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基因IPO是如何炼成的？

莺歌燕舞

图：华大基因创始人 汪建

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据悉拟来港上市，但上市时间未定，集资约4亿美元(约31.2亿港元)，上市保荐人为花旗及大摩。

根据深圳华大基因科技的公司网站显示，公司成立於1999年，主要从事生物技术服务和系统解决方案，如提供一站式基因组测序。自成以来,先後完成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画「中国部分」(1%,承担其中绝大部分工作)、国际人类单体型图计画(10%)、水稻基因组计画、家蚕基因组计画、家鸡基因组计画、抗 SARS 研究、「炎黄一号」(100%)、大熊猫等多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基因组科研工作。以下为创业家报道解密华大基因：从“土匪”到“教父”看看这个数十亿美金的公司是如何炼成的？

没有商业计划书，一家子公司即引来风投14亿。有人称为生物界富士康，有人誉为全球创新50强。昔日“代表”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如今冒险并购美国上市公司，瞄准“人人服务”这个大市场。自称“土匪”的创业家汪建，在科学和商业领域横冲直撞。59岁的汪建又搞定一桩大事。2013年3月18日，他领导的深圳华大基因(下称华大)宣布完成对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Complete Genomics(下称CG)的全额收购。美国对手惊呼：华大买走“可口可乐秘方”。

汪建毫不掩饰收购后的野心：打通基因测序产业链，数年内使基因诊疗成为全球医院标配。他称这是一个千亿级乃至万亿级的大市场：“我为各国人民服务，各国‘人民币’会自动为我服务。”

收购CG像一场赌博。 “别人说你一个穷人也冒充投资人，但这个穷人‘忽悠’到钱了。”汪建告诉《创业家》。

不喜欢守规矩的汪建，令红杉中国沈南鹏等投资人又爱又恨。“华大已经是中国最牛的生物技术公司，但它仍然像一个早期公司，未来可能有十倍乃至百倍的增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资人称。

汪建一向“胆大妄为”。这位湖南人插过队，留过学。20多年前，在得知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后，他开始想象自己和它的关系。到了1999年，杨焕明和汪建等伙伴创立华大，并自作主张地宣布“代表”中国加入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他们还自己搞起水稻基因组测序等大项目。政府后来掏的钱加起来数以亿计。

很长时间汪建没找到爆发机会，直到第二代高通量基因测序仪问世，他迅速判断出它的价值。测序成本下降将使测序大规模商业化成为可能。2007年，华大与中科院不欢而散，南下深圳。它一口气在《科学》《自然》等国际著名刊物发表数十篇论文，令中国绝大多数高校和科研机构望尘莫及，深圳市政府则甘心掏出上亿人民币。

2010年，华大利用国开行数亿贷款，增添100多台测序仪，一举成为全球最大基因测序机构。如今，它在商业上开始得到认可，汪建得以从容地讲述华大“四部曲”，仿佛那是与生俱来。他一边渲染对管理的不屑，一边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科研体系和公司管理团队。作为一个成功的组织者，他远没有听起来、看上去那么忘乎所以。“我们就是一群土匪。”汪说。

在批评者看来，华大不过是科学水平不高、依赖测序仪器和人海战术的“测序工厂”，相当于“生物界的富士康”，而汪建是狂妄之人;在赞誉者眼中，华大足以名列全球创新公司50强，是“生物界的谷歌”，而汪建可谓不世出的科技创业家。

