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ICL行业价值思考

2022年，世纪疫情的第三年。新冠病毒就像幽灵一样，缠绕着这个疲惫的世界，闭上眼睛又时常被惊醒。

这场疫情改变了太多，但是好像又没有改变什么，它只是加速了历史的进程。

中国ICL的发展到今天的行业规模，是时代赋予的红利，只是有人站在了潮头。

总体上来说，ICL踩对了三次风口。

第一次：在监管的空白地带野蛮生长，这是需求驱动的商业模式成型。

第二次：政策和国家告诉发展的红利，监管政策逐步放开、国家GDP与医疗支出快速提升，实验室连锁化发展，实现从点到面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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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技术与资本催生的技术平台导向的增量，特别是以基因测序最为突出。

第一次和第二次红利主要的分享者是综合性实验室的小“巨头”们，而第三次红利大部分则由特检实验室吃进。

很多人认为，新冠核酸检测为行业带来了第四次红利，从行业业绩、资本市场认可、从业者收入等维度来看，确实新冠带来的收益远超前三次红利，但我更愿意把新冠核酸检测比作行业的一剂“**”。

在新冠来临前的2019年，ICL行业的增速已经明显下滑，全国各地市场格局基本奠定，留给新入局者的机会几乎没有。

新冠这一剂猛药，让大家疲于应付，也沉醉于社会的赞誉，似乎忘记了2019年业绩艰难的痛苦。

而每一次疫情缓解，大家回忆起痛苦并打定主意要重新出发的时候，疫情反反复复，再也没有人愿意提起那段我们差点不行的时光。

经济下行、财政收入不及预期、就业率下降、各个统筹账户资金紧张……可以肯定的是，接下来不短的一段时间，将会是所有行业、所有社会成员都需要勒紧裤腰带活下去的日子。

尽管一再强调，社会要在发展中解决矛盾，但肉眼可见的是发展失速、矛盾蓄积，蛋糕能否做大都成了问题，何谈去分蛋糕。

为什么要突然谈起ICL行业价值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到了要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分析了很多ICL企业的宣传材料，归类来说基本强调以下两个方向的价值。

对社会运行：降低医疗支出。

传统意义上，ICL标榜的降低医疗支出需要做一个逻辑推理：借助ICL的诊断服务，提高临床诊断的准确性（有时候是早期筛查、早期诊断），从而从大账上为社会降低了医疗支出。

假设这个逻辑是存在且合理的，那究竟ICL能够为社会节约多少医疗支出，这个账怕是难以算清。

但是ICL诊断服务是需要医保资金去支付的，每一个个体也是为ICL额外进行了支付（先不谈这一支付行为带来的收益），这些资金的总是一眼就能看到的。

这也是为什么部分地方医保不对ICL放开的原因。

降低医疗支出，不要靠逻辑推理，要实打实的让利给最终支付方，才能让社会真正认可ICL在降低医疗支出领域的价值。

这里有两点需要关注：各个地方医疗物价收费标准是最高限价，不是标准收费；医院不是最终支付方。

而这需要ICL充分发挥规模化生产的优势，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成本，实现沃尔玛式的以量换价。

对客户服务：帮助医生更好的完成诊疗行为。

主要通过为医生提供目前不可及的诊断服务来实现，不论是基层医疗机构，还是具备一定检验能力的大型医疗机构，都需要ICL提供诊断项目的补充。

同时，诊断大型医疗机构，更多的是需要利用LDT的优势，实现创新诊断产品的快速普及。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最不容忽视的是提供的诊断项目应当是具备较强的“刚需”属性。

ICL在国内近二十年的发展，诊断技术平台推陈出新，检验指标百花齐放，实验室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出现了不小的非临床需求驱动的营收模式。

不断加强对测序特别是肿瘤领域的不合理检查，其实也是代表了监管和医生群体的共同意志。

规范的创新、满足实际需求的创新、创造了诊疗价值的创新，才能走得长远。

我们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见证了大众对ICL从不认识到了解，从光环闪耀到深刻质疑。

ICL承担了太多，也收获的太多。

很多业内小伙伴对舆论的急转直下，充满不解甚至委屈，但是放大到整个社会当中去看，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在承受着苦难，ICL确实是少有的极大受益者；

同时ICL也是动态清零政策的基石。

当两种不同的声音出现，当社会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ICL只是恰巧被选中。然而这也给整个行业带来了冷静，是时候从虚无的满足感中走出来了。

一个能够长久发展的行业或者企业，一定是为社会源源不断创造新的价值的。

看见，见证，思考。

凌晨四点钟，我看见海棠花未眠。