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上过市的IVD公司们！

虽然小编没有这么深的功力来研究咱们IVD行业的公司，但还是尝试汇总目前已经上市企业相关的信息，供大家参考和思考，如何被选中？如何成为历史偶然中的必然？

从下面这张不完全且有可能不恰当的统计表说起，这个一览表汇集了在创业板、科创板和主板上市的相关IVD企业的信息，包括其地址、成立时间、上市时间、创始人的类型和标签等。

*a：迈瑞2006年纽交所上市；2018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b：中源协和前身叫“望春花”，在1993年5月由⼏家纺织公司组合上市

*c：小编主观乱贴，不当之处请包容

 在《取真经 | 敢问IVD不卷,路在何方？》这篇文章中，小编曾概述了中国IVD的发展史，从1978年至今，中国体外诊断产业呈现出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萌芽、初创到成长和高速发展的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初创期(1978—1990年）、成长期(1991—2000年）、快速增长和竞争加剧期（2001年至今）三大阶段。我们来看一下与之相对应的上市企业的时间分布情况。

首先是成立时间，整体来看成立时间相对比较分散，1998-2005年是第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区域，平均每年有3家上市公司成立；2007-2008两年算是IVD上市公司的成立大年，平均每年有8家上市公司成立。

其次是上市时间，新冠之前基本每年上市不超过4家公司，2017年出现一个小高潮。而新冠之后的2020-2022年累计上市34家，基本占据了50%的数量，大有“一夜东风起，万山春色归”的气势。希望退潮之后，大家都还能泰然自处。

最后再看企业从成立到上市所经历的时间，这个相对值比较具有统计规律和参考价值，经历12-16年上市的公司共35家，占据约50%。所以，一定要有耐心和长远的战略预期，相信时间的力量。

接着来看区域分布，广东和北京以绝对优势占据第一梯队的位置，紧随其后的是江浙沪包邮圈，上述五个地区IVD相关上市公司数量已经占据全国上市公司总量的80%以上。区域优势主要体现在高效的供应链、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和丰富的专业人才方面，这种区域局势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扭转，所以从地利的角度，IVD优势企业还是建议优选广东、北京和江浙沪这几个地方。

一个公司的成功，源自多重因素的重叠，而其中创始人的特性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一方面。不论是任正非之于华为，还是雷军之于小米。学过中心法则的同学，很容易理解是DNA决定了最终的表型。而创始人发挥的作用就如同DNA一样，他的理念和价值观会渗透到公司的方方面面，最终成就这家企业。

要想用一个词对创始人或一家企业进行概况，是非常难的，只是为了从宏观角度统计分析这些IVD上市公司创始人及企业性质的分布，小编尝试用如10类关键词进行分类，信息调查不全或者不好归类的算作其他。

从上面的分布图可以发现，在中国IVD上市企业创始人中，国内大厂单飞、海归和体制内三种背景的加起来几乎占到所有情况的50%。虽然标签比较草率，但也能看出一些端倪，国内大厂单飞代表一种国内已经成功的商业模式的再尝试或者再突破，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海归则代表一种国外已经成功的商业模式或者新兴技术的引入，可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而体制内下海则代表一种资源的整合应用于另一个领域。

所以正如孙子兵法所讲的，不打没有胜算的仗。不要盲目，不要为了创业而创业，为了提高成功率，要掌握一些胜算才行。

宏观概览能够看到历史发展的必然，却找不到历史偶然的必然。

更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安科。

成立于1986年的深圳安科，是国内最早自主研发大型医学影像设备及微创治疗设备的企业之一。发展初期，深圳安科填补了该领域多项国家空白，开发出我国首台MRI、首台螺旋CT、首台移动式CT、首台乳腺X线机、首台神经外科手术导航系统等。

由于国内多家医疗器械上市公司创始人、核心团队都曾在深圳安科履职，因此深圳安科在业界有医疗器械的“黄埔军校”之称。公开资料显示，迈瑞医疗（300760.SZ）创始三剑客徐航、李西廷、成明和、理邦仪器（300206.SZ）创始人张浩、谢锡城及宝莱特（300246.SZ）创始人燕金元都曾在深圳安科任职。

“深圳安科曾是医疗器械行业的重要力量，但近年来在现代化管理和市场竞争方面滞后于其他同行业。”

学生都上市了，为啥老师还没，这里面应该有值的寻味的成功要素。

另一个例子则是艾康和艾博。

据公开信息可以发现，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四家上市公司高管都有艾康和艾博任职经历。

安旭生物：创始人凌世生,1996年7月至1997年7月,任杭州大学生物科学院研究员;1997年8月至2007年8月,任艾康生物技术(杭州)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博拓生物：现任董事、总经理吴淑江和董事、副总经理高红梅之前均在艾博生物和艾康生物担任运营总监和销售总监等要职

东方基因：副总经理钟春梅、徐发英、庞琦等之前均在艾博生物和艾康生物担任研发主管、销售总监、质量总监等要职

奥泰生物：创始人高飞先生，1998年6月进入艾康生物技术(杭州)有限公司工作,历任研发主管、研发经理、研发总监、研发副总经理;2005年12月至2011年4月任艾博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文章开头提到的《基业长青》要解答的问题是：是什么使那些卓越的公司与众不同？