华大究竟是怎样一家机构汪建和他的伙伴们又是怎样一群人。

前史

汪建他们“擅自”代表中国加入了人类基因组计划。

汪建和他的伙伴们是一群“想干大事情”的人。他们推崇关于两弹一星的一句话：没有一声巨响，这个世界谁也不会理睬你。

1999年7月，华大在北京顺义空港创立，初衷是为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美国国会1990年批准该计划，拟在15年内投入30亿美元，测定和分析一个人的全部基因。时在华盛顿大学的汪建觉得此乃“天赐良机”：基因领域将会像号召上山下乡的口号所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直到1997年，已回国创办GBI公司的汪建才找到志同道合者：长他两岁、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的遗传学博士杨焕明，以及来自华盛顿大学的于军(后留在中科院体系，不再介入华大事务)和德州大学的刘斯奇。他们决定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代表本无意于此的中国。1999年9月1日，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五次会议在伦敦召开，杨焕明上台称中国愿承担其中的1%。事实上，他并未获得中国政府授权。看起来就像是一次“造反”，政府后来为什么会同意被代表不得而知。中国政府最终为此出资5000万元，杨、汪等人也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团队一起得到江泽民的接见。批评者称这是“绑架政府”。六部委轮番查账。按照华大战略规划委员会副主任朱岩梅的说法，汪建个人被查出花了两万多元，大多是参加各种会议的机票和住宿费，其中有不少来自每晚一两百元的旅馆。

无论是否“绑架”，华大成立之初对政府的依赖显而易见。1999年除夕，参加基因组计划尚未得到任何支持，汪建的挫折感很深：“国家不认，厂家不认，没人理我。”他排解郁闷的方法与众不同：开车从北京出发，一直向西，10个小时后到达1000多公里外的乌海。他说服一家打烊的小店老板给自己弄了饭。“我现在告诉华大的人，”汪对《创业家》说，“你们谁敢要饭去敢要的就好，不敢要的是笨蛋。饿都饿死你了，还不敢要饭”。

与政府打交道，除了“要饭”的勇气，一定还需要技巧。2001年，杭州华大成立，做的事情是水稻基因组测序。杨焕明的家乡在浙江，当地政府提供了支持。公司里贴满“精忠报国”的标语。汪“诳”大家说日本将在“9.18”完成水稻基因组测序，以此激励年轻人加班加点。作为一个鼓动者，汪的手段是否高明暂且不论，效果明显。由于浙江当地政府换届等原因，华大得到的支持没有想象的多。水稻基因组项目据说花费2亿多，华大欠下一屁股债。但汪建认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它由华大独立完成，为华大带来了“国际影响”。

2003年，SARS带来灾难的同时没忘给汪建他们一个机会。华大迅速破译四株 SARS 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并在此基础上研发出检测试剂盒。杨、汪团队获得**的接见。该年11月，中编委批准在原中科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基础上，成立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杨任所长，汪是副所长之一。

2006年，新一代测序仪的出现再次让汪建激动起来：测序能力百倍增加，成本百倍降低。任职于英国Solexa公司(后被Illumina收购)的周代星找到汪建推销这种测序仪。汪显得迫不及待：第一台机器由于运输损坏无法运转，他决定再采购5台。

朱岩梅说，汪建敏锐地看到测序技术的进步将出现拐点，认定整个行业将迎来巨变，中科院却不可能同意购买大批新机器。2007年，杨焕明评上中科院院士。也是在这一年，汪辞去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职务，率华大南下深圳。在华大，内部事务实际由汪建负责。

杨、汪等人一只脚在体制内，是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负责人;一只脚在体制外，是华大负责人。他们解释说，基因测序需要人手，中科院编制容纳不了那么多人。2008年年初，杨焕明被中科院免去基因组研究所所长职务，和汪建一样只剩下华大身份。“公私同行”的华大前史就此结束。

争议却未平息。2012年10月下旬，王俊回母校北大参加一个论坛，北大生科院院长饶毅公开批评华大。几天后，饶毅在科学网博客撰文称杨焕明领导的研究所和华大好像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华大迁往深圳后很多财产跟着走了，“公私同行”得利的是华大创始人和持股人。当年以冒领的1%人类基因组计划做大旗，华大才能在中国要钱要地皮，有资源买仪器、招兵买马。

汪建表示南下深圳时接受了审计，抱怨批评者应该到华大实地看一看。而《创业家》希望杨焕明讲述华大创业历程时，杨表示自己时间不凑巧，婉言谢绝。汪建现在宣称成立华大是“直奔科学”。科普作家方舟子记述他2000年11月访问华大的见闻：汪向方出示了一份两页半的“中国人基因多态性计划”申请书草稿—要求政府拨款8亿元，充满“为了中华民族千秋大业，再次请缨”之类的豪言壮语。至于“预防外国敌对势力制造针对中国人种的基因武器”，方认为系无稽之谈—有趣的是，2012年华大收购CG时，美国一些反对收购的人士也拿“基因武器”来说事，而华大已不再使用这种宏大的说法。

