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D的一场官司

纠纷的起点，要追溯到2020年6月。彼时，合富中国与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建立了为期五年的试剂供应链集成合作。双方约定由合富中国作为集中供应商，为医院提供体外诊断试剂及耗材的整体供应链管理服务，包括统一采购、配送及库存管理等内容。

然而，在五年的合作期内，医院并未严格按照约定向合富中国全数采购试剂。期间，合富中国多次与医院沟通协商，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最终，合富中国于2025年4月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约4888万元。

2025年9月，医院也提出反诉，要求合富中国赔偿约584万元。到了2026年3月，合富中国披露在连续十二个月内，纠纷诉讼累计金额高达约1.4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08%。其中，试剂买卖合同纠纷和放疗设备买卖合同纠纷是最核心的两桩案件，合计涉案金额约1.36亿元。

这个数额几乎架起了公司近两年来全部诉讼的半壁江山。而2025年公司总营收仅6.78亿元、归母净利润亏损3364万元，可见诉讼对其的必要性。

合富中国并非孤例。

2025年11月，凯普生物发布公告：过去一年里，公司及子公司作为原告共发起了69起诉讼和仲裁，其中41起已结案，涉及诉讼金额约3900万元；剩余仍有高达3亿元左右的合同纠纷悬而未决，尚未结案。

另外达安基因、明德生物、迪安诊断、金域检验等大型IVD企业的应收账款也均超过10亿元。

在传统上，IVD处理此类纠纷的主要方式是“协商＋拖”。具体收到延期通知后，企业通常会先进行口头催讨；催讨无效时，派业务人员甚至法务团队赴医院现场沟通；若仍无果，则“将其作为坏账计提，择机通过业务层面抵扣的方式逐步消化”；只有万不得已，才会走向诉讼。这种“重协商、轻诉讼”的做法，源于IVD企业与医院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那么，4887.83万元的索赔诉求最终只判得330万元，这个结果是否符合预期？答案可能是：相对符合。

在大型商业合同纠纷中，违约损失的认定历来是审判中的难点。法院对可得利益损失的认定持审慎态度，尤其是在合同履行期较长、涉及供应链管理服务等复杂对价的案件中，原告主张的预期收益往往难以得到全额支持。

法院在计算赔偿时，通常会要求原告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而非合同项下的“应有收入”。因此，从一审判决仅支持330万元的结果来看，法院很可能采纳了相对保守的损失认定标准，只认可了部分已发生的直接经济损失，而对更广泛的预期收益部分未予支持。

可能对于合富中国而言，这场诉讼的价值不止330万元的赔偿本身。还有，法院驳回了医院的全部反诉请求，这意味着医院提出的584万元赔偿要求未获得任何支持。

这也证明合富的确损失了。

无论如何，合富中国这一案件之所以引发行业关注，是因为在IVD领域，类似合同纠纷在数量上极为庞大，但敢于主动起诉的却少之又少。为什么？

第一个层面是公立医院的付款困境。在医保控费和集采的大背景下，公立医院的资金压力空前。有业内人士指出，公立医院本身运营压力巨大，尤其在DRG/DIP改革和药品零加成之后，医院收入来源受限。当地方财政补贴不足或医保回款滞后时，医院将支付压力向上游转移，形成了“医院欠药企，药企欠供应商”的“三角债”困局。换句话说，公立医院并非恶意违约，而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医保部门欠医院的，医院自然也就欠企业的。

第二个层面是企业维权的投鼠忌器。公立医院作为药品和服务的采购方，在谈判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企业往往不得不接受苛刻的付款条件，甚至在催款时投鼠忌器，担心“告了这家医院，下一家医院的合同就签不成了”。面对强势的公立医院，许多企业即使手握合同，也往往陷入“不告不给，一告才给”的被动局面。

“协商＋拖”的模式正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即使法院支持的金额远低于企业诉求，但诉讼划清了责任边界。

在集采和控费的双重压力之下，医院和IVD企业都在“求利”。医院希望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压低采购成本，弥补自身运营缺口；而IVD企业则需要确保已有的合同回报能够覆盖成本并维持最基本的利润空间。当利益冲突时，契约条款便成为最直接的博弈前线。

合富中国330万元的判决，在数额上或许只能算作杯水车薪，但却是IVD企业与公立医院之间博弈关系的缩影。沉默已不再是生存之道，但起诉也不是万能解药。

最终，能够帮助IVD企业走出困境的，或许是更聪明的产品结构、更多元化的客户组合，更强的风险抵御能力。

参考资料：

1.合富中国：诉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买卖合同纠纷案一审获赔330万元及律师费，反诉请求被驳回，界面新闻，2026

2.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一审被判赔330万元！合富中国披露试剂买卖合同纠纷进展，深圳商报，2026

注：本文内容仅供行业动态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临床医疗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