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谱写人生——记我国著名肿瘤病理学专家朱雄增教授

千姿百态

采访朱雄增教授是一个“得来不易”的机会，他的桌上总是堆着一盒盒的切片，一沓又一沓的报告，每次走进他的办公室，总见他与显微镜“亲密作伴”。除此以外，他还经常出差在外，开会、讲学、读片、会诊……尽管忙碌，朱教授依然精神奕奕，丝毫看不出已是一位将近70岁的老人。

　　在60岁之前，朱教授曾担任过医院副院长、党委书记等行政工作，谈起那些岁月，他总是轻描淡写：“任何一段经历，都丰富着我的人生，可是我最想做的，还是一位出色的病理科医生。”

　　本刊：您能否谈谈我国肿瘤病理诊断发展的大致情况，尤其在您行医的这些年里，无论从仪器方面，还是诊断方式等方面，经历了哪些变迁与发展？

　　朱雄增教授：每一位癌症患者的最终确诊都不能离开病理诊断，每一份病理报告可以说是患者的“宣判书”。是否是肿瘤？良性还是恶性？病理学发展至今，发挥的已经不仅是确诊作用，还能判断出对于每位患者肿瘤的类型，找到突变的“靶点”，为后续的治疗指明方向，有时还能预见到患者治疗的预后情况。

　　我从1976年开始进入病理这一行。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结束，跟其他各行业一样，国内的病理诊断水平还停留在很初级的阶段，仅有光学显微镜，使用HE染色技术和一些特殊染色技术，对外交流极少，无法获得国外新的技术和资料。到了1978年，我开始跟随顾绥岳教授读研究生。国外已经有了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我们科室（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也随后开展了此项研究，但是那个时候的研究很粗浅，跟现在相比不值一提，但在当时国内而言，我们还是处于领先地位。

　　准确的诊断，是一切治疗的前提，尤其对于肿瘤患者而言，只有拿到准确的病理报告，才能走上“抗癌之路”。几十年前，肿瘤临床治疗水平有限，治疗手段、用药都很单一，所以对肿瘤病理诊断要求不高，只要判断出是良性还是恶性即可。可多年来临床治疗水平日新月异，新的治疗方法层出不穷，对病理诊断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细胞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在病理诊断中对疾病的本质认识得也愈加清晰，一个肿瘤摆在眼前，并不是仅仅判断出良恶性，还要确定不同的类型和亚型。比如同样是淋巴瘤，需要分T细胞淋巴瘤、B细胞淋巴瘤或霍奇金淋巴瘤，还要更进一步分型，因为不同类型淋巴瘤不是同一种疾病，治疗方式也大不一样。另外，很多肿瘤的产生是与某个基因、酶或是某个染色体突变相关，病理诊断就要针对这些改变为患者找到突破点，这对进一步治疗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现代病理学对每个病理医生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病理活检不能仅仅局限在显微镜下“闭门造车”，要多与临床科室沟通交流，多了解肿瘤治疗领域的变化和发展，把病理和临床更好地“对接”起来，造福更多的患者。

　　本刊：病理学科一直是我院的强项，也走在了全国病理学科发展的前端，目前来说，是否还有哪些有待突破及进一步发展的方面呢？

　　朱雄增教授：几十年来，我院肿瘤病理学科发展迅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与国际领先水平不相上下，但要完全攻克恶性肿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临床治疗如此，病理诊断亦如此。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多做努力：

　　⑴加强专科病理的建设，俗话说：术业有专攻，每个病理医生要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如淋巴瘤，消化道肿瘤、呼吸系统肿瘤还是乳腺肿瘤等，不能像以前那样样样兼顾，难以独树一帜。

　　⑵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水平，加强科研，多与临床沟通，重点突破诊断中遇到的难题。

　　⑶重视教学，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医生教育，将教育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

　　本刊：能否跟我们谈谈您的行医之路，您当初为何选择这一行，又如何投身到病理事业中呢?

　　朱雄增教授：我的母亲和叔叔都是医生，从小耳濡目染，家庭的熏陶，使我顺理成章地考入了医学院，毕业时，赶上文革，下基层成为一名全科医生，数年后县医院要建立病理科，院长看中我“坐得住”，自此，我开始从事病理诊断的工作。后来，我的母亲不幸患上肺癌，当时诊断和治疗水平都非常有限，在那期间又目睹了太多人被癌症夺走了生命。我渐渐萌发了一个念头：我要研究肿瘤病理，我要尽我所能，为攻克肿瘤这个难题贡献出一点力量，希望能有癌症患者，因我的努力获得生命的延续。这个信念，至今都在我心中，贯穿在我工作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步脚印。

　　在做病理医生之前，我做过10年的临床医生。虽然那时是在安徽农村的医院，条件异常艰苦，但是这10年的临床经验，为我之后从事病理诊断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病理要跟临床紧密相连”的观念，也从此扎根于心。

　　正如之前所说，这三十多年来，肿瘤的病理诊断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来出现的免疫组化、分子病理等都是在工作中逐步学习的。如今我已70岁，每天依然要看很多国内外最新的资料，不断学习，结合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一个个地解决。

　　本刊：在您的行医路上，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人，对您的行医之路、人生之路有何影响吗？

　　朱雄增教授：越难走的路，就越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鼓舞我们前进。攻克肿瘤病理这条崎岖艰辛之路的力量，来源于我的两位恩师——顾绥岳教授和张仁元教授。

　　顾绥岳教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他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我受益良多，顾教授最大的功绩有三，一是在我国最早建立了病理科，并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病理医生；二是开创了肿瘤登记工作，为后来的流行病统计作出很大贡献；三是在他的倡导下创立了肿瘤研究所。顾教授是我国病理学发展的先驱之一，在他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后人才能沿着他的脚步，不断前行。

　　在我刚进医院时，张仁元教授一直带着我看切片，他一直强调两点：多看书，多看切片。多看书是学习其他人的经验，多看切片是积累自己的经验。也是在张教授的教导下，我在做院长、党委书记的期间，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不管行政事务多忙，我都不忘自己仍是一位病理医生，每周定时回病理科为患者作诊断。

　　本刊：患者说您“诊断快速而准确”、“平易近人”、给了不少患者在其他医院得不到的准确诊断，从而使患者获得了正确的治疗，得到重生。在医患关系非常紧张的今天，您获得了患者的一致好评，在此方面您有什么心得能与大家分享吗？

　　朱雄增教授：我有很多的患者，从国家领导到普通的老百姓，尽管他们地位悬殊，身份千差万别，但对我而言，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患者。每一位患者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我都需要不遗余力地为他们诊断出疾病的源头，为他们之后的治疗打下坚实的基础。

　　患者、医生，甚至医药公司，都是社会中的利益共同体，我们应该更多地看到一些积极的方面，而不是仅仅关注或者无限放大他们的矛盾，把他们看成是站在彼此对立面的角色。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错，都会影响患者最终的治疗。我始终坚信几乎每一位医生都是真心诚意地要把患者治好。

　　从事肿瘤医务工作的医生更是要用宽容、耐心和爱心去面对患者，他们的内心正承受着常人想象不到的煎熬，更需要医生给予信心。

　　朱雄增教授告诉患者：肿瘤可诊可治，大多数肿瘤的治疗都能有章可循。很多肿瘤是可以完全治愈的，即便不能完全治愈，现代医学也都能使患者延长生存期，提高生存质量，要树立信心，要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用乐观的态度去面对它，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好结果。

来源：抗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