爆发

“科技服务能到一百亿，医学服务能到一千亿，人人服务能到一万亿。”汪建说。

在深圳，汪选中盐田区一家旧鞋厂落脚。华大当然没有忘记谋求政府支持，几年下来，深圳市政府提供的经费累计近亿元。

2007年4月，华大基因研究院在深圳民政局注册成立。这是一个事业单位。“从科学界出来就做企业，证明你在科学界是一混混。”汪建说。他们沿用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英文缩写BGI。有人批评华大学术水准不行，汪建就想，要“发论文发得你们都不好意思。”

当年10月，华大宣布完成绘制“第一个中国人基因组图谱”。汪建与深圳市政府打赌说“十二五”期间华大要在《科学》、《自然》几本顶尖刊物发50篇论文，结果去年超额完成。

随着华大测序能力提升，一些科学家及科研机构主动寻求合作。华大第一个商业模式由此产生：为科研机构、制药公司、育种公司等提供测序服务。据华大科技COO杨旭介绍，他们既有一两万元的单子，也有上千万甚至接近亿元规模的合作协议。

2010年初，华大利用6亿元国开行贷款，从Illumina购买了128台新一代测序仪Hiseq2000。这是Illumina迄今最大一笔订单。此前，华大已拥有20多台测序仪。杨旭说，把超大型项目交给一两台机器去做，五六年才出来，是不能容忍的。

华大随着新机器的到来迅速扩张，到2012年其测序数据产出能力占全球一半以上。华大从事基因数据分析的员工中，相当一部分是刚毕业甚至未毕业的年轻人，华大因此被一些人称作“测序工厂”。

汪建对这一称呼并不反感，而且自嘲是“科技民工”。“把工业发展模式搬到生物经济上来，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家。他们(指国内一些科学家)认为我们不是科学，最根本的一个争议就在这儿。”

2009年至2012年，华大的营收分别为3.43亿、10.37亿、12.63亿和11.05亿元。不过，汪建意识到科研测序服务的未来增长可能会比较平稳，而且，一个几万元的单子，客户也可能提出个性化要求，很难做到产品标准化。2012年年中，汪建提出放缓科研测序服务，讨论的结果是，暂不放缓，毕竟这是主要现金流来源。

在商业上，汪建更看重产前检测、宫颈癌筛查等健康服务。目前，对于唐氏综合征(一种先天性遗传疾病)筛查测出的高危孕妇，确诊需采用羊膜穿刺及绒毛取样，提取胎儿DNA，操作复杂，而且可能使少数孕妇流产。华大从2010年12月起，与北京市妇产医院、301医院合作尝试无创的唐氏综合征检测，每次收费约一两千元。在新浪微博上，一些做过无创检测的孕妇公开表示支持这种新技术。但检测不久之后被叫停—它没有得到药监局和卫生部批准。

“国家药监局的人答复说，这种新的东西没有申报途径。”华大健康业务前负责人王威博士说。她称药监局后来组织调研，觉得不该一棍子打死，这等于默许;卫生部也做过调研，结论是需要部委间协调。

汪不会放弃自己看准的机会。进不了北京，再回深圳，三次答辩后华大在当地拿到准生证。2012年，华大无创检测业务进入湖北、天津等地，当地亦有高官欣赏华大。“我们也非常狡猾，这里不行换那里，我们随时可以漂流。”截至2013年3月初，华大完成近10万例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我们走到前面去不叫违法，叫无法。科学已经证实是对的，就可以用了。”汪建说。今年年初，他参与与国务院领导的座谈时，趁机“告”了有关部门一状。

尽管只在少数城市有试点，华大健康业务已显现出爆发力，2011年营收2000万元，2012年据称为1.4亿元。汪建希望2013年仍然有数倍增长，最好在收入上超过科研测序服务。一位投资人说，当初华大对这块业务估值100亿，他们吓了一跳，但后来发现“未来是完全可能的”。《创业家》采访汪建当天，碰上泰国一家著名公立医院访问华大并签约，打算引进其健康服务。

汪建给华大设定了四部曲：科研服务、科技服务、医学服务、人人服务。“我们现在才走到第二步，第三步正在加速。科技服务能到一百亿，医学服务能到一千亿，人人服务能到一万亿。”