解答这个问题的思路是通过不同公司的比较来寻找差异，最终获得答案。

他们得到的答案如下，小编尝试引入一些案例印证一下：

引用《远见未来：金域医学长期成长顶层思考》一文的三段话，我们尝试感受一下金域的发展路径，或许能印证第一个要点。金域不是靠着某一个产品或者某一项服务，而是通过其质量文化、家文化、创业文化和创新文化不断的发展。

“从0到1，从无到有，九十年代初期金域医学的核心创业团队开创了医学检验外包服务在中国的运营模式的先河；2003年，金域初创团队秉持着“帮助医生看好病”的初心，聚合社会化医疗资源，以专业化力量服务社会，开创了我国第三方医学检验行业。

金域医学始终秉持长期主义，聚焦第三方医学检验服务主航道，不跟风，不炒风口，将主业做深做透，追求扎扎实实的长期成长。在20多年的发展中金域医学始终坚持自己战略和价值观，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不赚快钱，不以暴富或短期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重视体系化建设，坚持做长期的投入、构建和布局。

通过深入持久的在医学检验领域的努力，不断积累的“大平台、大网络、大服务、大样本和大数据”等核心资源优势，通过坚守追根究底的质量文化、温暖和谐的家文化、艰苦奋斗的创业文化和永不休止的创新文化，形成行业内“市场份额最大、医学实验室覆盖最广、检测样本最多、技术平台和检验项目最全、研发技术最强”的第三方医学检验集团，在医学检验领域建立起强大专业能力、核心竞争力和领先优势，成为国内第三方医学检验行业的市场持续引领者和名符其实的隐型冠军。”

摘录纳微科技董事长江必旺博士分享自己的硬科技创业历程的文章《从0到上市，他用了15年：硬科技，要有耐心》中的几段话，我们尝试理解一下超越利润的目标感，感受一下理想主义的硬核坚持。

“……我们开始做生物医药一直亏钱，后来为了公司生存我花了少部分的精力开发液晶显示屏用间隔微球，产品还很快就导入市场，在早期养活了公司。

这本来是一个好事，但是这也导至我跟合作伙伴的矛盾。

合作伙伴认为在花少部分的精力就能养活公司和花的精力却一直在亏损，因此应该把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可以快速挣钱的液晶显示领域。

我跟他说，我一开始就希望做生物制药这个行业，因为一次回家探亲的经历触发我做这个领域的动机。

去美国后第10年才第一次回国探亲，见一个农村亲戚得了糖尿病，因为每天要注射胰岛素，这对他家庭的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

小时候在农村很多人都买不起药，因此不愿意去医院看病。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

……

后来，我做不了药，也当不了医生，但是我是研究高分子材料的，微球材料正好是生物制药不可或缺的，也占据生物制药分离纯化的主要成本。

而且当时这些材料是高度垄断，进口每年都要涨价，如果国产化不了，中国生物医药就不可能降价的。

我一开始的初心，就是为了做生物制药，但后来生物制药领域发展过程太漫长，一直是亏损状况，而液晶显示屏的微球却养活公司。”

《安必平蔡向挺：不安分的创业，不平坦的上市，必有不一样的未来》一文中，“不安分”这个词很好的描述了刺激进步的样子。

“蔡向挺本可以“安分守己”地从事体外诊断试剂的进口代理业务，从国内市场迸发的红利中分得一杯羹。

……

学预防医学出身的蔡向挺早早参与到进口代理的业务之中，并在1999年3月，携夫人一道创立了康顺医学（后被安必平收购），代理美国医疗系统和试剂巨头碧迪（BD）的产品。

然而，2005年6月，蔡向挺创立安必平，投身到体外诊断的国产替代浪潮之中。谈及背后的原因，蔡向挺表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当时，美国公司逐年涨价，实在是没办法再进行市场推广了。”回想起当时的情形，蔡向挺颇为感慨，“如果我国在这方面过于依靠进口，一是在供给上面临随时断供的威胁，二是在价格上也越来越无法掌控。”

基于对液基细胞学的深刻理解，以及对未来前景的看好，蔡向挺果断作出决定，从进口代理转向国产替代。

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则来自开展疾病预防的意义。安必平自成立开始，便将目光瞄准了宫颈癌早期筛查领域。”

《李西廷60条商业思考，解释了迈瑞医疗凭什么成为中国医疗器械龙头》一文概述了迈瑞的发展过程，其中有这么一段话，隐约透露着对当年的国内小公司而言胆大包天的目标——“将高端医疗器械国产化”：

1991年，40岁的李西廷看望在县医院工作的高中同学时，发现医院里的手术台旁边连最基本的治疗和急救设备都没有。他向同学询问情况，得到一个非常无奈的回答：“买不起”。

