一些公司创业的CEO，其他州就更少。我觉得华人要想进入美国主流社会还是要走出去，不能就老在华人的圈子里面呆着。比如我们有华人协会，那么我们的华人协会可以跟其他非华人的协会建立合作关系。比如现在湾区华人律师协会大都是华人， 那么华人律师协会能不能跟非华人的协会合作。比如我也是华人医药科技协会的会长，我们赠和一个印度的医药协会合作。在华盛顿的时候我也是把BIO跟这美国华人生物医药协会联合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BIO开会的时候也会把我们华人医药科技协会作为partnership。这样通过一个平台两边交流。其实个人的交流范围是很少的，只有通过平台交流才能有更大的影响。

2、 您认为，能有今天的成功，您相比他人最重要的优势是什么？

我想最重要的是open-minded，想事情要全面一些。只想自己的这方面肯定是不行，一件事情要想想我得到了，别人能不能得到，团队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3、 面对高强度的工作，会不会也有压力很大、烦躁、情绪不好的时候，您是如何调节的？工作生活如何协调？

当然会有，大家都有家庭，我自己有两个小孩，我当时生老二的时候一边念法学院，一边做审查员，每天开车140英里。这个关键要看怎么调节。我经常会打坐，叫做meditation(冥想)吧。还有做一些运动，但是不是太激烈的运动，这些对情绪的调整帮助都是很大的。

4、 您最骄傲的一段工作经历是什么？

我非常喜欢专利审查员的工作，即便后来不再那里工作了，我跟他们的关系还是非常好，有什么讲座他们都会派我去讲，他们还会派我去印度。即便我在公司做的时候，也曾到瑞士日内瓦的总部演讲。这些对我来说是影响很大的，我对专利局的感情还是很深的，非常感激他们。

当然我刚才讲的只是一部分，每一段工作都有让我很骄傲的的地方，进了Celera我帮他们拿到第一个专利也是非常骄傲，后来到了加州ABI也是帮我们公司在中国拿到第一个诊断许可证，是中国FDA批准的。后来在BIO我比较骄傲的是帮他们举办了第一个中国的大会（BIOChina），当时我们也请了赵小兰去演讲。所以每个人生阶段都有很骄傲的经历，现在我们办的律所也是为华人公司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也是让我很骄傲的。

（是不是可以说您做了很多美国华人以前没有尝试的事情，相当于是先驱者，这是让您很骄傲的呢？）

是的，一开始心里也怕，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是做过来发现还是蛮骄傲的，人总是有成功又失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想得积极一些，乐观面对。

5、 在职业生涯中，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刻是？您是如何度过的？

现在自己做律师了，最痛苦的应该就是怎么找案源，联络客户，有的时候被客户拒绝了还是会有一些失落感吧。可能一些一开始就从律所做下来的已经经历过这种磨炼了，但是我还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转折点。

当年转专业的时候我还是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当时大家都是想做科学家的理念，也读了博士，也发表了文章，再改行很可惜，不想随便放弃，所以我从博士后第一年想改行，拖到第三年才改，这是一个心理斗争的过程，斗争了很久才改行的。那个时候如果要改行，大家都觉得你像是叛变者，是个逃兵，实验室的其他人都不理解。而且当时大家都想做科学家，对金钱不是很大的欲望，如果你做法律，别人觉得你是为了钱，其他实验室的人也可能也会瞧不起你。所以我那个时候上班一点也不敢看法律方面的书，还是埋头做试验。后来到了专利局，专利局是全力支持的，还资助了我一些学费。所以跟年轻人想说的是，不要因为眼前的一点困难就放弃了，坚持一下，前途还是光明的。

来源：律芽/刘晓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