所谓人人服务，是指基因测序和分析成本大幅度下降，生物大数据足够丰富后，人人都可以在常规诊疗中应用基因信息。目前，一个人的全基因组测序成本已下降到数千元，但加上分析成本，大概要10万元。

在科研测序和健康服务方面，华大的竞争者均已出现，其中有不少是前华大员工。2011年成立的贝瑞和康已得到君联资本投资，其创始人正是曾经卖给华大测序仪的周代星，华大骨干之一高扬被他拉来一起创业。对于前华大人创建的公司，华大人称之为“华小”。高扬认为“华大是愿意培养年轻人的”。他在一些高校及研究所见到，即便对于一些老旧机器，学生也不准接触或只能有限接触，而华大从不对年轻人设限。

像高扬一样离开华大的人不少。有被腾讯连窝端的IT团队，也有加入清华大学的片区主管。为了稳定团队，2013年春节后华大启动员工持股计划。汪建和员工们一样在格子间办公，而且一直租房住，他对员工承诺“哪天你们还没有住房，我有好住房，你们把我杀了就完了”。

融资

几个月时间，华大融资14亿元，投资机构包括光大创投、云锋基金、红杉资本。

2012年7月21日，北京，暴雨。十三陵附近一个私人农庄，聚集着数十位来自深创投、红杉资本、弘毅投资、摩根斯坦利等投资机构的重要人物。农庄女主人是今典集团张宝全的夫人王秋杨，与华大基因总裁汪建一起登过山。

创立10余年，华大从未接受过风投。汪建认为很多投资人听不懂他说的话，还想控制他。现在，他急于筹到十余亿人民币，收购纳斯达克上市公司Complete Genomics(CG)，并准备后续的运营费用。

汪开始面对追问。“你是科学家还是企业家”“你们不是发论文的吗”“你们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万科董事长王石出来为汪解围。王也是汪建的山友，他不仅免费给华大做顾问，还将万科创始团队成员黄胜全推荐到华大。

“老汪早就做过企业……”王石说。湖南人汪建初中未毕业便上山下乡，9年后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湘雅医学院，后到北京中医药大学读硕士;1988年赴美，先后在德州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做研究，1994年回国创办GBI公司，做乙肝诊断试剂，1996年与杨焕明准备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熟悉汪建的人说，GBI赚了不少钱，但汪一度被排挤，这使得他后来非常看重控制权。

汪的耐性比王石差。他说自己甚至拍了桌子。“你是让别人给你投钱，”王石劝他，“你这样别人怎么投”

“别人”还是有兴趣。兴趣很大。光大控股医疗健康基金团队负责人陈鹏辉是生物医药行业出身，在近半年时间里对华大做了各种各样的尽职调查。红杉资本沈南鹏多次带队到访华大，董事总经理杜莹专程跑到美国波士顿调查华大在客户和同行当中的口碑。“我们从怀疑到投资，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资人说。

这一过程中，一些印象据说得到更新。比如，华大不是一家商业型公司，拿了政府不少钱，没什么盈利能力。投资人调查则发现其年盈利达两亿元，政府资金所占比例已不大。比如，华大构架复杂、管理混乱。投资人则发现华大在基因测序(测定生物DNA序列，破解基因密码，这些信息在医疗、农业等领域均有可能应用)各个应用都成立了子公司。

“这个公司虽然有点乱，但已经搭好构架，随时可以爆发。”一位投资人说。

汪有十足的底气。“谈判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没有发言权，”汪建说，“你要觉得你牛，跟李英睿比一比呀我们最著名的王俊同志还不用拿出来，就把他们吓住了。”26岁的李英睿是华大基因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华大科技)CEO，19岁时北大没毕业进了华大，在《科学》《自然》多次发表论文;王俊36岁，是华大CEO，被《自然》评为全球科学界2012年度十大人物，汪最近将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一职也交给了他。

华大的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6岁。有业内人士表示：“华大的优势是年轻，劣势是太年轻。”