这三个字让李西廷内心感到一股悲愤。

当时国内只能生产消毒柜、病床、镊子、夹子、针管等简单的医疗器械，其他稍微有点技术含量的设备都被国外的GE、西门子与飞利浦等品牌垄断。一台技术门槛不是很高的简单监护仪产品，都卖出13万元的高价，而现在卖价在8000元左右。高昂的医疗器械价格推高了老百姓看病的门槛。一家医院的职工好不容易集资十几万，买了一台进口的检查设备，但病人平均等待周期要半年以上。

李西廷决定改变这种局面。他有医疗器械专业背景，当时还在中国最早的医疗器械公司——深圳安科（由中科院与美国上市公司Analogic合资创立），从事复杂医疗器械的进口贸易。

他回到深圳后，劝说两位同样有专业背景的同事一起创业，“再这样下去，中国永远也买不起那些设备。我们都是吃技术饭的，不能眼睁睁看老外这样宰我们。反正我们也不是没专业，失败了，大不了再回去打工呗”。

就这样，怀揣着“将高端医疗器械国产化”的心愿，李西廷成立了迈瑞医疗，起初只是一家代理小公司。

而华大汪健们自作主张代表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同样是胆大包天的代表案例：

1999年，怀揣爱国情怀的汪建等人“自作主张”，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向人类基因组计划提交了注册申请，使中国成为继美、英、日、德、法后的第六个加入该组织的国家，成功拿到全球顶尖基因科研圈的门票。

华大基因发展历程的这一阶段，主题与当时中国国家科技发展的定位一样，被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称为“跟踪/跟随”。

这个发展历程，集中于BT（生物技术）科研领域，积极筹备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过程，严格来说是一种在科学研究上的跟随行为。当时所接触的基因测序技术，也是比较原始的凝胶电泳，成本高效率低，每天最多只能做200个碱基。

不过，正是这最初对全球人类基因组科学研究的跟踪和追随，为接下来的同步与超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教派般的文化，在我们健康行业最典型的例子是对质量的追求，再说回金域，2021年12月31日，金域发布《金域医学宪章》（其定位类似于华为的《华为法》），里面醒目的写到

“信条：质量就是生命

金域坚信视质量为生命就是发展的立身之本；

坚持为客户提供最佳质量的产品与服务；

坚守追根究底的质量文化。”

勇敢的剥离原有表现不佳的业务，发展优势业务的案例，目前小编还没有找到很合适的，暂且摘录一个新冠期间在美国挣足里子面子的企业——九安吧：

“但是自从2015年股灾之后，九安医疗也一路走低，一直到2021年5月份，已经跌回了8元钱。

而因为新冠疫情，九安医疗再度翻身。

准确的说，是一款出口美国的新冠抗原家用自测OTC试剂盒。该款试剂盒可快速测定人体鼻拭子样本中的病毒，可以居家测试，15分钟出结果，且能检测出奥密克戎变异株，售价仅6.99美元。”

关注九安的小伙伴肯定都知道这波赚美钞的爽单。

中国IVD企业整体年龄都不够长，接班人的成功故事还不多，但是接班不顺的案例倒是可以列举一个：

《IVD老大哥科华生物沉浮录！》一文概述了科华的几个发展阶段：

科华生物创建于1981年，2004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1989年，科华在国内率先研制出酶联免疫法乙肝二对半试剂盒，标志着中国酶免疫试剂盒开始进入大规模商品化生产时代。

正是这一标志性的创新，让科华由此开启了长达十年的酶免乙肝两对半市场统治地位。

根据当年的老科华人员回忆，彼时上海各大医院的检验科主任骑着自行车，背着包，包里装着现金，在科华厂房的门口排队，刚刚生产出来的试剂在现场就被抢购一空。

到2004年，科华已发展成为国内生产量最大、市场占有率最高、品种最齐全、报批量最大的体外诊断试剂生产企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内IVD一哥。

2004年科华上市，三位创始人徐显德64岁，持股7.93%，沙立武51岁，持股7.13%，唐伟国47岁，7.43%，三人的年纪都不小，持股比例都不高，为后续的创始人相继退休、退出管理和科华的无实际控制人埋下伏笔。

2014年，方源资本通过收购原始股东沙立武、徐显德等手里的股份，加上认购科华定向发行的2500万股，成为科华第一大股东。

科华变成无实控人上市企业，企业缺乏长远战略规划的落地执行和战略延续性，职业经理人走马观花，缺乏决断，进退失据，变成IVD企业的反面教材，成为IVD吃瓜群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正如《金域医学宪章》概述精神那样，追求卓越基业长青是没有终点的：

扎扎实实的步伐，永不休止的目标

金域医学要始终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向前进！要志存高远，积极进取，永不休止的追求更高目标。

要点九：起点的终点。高瞻远瞩公司的根本，在于转化核心理念和独特追求进步的精神，使之融入组织结构的所有层面，化为目标、战略、战术、政策、程序、文化习性、管理行为、建设蓝图、支付制度、会计制度、职务设计。一句话，化成公司的一切作为。

也就是杰克韦尔奇在商业的本质中概括的，协同性，使命、愿景、价值观的协同。也就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