汪的本意是拉风投一起收购CG，但投资人最感兴趣的是产前诊断、宫颈癌筛查等医学服务。但投资人最终选择了面向科研机构、制药公司的基因测序服务。这是华大最主要的现金流来源，年收入超10亿元，半数来自国外。与此同时，投资人希望保留今后入股华大健康业务的优先权。当然，他们心知肚明，华大拿到钱以后，首先要干的事情是收购CG。“直到融资结束，我们都没有一份(完整的)商业计划书。”华大投资总监熊力说。

2012年12月，华大宣布旗下子公司华大科技出让42%股份，融资13.98亿元人民币。其中，光大控股4亿元，云锋基金2.3亿元，红杉资本2亿元。深圳本地的深创投只投了2000万元，汪建嘲笑对方“胆小”。另有弘毅投资等选择放弃。华大科技新的董事会中，华大占5席，风投占4席。但汪说：“你不要管我运作。什么叫规范公司我能够把它做好了就是规范，我不守那些规矩。”

一位投资人谈及华大未来的风险时说，他们最欣赏和最担心的都是汪建：“跟老汪打交道是一段痛苦的过程，无论我们怎么说，他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对老汪又爱又恨，他绝对是华大的精神领袖。还有一句玩笑话，华大最大的风险就是老汪，我们怕他出昏招。”

收购

竞争对手说，华大基因拿走了“可口可乐秘方”。

按照汪建的说法，他们做出收购美国纳斯达CG的决定只用了5分钟。“重大决策从来没超过5分钟。我们什么时候正儿八经开过会”

2012年6月，华大CEO王俊收到CG交易顾问的邮件，邀请参与收购竞价。在驱车前往深圳东郊华大农业基地的途中，汪建与王俊决定收购。

除了要经过美国政府审批，完成并购以及后续经营投入，至少需要10亿元。华大账上根本没那么多钱。

汪势在必得。比起当年未经允许就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钱是小问题。作为全球最大基因测序机构，华大在产业链中下游优势明显，却受制于上游。华大最重要的资产，那100多台测序仪，即来自美国Illumina公司。CG位于硅谷山景城，既有测序服务，也有自己的测序仪，只是经营不善，每年亏损五千多万美元。汪希望借助这个“兵工厂”打通基因测序产业链条，大幅度降低基因测序价格。如果汪所说“5分钟”没有夸张，只能说明他对此早有深思熟虑。汪并非一般的“土匪”。

当年9月17日，华大与CG签署并购协议，华大将为对方提供3000万美元过桥贷款。如果无法通过美国政府审批，这笔钱很可能有去无回。“OK，不就是两个亿(人民币)嘛，就准备交学费。你老这么计算，人家不跟你玩。”汪说。“我们最擅长的就是打肿脸充胖子。”

与汪建事后的传奇化描述不同，并购的执行者们还得一步一个脚印。华大几乎掏光家底，而融资谈判尚在进行之中。尽管如此，华大还是请了一流的交易顾问、律所和公关公司。王俊说，这花掉不少钱，但并购得按国际规则办事，该花钱的时候就不能手软。

交易顾问花旗建议报价每股3.75美元，华大财务部门建议3美元。王俊的估测被最终采用：3.15美元。这个报价刚好高出竞争对手一点点。“王俊在这儿掰指头一算，三块一毛五。”汪建说。“几个小家伙问我，我说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都是冥冥之中的，哪用那么认真你找对象都是算好的吗”

“这是一种心理博弈。首先这个公司值多少然后你的竞争对手会出多少我后来想这个事，还真是挺沾沾自喜了一下。”王俊说。

此前销售过100多台测序仪给华大的Illumina，担心华大收购CG后威胁自己的地位，试图阻击这宗收购。一方面，它曾出价3.30美元表示想收购CG，又中途撤回材料;另一方面，它在各种场合声称华大相当于从美国拿走“可口可乐秘方”。

12月12日，华大刚完成融资，硅谷颇有影响的《圣何塞信使报》刊登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两位委员撰写的社评，大意是华大由中国政府拥有和控制，而且可能带来生物武器威胁，呼吁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严格审查此案。

当天，CG联合创始人兼CEO Clifford Reid即发出致公司员工的公开信：“华大是一家私人企业，由其员工拥有……Illumina一直在卖设备给华大，也没听说什么国家安全问题。”

今年29岁的华大基因研究院副院长徐讯，从2011年起负责华大的美国业务，如今又奉命在美具体处理收购事宜。“最最关键的是，”徐说，“美国政府审批时的一系列媒体公关工作。这个事情吵得沸沸扬扬，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有竞争对手的恶意中伤”。华大在回应时，则尽量不讲中国因素、生物安全，而是宣传华大与盖茨基金会及美国多家儿童医院的合作。

2013年3月18日，交易额为1.17亿美元的收购完成。选择留任的Reid博士表示：“我希望在2020年之前，每个人在常规医疗程序中，都可以根据自己特有的基因构成接受咨询和诊治。”

在CG和华大看来，这意味着临床医学的革命，潜力无限的市场。双方此前都曾表示计划开展百万人基因组测序。“我不能做一个人的肿瘤研究，就把研究结果推广到全世界。”王俊说。“做上百万人的样本，把里面规律性的东西总结出来，才可能开发应用。这种大型研究计划，以及再往后走的大科学大数据产出，最终会形成有利于老百姓的用途。”

百万人基因组测序的前提之一是测序成本急剧下降。因此，汪建将收购CG视为一个里程碑式事件。光大控股的陈鹏辉评论说：“如果华大整合CG成功，将对人类基因组测序价格下降带来划时代的影响。”

关于华大，争议从未停息。它的科学水平到底如何它的临床技术能够得到医生们多少认可它的模式能否持续它的蓝图能否实现但无论如何，人们已经不能忽视这家机构的存在。

2011年年底，乔布斯去世不久，当时还不算华大一员的朱岩梅在新西兰颠簸的海船上读《乔布斯传》，读到那段著名的广告语时，她给汪建发短信，说这就是形容华大人的：“他们特立独行，他们桀骜不驯，他们惹事生非，他们格格不入……你可以认同他们，颂扬他们，反对或诋毁他们，但唯独不能漠视他们……只有那些疯狂到认为自己能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变世界。”汪建回短信：“谁要做老乔咒我啊!”

华大基因总裁汪建：我不守那些规矩

华大基因总裁汪建解释自己为何不按套路出牌，为何有些疯狂的举动。他说：“我没见到过技术上很行、产业做得很好、还能做科学的。只有华大，全世界只有华大。再往前推的话只有贝尔，欧洲只有巴斯德。”

这次收购从(2012年)9月份宣布到今年1月才批准，我们这3000万美元(过桥资金)差点打水漂了。OK，不就是两个亿(人民币)嘛，就准备交学费。你老这么计算，人家不跟你玩。我们最擅长的就是打肿脸充胖子。

我们原来一分钱资本没有，谁来(谈投资)我们就财大气粗把人家骂出去。现在要收购，钱不够了，割点小肉出去，把子公司卖40%换了14个亿。

但是，除了我保证(融资子公司)达到今明两年利润目标、后年估值100亿元，其他的就不要管我了。不要管我运作，中间任何过程不要参与。他们(投资方)要求给高管点股份，说这样会稳定。我说少给我来这套，你看稳定了我就把他调到别的部门去了。他们没办法。我们非常强硬，你说了不算我说了算。华大这么大，随便给它挤一点儿完成任务就完了，谁跟他玩儿那个游戏(对赌)。你要的是回报，对吧，你不要管华大内部的事情。

你要觉得你牛，你跟李英睿比一比呀没人敢嘛。英睿19岁闯荡江湖的时候你在哪儿英睿现在世界著名，你著在哪儿我们世界最著名的王俊同志还不用拿出来，就把他们吓住了。王俊全球谁敢惹他王俊随便在国际的商业大会、科技大会上镇得住几千人，你这几个小投资，投个十亿八亿还谈来谈去，你们烦不烦(编者注：26岁的李英睿是华大子公司华大科技CEO，19岁大学未毕业即加入华大，已在国际著名杂志发表多篇论文;36的王俊是华大CEO，最近入选英国《自然》杂志的2012年度全球科技十大人物。)

我们谈不过人家的时候就开始智力歧视。智力歧视，他们心里都虚，我们就是气壮如牛。谈判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你觉得你比人家智力低的时候你敢说话吗企业管理就你那智力你敢说话吗科技你敢说话吗他们算投资回报都没有王俊和英睿算得快。

什么叫规范公司我能够把它做好了就是规范，我不守那些规矩。我跟他们说得很清楚，除了硬性的法律框框以外，其他的免谈。我们有我们的玩法，你们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拉倒，不要干涉华大的任何事情，你没有资格干涉。你投的不就是科技服务嘛，你后面还要不要别的

后来谈了几次变成朋友，我们有点儿收敛，他们也有点儿收敛。有个协议，将来我们的健康服务开始融资，他们优先进来：我都被你欺负成这样了，后面那块儿不先给我订个席位

华大要走“四部曲”。先做科学研究，树起旗帜来。科学研究做好了，科学家就愿意跟着我们走，科技服务就出来了。科技服务出来了，医生也愿意跟着走，就是医学服务。然后老百姓就自己做了，叫为人民服务。四部曲，现在第三步正在快速加速，今年可能就超过科技服务了。去年临床服务七倍增长，现在前两个月已经完成了三倍的增长了。

临床服务在政策上还没突破。这个新的东西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怀疑我们是坑蒙拐骗。大前年我第一次跟人家汇报的时候，他问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说最大的困难是无法无律可依，我想遵纪守法你没有，我要走你说我不能干。法律都是在维护既有秩序，我们在创造新的东西。你法律界应该主动学习，创造新法来满足社会创新发展的需求，你既不学习也不来实地调研，那我只有一条了：张嘴大骂。你要遵从法律去创新，你干脆回家歇着去吧。

华大从参加人类基因组开始到今天，从外表上看是不按套路出牌，有些疯狂的举动，但是骨子里面要是一步不符合规律，是走不到今天的。还有各地的政策，各个阶层的人士那种对成功对创造对创新的渴望、对我们的支持包容。但是我们也非常狡猾，这里不行换那里，我们随时可以漂流。

我就要做科学院，我就要做科学老大，而且要比任何现有的科学体系都更好，这是我们当时的初衷。从科学界出来就做企业，那说明你在科学界是一混混，我们今天要表明我们是科技老大，不是企业老大。企业是低智力的人做的，而我们现在也还基本属于低智力。

生物经济和工业经济是两回事，生物经济首先要解决的是科学问题，我们直奔科学。我们几个人从90年代初开始讨论人类基因组计划，我们追逐这个梦20多年。我可以用我的半生去献身科学，当科学突破的时候再转到企业界。做企业这帮小子大多是为了挣钱去创业，谁敢说自己生的伟大我们牛就牛在这儿，我们开始就是想做好人。

科学问题后面就是产业问题。我们的提法就是先为人民服务，先为各国人民服务，然后让各国的货币为我们服务。我们的口号是“中国太小，宇宙太大，地球正好”。我没见到过技术上很行、产业做得很好、还能做科学的。只有华大，全世界只有华大。再往前推的话只有贝尔，欧洲只有巴斯德。

我们想活出一份精彩来，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在人类历史上可圈可点。比如说我希望在未来三五年之内，咱们的女同胞不再担心宫颈癌，我觉得我能做到。孩子出生了，不再有地中海贫血，中国的聋哑学校应该关掉95%，这是我马上想做的事情。你说我做完这个事情，我人民币会少吗你不用去想人民币，它自然会来。

我想就像美国IT业都在加州那边，我们生物界能不能在东南沿海出现那样一个东西，出现一批英雄人物。我(个人)啥也不缺，我一双鞋一年穿到头。我叫四无，无领带，无表带，无裤带，无鞋带，你说我要什么什么都踩不到我。你要豪华，你有我经历过的豪华多吗你有我经历的国际社会的那种辉煌多吗你有我经历的中国社会的辉煌多吗你有我经历过的生死多吗买一个裤带花20万，我买一根两毛钱的绳子不一回事吗外界对我们有争议我从来不去听，我不去听就没争议。网上在骂我们，我不看就没人骂我。所以我最开心，我走到任何地方，我从这儿走到万象，走到曼谷，走到吉隆坡，走到雅加达，走到新加坡，走到迪拜，走到耶路撒冷，有多少人没人骂我。中国那几个人，方舟子骂我，我没看见，我没听见。你有本事你当面跟我骂，谅你没那胆量。

本文转载自《创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